论“盲视”中的中国古代发明
姚文俊
内容提要:该文阐明了中国先秦时期的老子发明创造“柔弱刚强”观,揭示出了“刚强胜柔弱”,和“柔弱胜刚强”、“刚强与柔弱交合为和”三大规律,并发明创造了“武术”和“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原因、过程,和内容。揭示了“盲视”老子的发明创造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
关键词:中国先秦 老子 “柔弱刚强” “武术” “无为而治”
如果问跻身世界文明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是什么,今天任何一个稍有文化的国人都会正确回答,这就是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确实,中国古代这四大发明令国人自豪了两三千年。然而,笔者今天要问:在中国,就只有这四大发明值得自豪吗?就没有比这四大发明更伟大的发明了吗?笔者坚信,不仅有,而且有远比这四大发明作用更大、意义更深远的发明。只不过这一伟大发明被国人“盲视”了,甚至至今国人都对此一无所知。那么,这一伟大发明在哪里呢?笔者回答,就在先秦老子的道学和《道德经》里。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对此,这里予以细细说明,以证笔者所言不谬。
老子的伟大发明创造是什么呢?
概括的说, 这就是,老子摒弃了“五行”、“八卦”等这些认识和解释世界的哲学方法,而别开生面,发明创造了“柔弱{阴}刚强{阳}”这一认识和解释世界的新的哲学方法。从而据此揭示出了“刚强胜柔弱”{即《道德经》中所指的“常道”。它是常识和公理},和“柔弱胜刚强”{即《道德经》中所指的“非常道”。因其讲“条件”}、“刚强与柔弱交合为和”{就阴阳哲学观来说,它是“常道”;但因其讲“条件”来说,则又是“非常道”。}这贯穿于自然、社会、历史的三大规律。其中,老子基于“柔弱胜刚强”规律而发明了“武术”。其旨在对霸道和暴政提供了物质批判的武器。反映为“以武制武”;老子基于“刚强与柔弱交合为和”规律,而发明了“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旨在“止戈为武”。老子的“无为而治”蕴含了“民本”,即“民主”政治。因为老子的“无为而治”除了要统治者做到无私、爱民之外,更要实现社会的契约管理。而正是在这种契约管理之中,社会方才能够实现老子所说的“绝圣弃智、绝巧弃利、绝学无忧”,而百姓方才能够做到自我认识、自我创新、自我发展。正是如此,故老子的“无为而治”,其本质上,就是“民主政治”的反映。
归纳起来,老子的伟大发明创造就是,在发明创造了“柔弱刚强”理论的基础上而揭示出了贯穿于自然、社会、历史的三大规律,并从中发明创造了中国“武术”和“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
那么,老子是怎么发明创造出来的呢?
关于“柔弱刚强”观。
为什么老子要用“柔弱刚强”来取代“八卦”和“五行”呢？
这是因为，“天、地、雷、火、风、泽、水、山”这“八卦”，和“金、木、水、火、土”这“五行”，它们原本就是“观物取象”的结果，是象数思维的产物。它们不过就是表现出了对“自然力”、对“神力”的顶礼膜拜和绝对服从，完全没有看到“社会的作用”和“人的作用”，即没有看到人的历史主动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导致了片面性。而老子的“柔弱刚强”观既可以将“阴”和“阳”具体化，又能使它们具有了可感、可知、可为的属性。这样一来，便在认识自然、社会、历史的时候，就会具体、生动，和主动得多了。正是如此,老子“柔弱刚强”的哲学，就能很好的将“自然”与“社会”、“人”与“历史”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也就是说，在老子看来，“八卦”、“五行”远没有达到与“阴阳”观相匹配的哲学抽象。
关于“武术”。
老子在认识“柔弱胜刚强”的“条件”之中创立了武术。
那么,老子“柔弱胜刚强”的“条件”是什么呢?
概括的说,这些条件,就是老子在认识“柔弱胜刚强”之中创造性的发明并引入了“有无”、“动静”、“虚实”等等哲学范畴及其变化规律。如“有无”观,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1］;又说:“有无相生”;又如“动静”观,老子说:“孰能浊以止？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又说:“静为躁君”［2］;再如“虚实”观,老子说:“至虚极，守静笃”［3］。这是从认识论来说的。又说:“万物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 “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折”［4］。这是从方法论来说的。
那么,这些范畴的变化规律是怎样的呢?
