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圭武智库建言(五十五)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中国粮食安全对策


 

     宋圭武智库建言(五十五)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中国粮食安全对策

 

内容提要:粮食安全是最为重要的国家安全。目前,我国粮食安全面临重大隐患,需要高度重视。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何解决好粮食安全问题,需要高度重视现代农业建设,需要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重中之重。目前,我国农业发展和粮食生产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低”、“大”、“差”三大方面。如何解决好这三大问题,需要通过合作化、订单化、生态化等众多手段重点解决。另外,要建设现代农业和保障粮食安全也需要我们充分发挥好社会主义这个最大制度优势。

    关键词: 粮食安全  乡村振兴  现代农业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说: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掌握了世界。”和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网络安全等重要的国家安全相比,粮食安全是最为重要的国家安全。国无粮不稳,没有粮食安全,就必然没有国家稳定基础,发展也就无法谈起。

目前,我国粮食安全面临重大隐患,需要高度重视。从粮食供给方面看,2017年粮食进口总量已超过了我国2017年粮食总产量的五分之一。虽然2003-2017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连年增长,进口量不断攀升。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2017年中国粮食累计进口13062万吨,较上年增加13.9%,进口总量创历史新高。其中大豆累计进口9553万吨,稻米累计进口403万吨,小麦累计进口442万吨,玉米累计进口283万吨。从粮食需求方面来看,未来中国面临巨大需求压力。中国人口众多,2013年已达13.54亿。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最新预测,到2020年,按14.3亿人口、人均消费409公斤~414公斤计算,总需求量将达到58487万吨~59202万吨,按照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估算,届时国内粮食供给(不含大豆)的缺口将在4000万吨~5000万吨。若按国务院公布的粮食白皮书《中国的粮食问题》公布数据,按人均占有400公斤计算,预测2030年中国的粮食总需求量达到64000万吨左右。另,随着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膳食结构也将发生相应变化,对粮食以外的其他农产品消费需求也会逐年递增。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将要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庞大的粮食需求市场,粮食安全面临巨大挑战。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何解决好粮食安全问题,需要高度重视现代农业建设,需要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重中之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加快农村发展、改善农民生活、推动城乡一体化的重大战略,要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中之重,把生活富裕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中心任务,扎扎实实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好。”

目前,我国农业发展和粮食生产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低”、“大”、“差”三大方面。所谓“低”,主要是农业生产效率低,竞争力缺乏,农民种粮不赚钱,粮食种植面积不断减少,越来越多人不愿种植粮食。所谓“大”,主要是农业风险大,一是来自自然的风险大;一是来自市场的风险大。来自自然的风险主要是自然灾害。来自市场的风险主要是价格波动。而目前价格波动的风险对农民的伤害更大。价格波动导致农产品蛛网效应严重。比如西红柿,贵的时候是一斤几元,便宜的时候才几毛钱,有时甚至烂在地里也没有人要。再比如,有些农民看当时市场行情大种果树,种了七、八年才挂果,由于大家一哄而上,最终导致市场价格又大跌,一些农民又不得不大面积砍果树,七、八年的土地投资等于打了水漂,损失巨大。目前,可以说大多数的农产品包括粮食产品等都遭遇过或正在遭遇类似情况,价格能稳定的农产品很少。这种农产品需求价格的不稳定和反复波动,不仅严重造成了农业投资的重复浪费,也导致了农产品供给的不稳定性,建设现代农业,必须要解决好这个大问题。所谓“差”,主要是一些农产品品质较差,不生态环保,质量亟需提高。

如何解决好这三大问题,需要通过合作化、订单化、生态化等众多手段重点解决。

要解决生产效率“低”的问题,重点是要推进农业的合作化建设目前,我国农业生产效率不高,与缺乏分工合作有极大关系。建设现代农业,一定要努力促进小农户和现代生产方式有机衔接,要变一家一户分散生产方式为合作生产方式,要向农业的规模化和分工化要效益。如何推进农业合作化,需要政府发挥好主导作用,需要政府强力推进,需要建立起一些真正具有合作性质的生产组织。另外,我国农业生产的合作模式,既不能照搬美国的模式,也不能照搬日本的模式和欧洲的模式,应基于中国农业的各种约束变量来选择,包括人地关系协调、城乡关系协调等。综合来看,我国的农业生产合作,应体现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多元混合特征,尤其要多发展一些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相结合的合作形式。另外,在推进农业生产合作建设过程中,要进一步加强收益分配制度合理化建设,要提防资本权力对劳动权利的过度侵蚀。国家应多出台一些保护农业劳动者权利的政策和法律。应实现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让更多农民享受到发展的好处,让更多农民富起来,而不仅仅是少数资本所有者获大利,大多数农民获小利。

要解决市场风险”的问题,重点是要推进农业的订单化建设这里的订单化含义,主要是指通过政府有关部门协调联系安排,在农业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尤其是粮食市场)广泛建立稳定的供销通道(类似部分统购统销)。通过这种在大量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稳定建立订单的方式,可有效消解市场需求风险波动,进而可有效提高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生产供给的稳定性。同时,对于订单农业部分来自自然灾害的风险,可通过进一步完善农业保险制度来解决,最终将农业风险降到最低程度。目前,大数据平台和互联网的普遍运用,也为大面积推进农业订单化建设提供了先进的技术基础。

