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容置疑，关于社会运行规律的认识，当今有两大理论高峰，一个是自由主义，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就理论本身内在逻辑严密性和理论体系完整性而言，它们都符合理论构建的两大标准，即：“寻找到了理论赖以建立的不可还原的核心概念和范畴，通过某种方法或路径在这些概念或范畴之间建立一系列因果联系……从而有了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王正毅著《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具体说来，自由主义建立在人性和资源无限性这两个核心概念与范畴之上，马克思主义建立在人性与资源有限性这两个核心概念和范畴之上，两者都以权利平等为是非标准，确立并构筑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则和框架，前者是完全竞争，后者是绝对公有制。

　　现实中，各国的经济政策却不是单纯自由主义的，也不是纯粹马克思主义的。在西方，自凯恩斯以降，就是福利政策和新古典综合体系唱主角；在东方，以中国为代表的，改革开放则形成了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前者是用功利主义消解自由主义导致的社会两极分化；后者，则是给自由主义生存的空间以缓冲马克思主义带来的经济僵化。这是现实的需要，是社会得以运行的必要选择。但是，从理论上来说，却不能满足理论构建的两个标准条件，不能形成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因此，当今西方的经济学被称作是宏观与微观脱节的经济学，如斯蒂格利茨所言：“在实质上，这（指新古典综合体系）就是把经济学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在一个部分中……宏观理论便能够适用；在另一个部分……微观理论就发生作用。这种二者相互独立而又很少关联的理论体系在教科书的写作和课程的教学上得以反映出来，先讲微观、后讲宏观，或者把次序颠倒过来都是无所谓的事情。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经济学者们已经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分割提出了疑问。”而东方的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是在回避和搁置“主义”之争的前提下，“摸石头过河”的产物，既不能回答公有制哪里错了，也不能给予私有制新的理论定性，一直在“猫论”的实用主义围栏里兜圈子。相较于迄今为止人类认识社会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大理论高峰，这种状态显然处于理论的“洼地”水平。

　　这样的理论“洼地”，表现在一切以利益为价值判断，没有统一的是非标准，给出的是即时的政策主张和策略，因而在学界看来就是没能揭示事物的规律性，没有形成具有终极意义的理论体系，其实质则是反映了人类对事物认识上的不足。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是，当人们无论奉行自由主义还是秉持马克思主义，却在实践中搁浅或者碰壁后，找不到新的理论体系来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不得不打破既有理论的束缚，退缩到以图生存和求利益为导向的政策和策略上来。

　　作为一般政治经济学的延伸，国际政治经济学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一方面同样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大理论体系高峰耸立，另一方面则是现实主义的“低档位”游离，正如《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王正毅著）中评价，“（现实主义）没有象前两个流派那样建立起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更多停留在政策主张层面。”

　　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大理论体系的对峙，标志着人类对自身所处社会的认识陷入了严重分裂的境地，如果找不到两大理论体系所赖以构建的共同基础，从而在更高的层面把两者统一起来，人类将一直盘桓在“洼地”之中。

　　“动态资源论”的横空出世，改变了这个局面。“动态资源论”找到了两大理论体系赖以建立的共同基石，即人性中的权利平等法则，以资源动态性的发现统一了两大理论体系在资源认识上的分歧，在两大理论体系高峰之上，实现了人类认识自我的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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