其根本的一点,在老子看来,就是“阴制约阳”。即为“无制约有”、“静制约动”、“虚制约实”。这种制约表现在,一是阴、无、静、虚是大象无形的东西,其变化不定。而阳、有、动、实是成象,有形有状,其变化已经定型。故就变化来说,无形大于有形;二是无形的东西它针对有形的东西而来,它可以变得更快、更大、更强,从而制服有形的东西。
其表现在打法上,从认识论来看,则讲“打阳不打阴”、“打有不打无”、“打动不打静”、“打实不打虚”;从方法论来看,讲打“萌芽——鼎盛——枯槁”发展过程中的“萌芽”和“枯槁”阶段。而对“鼎盛”阶段则不能打。因为,打此,就会出现以“阳刚”对“阳刚”的状况,而违反了“柔弱胜刚强”的理念,并成了武术之大忌。
而正是基于如上的条件老子揭示出了“武术”的内在的“七大打法原则和法则”。这就是:“见实{认识论中的实}则打及避实{方法论中的实}就虚”、“桩及桩法”、“动中求打”、“以静制动及以动逼静”、“打在机前和打在机后”、“打无绝打”、“在一定条件下无打”的原则和法则［5］。
其中,老子发明创造了“桩”,并形成了“打桩”的理念。
什么是“桩”？在《道德经》中，老子说：“此两者{指“阴”、“阳”}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6］；又说：“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尽}”［7］。这些，都是老子对“桩”的表述。
具体说，在老子看来，“桩”，就是“阴阳”、“虚实”及其“变化”观在武术上的形体表现。即是说，如果“阴阳”、“虚实”及其“变化”是其内在本质的话，那么，“桩”就是其外在形式。而从“桩”的特点来看，一方面，它犹如各种招式，即手法、腿法的“发射机”，即为老子所说的“众妙之门”。故有桩就有打；另一方面，它犹如与敌交锋的“阵地”，或“根据地”，即为老子所说的“天地根”。“阵地”在，“根据地”在，就不为输。故也表现为有桩就有打。而“打桩”,就是旨在打破对手的“阴阳、“虚实平衡”，使之“变化紊乱”，并且起不到“发射机”和“阵地”的作用，而导致了“桩”不复存在，甚至导致了“倒桩”{倒地}。
桩的变化遵循二进位制运算法则,故变化神速莫测。对此,有老子秘诀,曰:无极生太极,太极变两仪,两仪变四相,四相变八卦,八八六十四卦,其中通阴阳。
桩有“阴”和“阳”,当其与对手的一个“阳”交合时,便能生出卦象,即为打有结果,有胜负。这就如老子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8]。
运用桩,可以打出“无中生有”,可以打出“声东击西”,可以打出“步步为营”、“擒贼先擒王”,可以打出“诱敌深入”、“八面埋伏”,等等。
故从老子“桩”和“打桩”的理念来看,“武术”的本质就在于打阴阳、虚实及其变化。
同时,在老子看来,“打桩”必须做到“打机”。
什么是“机”？直观的说,“机”就是“有”、“动”、“虚”{虚弱}的三位一体。打此机会,就能做到事半功倍、以一当十,实现柔弱战胜刚强。
实战中,打机要做到“一看二治三打”。其中,“看”,就是要选择好有利于打的时机和机会;“治”,就是要制服或者避开对手的锋芒,使之处于被动;“打”,就是以合适的打法手法打之。其中,“治”与“打”连结极快,几乎就在同时。这就是“盘破”武术打法之真缔。
在《道德经》中，老子还揭示出了“三种武术境界”。这就是：“微明”、“袭明”、“明”的境界。
对于“微明”境界。即为“诈术”境界。老子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9］。以此用于武术，就讲设置“陷阱”。即如表现在“进退”上，则讲“欲进则先退，欲退则先进”；在“攻守”上，则讲“欲攻则先守，欲守则先攻”，等等。在老子看来，这“微明”境界只是懂得“柔弱胜刚强”道理的“下乘”境界。
