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工厂》里我能感受到奥巴马的矛盾和挣扎


       摘要:借助于《美国工厂》的镜头,我们能够感觉到奥巴马的矛盾乃至挣扎:一方面对美国过过度强大的工会和企业庞大的福利支出,而诱发的极端无效率感到失望,乃至绝望,同时却对中国的效率充满羡慕之情。他明显承认一个事实,过度强大的工会和过度的福利,只能导致没有效率,最后只能是企业破产,是更多工人失业。另一方面是,作为左翼领袖,又不能、也不愿像撒切尔夫人那样大吼:搞坏国家的就是你们这些工会份子。他内心真实的想法应该是,效率与公平这二者该如何平衡。

 

 

作者:政经天一楼主韩和元

 

 

1、引子:

 

最近一部名为《美国工厂》的纪录片火了。

大火的原因,大抵有二:

1、它记录了“玻璃大王”曹德旺去美国投资建厂的曲折经历;

 

 

 

2、更因为是它的制作人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故事发生于2008年12月23日,这一日距离当年的圣诞节前夜只剩一天。
按照以前的惯例,这一天的俄亥俄州的代顿市 (Dayton, OH) 本应是欢快、祥和的,但一桩新闻让整座市镇蒙上了一层阴影。
新闻的内容是,位于当地市郊莫兰 (Moraine) 的通用汽车工厂要关闭了。事实上,早于2005年开始,工厂就一直在减产,在不断的取消员工班次。但情况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改善。到2008年下半年时,停产的通知终于到来。
12月23日,这座曾经只需58秒就可组装下线一台雪佛莱皮卡的产线,正式宣告关闭。这一决定,无疑使得这座极度依赖这家工厂的市镇,迎来了史无前例的打击。
那些失去工作的人们,聚集在旧工厂门口,开始了祈祷。他们感谢神明,感谢祂给予他们阳光和寒冷的空气,同时祈求祂的指引,度过艰难的日子。
之后就是漫长的等待,直到六年后,情况才发生改变。当然,前来拯救他们的既不是神明,也不是美国政府,而是一位来自遥远中国的企业家。这位不远万里造访这座锈带 (Rust Belt) 城市的中国商人正是福耀玻璃的董事长曹德旺。
当曹德旺计划投资10亿美元在美国建厂的消息传出,国内舆论一片哗然。当有记者问到,为何福耀会选择美国时,曹德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在美国,蓝领工资是中国的8倍,白领工资是中国的2倍多,但是他们的能源、电价是中国的一半,天然气只有中国的1/5。现在中国的制造业也面临着人工贵的情况,我们四年前跟今年比人工工资涨了多少呢?涨了3倍上来。
正是这笔账,使得曹德旺认为,投资美国无疑是一件划算的买卖。
中国老板寻找到了一个适宜的投资目的地,美国的各级政府解决了让他们为之焦头烂额的就业问题,而那些失去工作、房子被银行收走不得不住在朋友家地下室和无力就医的失业工人也将获得工作。看起来这根本就是一桩堪称完美的生意。

 

 

2、中国模式VS美国模式?

 

理想很丰满,遗憾的是现实却很骨感。跟随《美国工厂》的镜头,我们看到的是,海外工厂更复杂的一面:
首先表现在中西方文化的冲突。镜头下,曹德旺主席可以任何理由,比如风水,对工厂作出任何改变,比如高度和位置不令他满意的室内消防警报器,以及斥资3.5万美元购置并准备安装、但在曹德旺看来“朝向不对”的仓库大门。这一情况都在纪录片中有所体现。
其次表现在管理模式的差异。镜头下,一位工龄接近30年的美方员工表示,自己在通用20多年时间从未发生过工伤,而到了福耀玻璃美国公司,第一年就被碎玻璃划破了大腿,导致轻度残疾。主管还在和摄像师解释着为什么会发生碎裂,就听到工厂另一边发生了事故,一位员工只佩戴着基本的护目镜和手套,拿着一块还没有完全碎掉的玻璃走了出来,身上的衣服染着血迹。而在福耀的中国工厂里,工人在毫无防护措施的条件下,却在那分拣废旧玻璃。这让来总部受训学习的美国中层干部感到不可思议。为此有位美国中层不得不感慨:“我感到,我们是一个……巨大的星球。一个有些分裂的世界……但我们仍然是一体的。”
也正是因此,有人甚而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美国工厂》讲述的根本就是一个有关野蛮、血汗工厂的中国模式和文明、人道的美国模式之争。对于这种观点个人认为,这是颇值得商榷的。原因很简单,今天中国工厂里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事实上,这种情境,在早期的欧美工厂,同样普遍存在。而这一切,我们都可从一系列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和电影等文艺作品里,找到答案。
譬如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影片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时值美国经济大萧条的高峰期,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中苦苦挣扎。查理是一个普通的工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每天的生活就是日复一日发疯般地工作,以期能够获得填饱肚子的可怜工资。虽然生活昏暗无比,但查理还是努力地奋斗着。不过面对时代的萧条大潮,查理依然无法保证自己的生活,那怕是最低的要求。而此时工厂的管理层们开始疯狂地压榨员工,昏天黑地的工作使人们开始麻木。查理自然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他成天挣扎在生产流水线上的,由于他的任务是扭紧六角螺帽,结果最后在他的眼睛里唯一能看到的的东西就是一个个转瞬即过的六角螺帽。结果在查理的生活中一切六角形的东西都遭了殃,因为只要看见六角形的东西查理就会情不自禁地去扭。大街上一位裙子上带有六角形纽扣的女人就惨遭查理的毒手。