要解决农产品品质“差”问题,重点是要推进农业的生态化建设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农业现代化,核心和灵魂应是生态化比如,有机械化,有企业化等,但若生产的农产品不能吃,或吃上对人伤害大,这样的农业现代化本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另外,有生态化,农业不仅有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而且也有经济效益。因为具有生态化属性的农产品,必然具有更广阔的市场需求基础。如何推进生态化,第一,在农业领域,一定要把绿色发展理念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央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是一个总框架和总指导,其具体应用应结合不同产业和不同区域实际情况,体现不同重点要求,不能一个模式照搬到底。对落后地区而言,应更加突出创新理念,因为创新是落后地区实现跨越发展的必要条件。对区域经济而言,应重点放在促进协调发展方面。对农业产业而言,则应更加突出绿色发展理念。第二,发展生态农业,要更加注重传统农业的优势。农业技术的开发应采取稳健原则,不要轻易否定传统的东西。所谓传统,其实就是经过多少代人检验稳定下来的东西。既然是稳定的,必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里面,就不要冒然对其全面否定。我国是传统农业大国,有着丰富的传统农业经验,应积极开发和有效利用。第三,国家应加大对农业生态化方面的技术帮扶力度。国家对农业生态化方面的发展支持,既要重资金支持,更要重技术支持。从实际看,技术帮扶效果要更好。因为资金帮扶是一种间接帮扶,是否能产生生态效益,并不具有直接确定性,同时,还容易产生寻租行为,而技术帮扶则可以克服这方面的缺陷。为此,国家应探索建立和完善对农户农产品生态化技术的无偿帮扶制度。同时,国家应积极鼓励农业科学技术人员多下乡,多到田间地头第一线去调研,在坚持生态化总原则下,根据不同地区资源气候等情况,进行适宜当地的农业技术开发和研究。第四,要建立更加完善的农业效益考核指标体系。农业产业效益考核指标的设置应把生态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第五,推进生态化建设方面,需要发挥好典型示范的带动作用。在全面推进生态化有困难的情况下,各地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先积极探索建立一些示范企业、示范农场、示范基地、示范商店等,然后通过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农业生态化建设全面推进。第六,积极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实现以工补农的有效产业组织形式。通过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等产业的有效集聚和整合,既有利于农产品自身市场价值的增值,同时,通过产业之间的互相制约和互相促进关系,也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农产品的生产品质。

另外,建设现代农业和保障粮食安全也需要我们充分发挥好社会主义这个最大制度优势。新时代,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有利条件和必要性是: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提供了良好技术基础,比如网络技术、通讯技术、大数据技术等的快速发展,为国家宏观调控农业经济提供了极大便利;二是农产品需求不同于工业品需求,有更大需求稳定性,这也为更好发挥国家宏观调控作用提供了需求基础;三是农业产业尤其是粮食产品的公益性特征和弱势性特征也客观要求应更好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积极作用;四是要实现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目的,也客观需要国家进一步加大对粮食生产和流通的计划管理和调控力度。

如何充分发挥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一是要坚定坚持党管农村的原则,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要进一步健全党管农村工作领导体制机制和党内法规,确保党在农村工作中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为建设现代农业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二是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真正体现在现代农业建设的各个环节和各个阶段。要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把维护农民群众根本利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三是要进一步创新农业经营管理体制,要发挥好计划和市场两方面的优势,要努力实现计划和市场的有机结合。这里中央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们不应理解成一切都市场化,而是应理解成在市场有效区间内(因为市场存在无效区间,比如在公共产品、垄断、信息不对称等方面),要让市场充分发挥决定性作用,而在市场失效范围内,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具体在实践中是选择更偏重计划,还是选择更偏重市场,这里有一个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的比较问题。若选择计划,比选择市场,社会收益更大,同时社会成本更小,我们就应选择计划。若选择市场,比选择计划,社会收益更大,同时社会成本更小,我们就应选择市场。具体到产业和行业方面,我们应根据不同产业和行业特点进行选择。比如,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行业,如水、教育、医疗、军工、疫苗等,就应更多政府主导,应进一步加大计划管理和调控的力度。像自行车、衣服、珠宝等产业,则可以放开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有些产业,比如农业,我们可以将市场和计划结合起来,可探索实行半计划半市场农业经营管理体制,也就是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从生产到流通、到消费,可实行部分计划管理和部分市场调节相结合方式。把农业(尤其是粮食)完全交给市场调节,这对一个人口大国,要确保粮食安全,是十分危险和不可靠的。四是要大力发展集体经济,要把“统”的优势和“分”的优势真正有机结合起来,不能只有“分”没有“统”,或“统”空壳化。五是要努力培养一支真正爱农村、懂农业、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要把最优秀和最有经验的干部派到现代农业建设第一线。尤其是要多派农村出身的干部多到农村工作或多到农村管理部门工作。要进一步完善干部的业绩考核制度,要把粮食安全列为重要的考核指标。要大力提拔人老实又善于苦干的干部。

作者简介: 宋圭武,国家二级教授,甘肃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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