对于“袭明”境界。它是通过“打法原则与法则、方法与技巧”而实现的。老子说：“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10］。以此用于武术，就讲要熟练的运用武术的打法原则与法则、方法与技巧，使得打法干净脱俗、不拖泥带水，和懂得武术的得失成败道理。在老子看来，“袭明”境界虽然它合符“柔弱胜刚强”规律，但是，它只属于“中等”境界。
对于“明”境界。它是通过“德”而实现的。老子说：“见小曰明，守弱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为习常”［11］。以此用于武术，就讲“不战而屈人之兵”,并以“德高”而实现。对此，老子说：“含德之厚，比之赤子。蜂虿虺蛇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12］。同时，老子又说：“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13］。故在老子看来，“见小曰明，守弱曰强”，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方才是完全符合“柔弱胜刚强”的“上乘”境界。
在老子看来，懂得了上述的三种境界的道理，就能够做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和做到“治大国若烹小鲜”。
老子不仅有武术理论,更有武术实践。据盘破门师传,那种外形上讲“狗脚猴手,虎背熊腰”而内里讲“打阴阳虚实,打桩打机”的拳法,就是峨眉武术的初形,为老子在峨眉山所创。据笔者研究,老子西出函谷关后便来到了峨眉山九老洞。期间,在创立“道教”的同时，创造出了“盘破”武术拳法。
关于“无为而治”。
老子针对周公的《德篇》思想而提出了“无为而治”。
周公的《德篇》是对“王道”的规范,它讲“敬天”、“保民”、“明德”、“慎罚”。从中可见，在“天”与“民”的关系中，“天”是第一位的，而“民”是第二位的。且制约西周“王道”的根本在于“天”。在这里，“王”与“天”、“神”就联系了起来。这时，天的意志，就是神的意志，也就是王的意志。由此，便产生了神权与王权相统一的专制和独裁。同时,周公讲的“德”则是以“天命”、“礼制”为核心内容的。它虽然讲天子要“自律”,但是这种自律仅仅表现为修养性的东西而与制度等无关。
对此,在老子看来，“王道”不是受制于“天”，而是受制于“刚强胜柔弱”规律的。同时,老子认为，社会存在着天子的“自律”与百姓的“民得”之间的矛盾。其间,虽然天子的自律表现为“明德”,即明确了德的规范。但是，由于这种规范完全是建立在神权统治的基础之上的,故它不可能为百姓所左右,不可能使“民得”,即百姓应该得到的利益落在实处。正是这种矛盾的存在就引发了社会的“武、戈不息”,这就是社会的本质。
老子认为，“王”、“统治者”，以及统治者意志所赖以的物质基础，它们可以抽象为“刚强”，故归结为“阳”，而“百姓”、“被统治者”，则抽象为“柔弱”，归结为“阴”。而这样的“阴”与“阳”的统一，正构成了“社会”。
在老子看来，“刚强”永远属于“王”和“统治者”,而“柔弱”永远属于百姓和被统治者,故一部社会历史就是“刚强胜柔弱”的历史。其间,虽然有“王”的不断更替，但这也更证明了“刚强胜柔弱”在历史发展中的不可动摇性。
而如何止息社会“武、戈不息”的状况,以保社会的安定和生产的发展呢?
对此,老子针对“刚强胜柔弱”而了提出了“柔弱胜刚强”思想，而且,老子在“阴{柔弱}阳{刚强}交合为和”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即老子在对统治者的“德”的批判之中,老子提出了自己的崭新的“德”和“德治”的思想。
那么,老子的“德”和“德治”思想的本质内蕴是什么呢?