 

 

如果说卓别林的电影过于夸张,构不成现实,那么,厄普顿·辛克莱的《屠场》则无疑表明,当年的美国工厂,其恶劣程度,远甚于今天曹德旺的工厂。该书描写了一个立陶宛移民家庭--尤吉斯一家的悲惨遭遇。他们满怀憧憬从家乡来到美国寻梦,在芝加哥屠场区找到工作,以为美好生活将从此开始。不料灾难接踵而至,先是尤吉斯工伤失业,接着妻子奥娜被工头奸污,尤吉斯怒打工头而入狱,随后妻子难产死亡,幼小的儿子淹死。亲朋好友中男的流落街头,女的被逼为娼,美国梦演变为可怕的梦魇。更悲哀的是,这个万恶的资本主义机器不仅害得他家破人亡,更毒害了他的心灵。他自暴自弃,干起合伙抢劫的勾当,甚至还在屠场罢工时当上了工贼。所幸的是,在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尤吉斯终于找到了人生的奋斗目标,他的阶级觉悟被唤醒。小说结尾时,他深信社会主义是唯一的出路,而这也正是辛克莱的信仰。需要予以说明的是,这本书是厄普顿·辛克莱,亲身到屠宰厂“潜伏”了七个星期,如实把一切可怕的事实记录下来的成果。罗斯福总统读了《屠场》之后说,书中揭露的内幕让他大为震惊。他不相信真有其事,过了好长时间他才相信小说中的描写并非空穴来风。于是,总统请辛克莱来华盛顿讲讲他是如何了解到这些情况的。作为总统的座上客,辛克莱详细讲述了他如何进入工厂以及在屠场中的所见所闻。总统最后意识到他正与之打交道的这个人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于是他派劳工委员会委员去芝加哥展开调查,调查的结果是辛克莱并没有夸大他所看到的事实。

 

 

也正是基于此,本楼主认为,就《美国工厂》里反应出来的中美管理模式的差别而言,与其说这是野蛮的中国模式与文明、人道的美国模式之争,还不如说,这是一个有关国家的生命周期和发展阶段差异的问题——

 

 

 

很多人习惯于这样看待问题——今天的欧美如何如何了,那么中国甚而非洲也该对等的如何如何。本楼主想说的是,这类人显然忽视了卡特和莫麦戈得里的生命周期理论——个体的人都会经过婴儿期—儿童早期—儿童中期—青春前期—青春期—成年早期—成年中期—成年晚期—老年期,而心理学家更是倾向于认为,这些任意阶段都不可轻易跨越,尤其是没有完整童年的,就是成长了也会有严重心理问题。这就如同祖辈的青春期是迷茫的,父辈也概莫例外,孙辈大抵也走不出这“宿命”一样。而这些理论事实上,被经济学之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带进了经济学里的。当然,也需要予以说明的是,正如雾霾所表现的,就发展阶段性问题而言,后来者不可根本性克服,但可在汲取经验和教训的前提下,缩短该时长——1760-1950年英国深受雾霾困扰,但1860-1980年的美国和1960-1980年的日本,仍然没能克服这一问题,亦都为雾霾所困。但所受困扰的时间确实呈现出日益缩短的趋势。

 

 

3、效率与公平

 

那么,就《美国工厂》而言,包括奥巴马在内的主创人员,到底想表达什么呢?本楼主认为,该片演绎的根本就是: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爱恨交织
这个片子我看了两次,从镜头语言里,我能够感觉到包括奥巴马在内的主创人员内心是矛盾乃至挣扎的。一方面对美国过度工会,极端无效率感到失望,乃至绝望,对中国的效率充满羡慕之情。

 

影片事实在明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与过度福利相伴而来的是缺乏没有效率。而没有效率,最后只能是企业破,只能打击企业家的投资信心,进而导致更多工人失业。

 

另一方面是,作为左翼领袖的奥巴马,又不能、也不愿像撒切尔夫人那样大吼:搞坏国家的就是你们这些工会份子。他内心真实的想法应该是效率与公平这两者该如何平衡。
事实上,就这个问题,本楼主于2011年出版的《全球大趋势2:被债务挟持的世界经济》一书里也做过一些探讨:
这一幕是不是看起来那么熟悉呢?是的,那就是前苏联和中国曾出现过的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不,甚至更糟糕,在福利主义制度下,简直成了干与不干一个样。这一制度无疑会成为提尔里和Emily这样的懒人们的天堂。但问题是,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趋严重,社会福利支出的压力也是空前之巨大。在这个时候要想克服经济的麻烦,就得提供经济效率,但正是这种制度却放任了提尔里和Emily,也降低了整个的经济效率,这才是大问题之所在。

 

 

 

也正是基于此,我们认为,要想走出当前世界经济的困境,整个世界特别是欧美有必要重新检视福利主义——这一社会主义的产物,我们必须在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否则,为了以牺牲可持续性发展为前提的稳定,只会为未来酝酿出更大的不稳定来。

 

 

 

从现实的角度看,目前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从社会主义那端往资本主义这端回归一点,那就是首先要彻底的端掉干与不干一个样、不生产只享乐的体制病灶,激励工作的积极性,以此来提高社会的经济效率,促进社会的发展,为未来创造更多的财富。

 

 

当然需要予以说明的是,欧美国家固然过于“社会主”,需要有撒切尔夫人那般的勇气,来带领国家朝着“资本主义”回归。但中国及中国的企业也过于“资本主义”,也该适度的朝“社会主义”进步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