对此，老子在《道德经》中明确了“德”和“德治”的要求和规范，主要就是：
一是树立“忘我”、“后生”观。
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14］。老子认为的生之畜之的指的就是“道”，这里代指为“政权”、“权力”。即认为，当“政权”、“权力”产生出来之后，不把它据为已有，不为个人所依赖，不以个人的意志去主宰它，这就是极其高尚的品德。老子又认为，只有做到“忘我”，方能实现“有我”。故老子说：“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
二是树立“爱民”、“民心”观。
老子说：“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认为，将个人的利害得失与天下苍生的命运连在一起的人，方才能够得到百姓的爱戴和拥护；以爱天下苍生为已念的人，百姓才会相信他，并靠他为百姓办事，百姓方才放心。特别是，老子又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15］。老子认为，圣人，即“王”的思想虽然是经常处于变化之中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变化，都要把百姓的心思作为自己的心思，以顺应百姓的意志。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德善”、“德信”。
三是树立“契约”、“契约管理”观。
老子说：“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老子认为，靠“和解”、“调解”等办法，可以了结大怨，而不能了结余怨、小怨。这是不好的办法。因此圣人最重要的是，要凭借契约来调解，这样一来，既不会责备于人，当事双方也不会互相指责，而“怨”也就会顺利、彻底的解决了。进而，老子又说“有德司契，无德司彻”［16］。老子认为，“德”是通过凭借契约办事所表现出来的，无德的人才会凭借诸如法令等等这些东西。故按照契约办事，方才能够做到对等、公平，而体现出“以契彰德”、“以德服人”，和做到“德善”、“德信”。而且,老子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17]。即讲要把契约贯穿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以之实现“契约管理”，这样一来,社会的平等、公平才会有了制度的保证。
可见,老子的“德”和“德治”的思想与西周的“明德”思想有了本质的区别。
正是老子提出的“德”和“德治”的思想和主张而构成了止息社会“武、戈”,和保持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的“唯一条件”。
为什么说是“唯一条件”呢?
因为在“刚强”{阳}与“柔弱”{阴}交合而出现“平衡”的状态只有一个。
这个平衡就是,在老子看来,只有统治者实行“无为而治”时,其“刚强”就在向“柔弱”转化，而同时百姓也在由“柔弱”向“刚强”转化。它们这样相向变化的结果,就会出现阴阳之间的相对平衡。这种平衡的标志,就表现为统治者与百姓在政治立场上的一致性,和对百姓理应得到的利益能够兑现和落实。由此,就会使得社会出现“和谐”［18］。这样一来,就会止息社会的“武、戈”，实现社会的安定,促进生产的发展。这就是老子的“止戈为武”的思想。
无疑的,老子上述的发明创造是科学的、正确的。因为从逻辑来看,老子的“柔弱刚强”观生有了“刚强胜柔弱”——正,“柔弱胜刚强”——反,“刚强与柔弱交合为和”——合。可见,这种正反合不仅反映出了老子的“柔弱刚强”命题的周延性,并且揭示出了其命题的辩证性。而且,老子对“条件”的揭示,完全也符合规律的自身要求。
老子的“柔弱刚强”观既能解释和认识自然,又能解释和认识社会。这就是黑格尔苦苦寻找而不得的所谓“绝对精神”。殊不知,早被三千年前的老子发现。故老子的哲学造诣非同凡响。
无疑的,老子的发明创造远比四大发明作用更大、意义更深远。
因为,老子的“柔弱刚强”观将中国先秦的阴阳哲学推上了顶峰,并成为了认识和改变世界的有力的物质武器。同时,老子的“以武制武”,和“止戈为武”思想,它们则缔造出了中国的“武学文化”。而正是这种武学文化则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根基和脊梁。
难道不是吗?
历史的看,老子的“武术”演绎出了“兵法”,从而开启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以兵法和智谋为表现的“战争文明”;同时,老子的“武术”开启了中国的“道家武术”。其中,峨眉盘破武术流传到现代。时至今日,中国武术令世界瞩目。老子的“无为而治”于西汉初期的“黄老之术”出现而萌发。它的出现,使得西汉初期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了生产和经济,并为汉朝的民富国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应该看到,老子的“武术”不仅限于反抗强权和暴政,而更在于“保种”和“保族”;老子的“无为而治”倡明“民主”和“民主制度”,这就可以在体制上为百姓的创造发明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和保证。起眼看看西方近现代,其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下,包括了蒸气、电子、核子、光、声、生物化学等等方面的创造发明就远比中国的发明多得多。这就是社会政治和体制先进带来的结果。因此,打个比喻的话,如果说老子的发明创造是“本”的话,那么,四大发明则只能是“末”。可见,老子的发明创造远比四大发明作用更大、意义更深远。
而千百年来为何国人对老子的发明创造视而不见呢?
说起来真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具体说,其原因有三:
第一、老子对“武术”实行了保密。
老子在《道德经》中明确说:“国之利器不可示人”［19］。即讲建国、立国、守国、卫国的思想和方法不能外传。显然,这国之利器是与老子的武术、武学思想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老子保密了他的“柔弱胜刚强”思想和理论,保密了他所创的武术拳法。
老子这个保密在《道德经》中得到了印证。《道德经》开宗明义说:“道可道,非常道”。其中,第一个道指的是规律,第二个道指的是论证或者说明,第三个道也指的是规律。即讲可以用论证或者说明所证明的规律,就不是一般性的规律,而是特殊性的规律。但究竟是什么样的规律,这里没有明说。而只有把握全文的中心意思之后,方才能够明确,这就是揭示出了“常道”-——“刚强胜柔弱”,“非常道”——“柔弱胜刚强”和“柔弱与刚强交合为和”这三大规律。其中,对于“常道”,因连三岁的娃娃都懂,故不在老子研究的范围。然而,对于“柔弱胜刚强”规律老子通篇都在对其进行哲理性的证明,比如用“水”、“婴儿”、“小国”、“国人暴动”等等。同时,在《道德经》全篇中明确说出“柔弱胜刚强”这句话仅在说到“诈术”境界时似乎不关痛痒但又震聋发馈的提过一次。
由于老子有意保密“柔弱胜刚强”思想,加之《道德经》用的又是韵文体的形式,言简意赅,思想跳跃性大,这就是《道德经》难读难懂的原因。
第二、孔子及其孔孟之道歪曲了老子的道德思想。
首先,孔子对老子的“德治”,即“无为而治”置疑,认为其不合时宜。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20］? 孔子把老子的“无为而治”等同于了舜的“无为而治”。而舜的“无为而治”是什么呢?这诚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所概括的那样，即：“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孔子认为，“无为而治”它只有在舜的时代才会实现，而在现在“礼崩乐坏”的东周列国时期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于是，孔子主张“克己复礼”,讲仁爱忠恕,等等。
其次,孔子篡改了老子的“道”、“德”思想,而提出了“伦理道德”。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1］。显而易见，孔子的“道德”思想是落脚在“无耻”、“有耻”上的,而与老子的“道、德一统”、“以德治道”的思想完全不同。显然，孔子偷换概念的结果，将周人以来的“道”、“德”思想引向了“伦理道德”的范畴，这不仅使得“道”“德”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来说被极大的缩小了,而且从根本上歪曲了老子“道”、“德”的原本意义。
最后,孔孟之道诬蔑老子的“道”、“德”思想为“君王南面之术”,而被儒家所不耻。
正是如此,在西汉中期,当儒教成了统治思想之后,老子的“道”、“德”思想便流落于民间,同时,在为孔、孟圣人立言的朝朝代代科举考试之中,老学一直被拒之门外,故在这长达两千年的时期中,无人问津老子思想及其《道德经》,致使老子思想完全被国人遗忘。
第三、现代学者、教授都不懂武术为何物。
虽然老子的保密不允许外传,但是,老子在创道教后,其门下弟子应该是知道这个秘密的,且内传也是必须的。由于老子在峨眉山所创的道就是武术、武学之道,而这武术、武学之道就是《道德经》之外的实践,因此,老子的“道学”和《道德经》是密切联系,而且是互为补充的。也就是说,不懂老子的武术、武学,则不懂老子的《道德经》。换句话说,只有将老子的“道学”即武术、武学,与《道德经》联系起来看,方才能够完整、准确的把握好老子思想。
但是,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开始,中国武术就逐渐整体消逝了。究其原因,是“阶级斗争”将中国武师通通扫地出门,并禁止他们传艺带徒。须知,中国武师就是中国武术文化的载体,故一当中国武师的消逝,那么中国武术文化便随之消逝。虽然有武术学校,甚至还有大学武术系,但同样在“阶级斗争”的氛围下,即使有懂“抢手”{两人对打}的老师,他们也不敢真教,学生也不敢真学,于是学校教育走上了一条“重套路,轻实战”的形式主义之路。难怪今天有人谓中国传统武术是“花拳绣腿”。其流弊所及,就是在今天的中国擂台上打的仍然是“刚强胜柔弱”,只讲“打力”,完全是一派蛮打、浑打、乱打。而且,他们拿来了西洋的打法,拿来了西洋的规则,拿来了西洋的礼仪,而完完全全将中国擂台变成了西洋文化。正是如此,在连中国武术系的教授、学生都不懂中国武术的背景下,其它门类的学者、教授难道说还懂武术吗?正由于学者、教授对中国武术根本不懂,对“柔弱胜刚强”理论根本不懂,故他们根本就不可能读懂老子的《道德经》。如此,他们又怎么能够认识到老子的伟大发明创造呢?
老子的道学经三千年的流传,其传人当是凤毛麟角了。然而,有幸的是,1966年笔者拜师张富恒偷偷学得了峨眉盘破门拳法。张富恒特别开明,一开始就教“抢手”,讲手法、讲打法、讲口诀、讲理论,笔者得益甚深。在笔者的武术生涯中,“抢手”不下两百场{次},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几无败绩。历史的看,盘破门“抢手”有着光辉的传统。笔者的祖师叔谭普连于1923年夺得重庆擂台金章、祖师叔吴绍基于1925年夺得成都擂台金章、祖师叔肖克明于1926年夺得资州擂台金章、祖师爷九和尚僧焕然于1927年夺得重庆擂台金章。1928年,他们四人代表四川,由四川省武术馆刘崇俊带队赴南京参加了由蒋中正任主考官的“国考”之“拳脚”比赛,成绩均合格,命名“壮士”。特别是,当得知这四人皆为笔者曾祖师爷肖天禄的门下弟子后,一时引得武林轰动。由此,“国考”结束时,南京国术馆馆长张之江留下刘崇俊专门整理四川盘破门的上报材料,以图研究和推广。正因为笔者的这些经历,故一读《道德经》便倍感亲切,并在《道德经》中对所学过的打法中的很多概念、口诀、理论等等找到了出处和根据,由是对认识“柔弱胜刚强”的打法豁然开朗,并由此发现了老子的伟大发明创造之所在。
有人认为,武术是冷兵器时代的产物,已经过时。此说大谬不然。老子所揭示的“柔弱胜刚强”的哲学理论,从其内函来看,不管是冷兵器时代或者热兵器时代,不管是抢手或者战争,不管是古代战争或者是现代战争,它们的打法理念都是共通的,正所谓“打同一理”,但只不过在其外延上有所区别罢了。比如,抢手的打法外延是:身高、体重、力量、灵活等等主客观因素和条件;古代集团战争的打法外延是:“天”、“地”、“将”、“法”等等主客观因素和条件。因此,老子所创的“柔弱胜刚强”的哲学理论,它应规律而生,并将随着规律的存在而永存。
所以,历史应该铭记:中国先秦时期的老子发明创造了“柔弱刚强”观,并据此揭示出了“刚强胜柔弱”,和“柔弱胜刚强”、“刚强与柔弱交合为和”三大规律。发明创造了“武术”和“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
引文注释:
［1］84［2］57［3］37［4］136［6］5［7］18[8]87［9］75［10］59［11］103［12］107［13］112［14］102［15］98［16］141[17] 61［19］75 李耳 道德经 北京 燕山出版社 2009
［5］643-653 姚文俊 徐家明 《老子是中國武學即武術散打和文化的締造者》 韦燕 《中国党政企干部优秀论文选》{卷四} 北京 中国新闻出版社 2004
［18］1-4 姚文俊 《論老子“和諧”社會思想》 《當代文化與教育研究》 2008 第9期
［20］卫灵公第十五［21］为政第二 孔子 《论语》 视频-古诗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