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达沃斯夏季论坛、博鳌亚洲论坛、陆家嘴论坛，堪称中国四大顶级峰会。其中，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更以中国高层人士与全球精英全方位对话而著称。2019 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参会外方代表人数突破 150 人，成为人数最多的一届。

　　• 2019 年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第 20 届年会

　　• 李克强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起，至今已参加了 12 届年会

　　毫无疑问，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是论坛聚焦的靶心。

　　本届论坛传递出哪些改革开放的精彩火花？

　　1. 李克强：中国政府将根据扩大开放的需要和外商反应，加快出台外商投资法系列法规政策举措，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大力度保护知识产权，缩小负面清单范围等。请大家拭目以待。

　　2. 李克强：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已经打开，中国消费者自由选择的愿望不可阻挡。我们会加快打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我相信，不论是当前还是今后，短期还是长期，你们只会在中国土地上分享到更多发展的红利。

　　3.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目前经济下行固然有国内外短期因素的影响，但主要还是长期结构性问题的积累在短期的反映。经济减速主要是工业减速，其原因就是工业还没有完成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调整，我们的需求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工业结构还是比较僵化的。2017 年，89 种工业产品中，有 55 种即 60% 的产品产量比过去十年间的历史峰值出现负增长。107 种出口产品中有 74 种即 70% 比过去十年的峰值出现负增长。从去年情况来看，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是消费和投资的“双减速”，消费的减速方面，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高房价及房贷的挤压。投资减速方面，主要是地方政府投资为主的基建投资在减速，原因在于前期积累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过大，很多地方政府不敢再举债搞基建了。这是一个更复杂的体制性的结构性问题。

　　4. 朱云来：经济刺激政策很容易产生依赖，资金太多就会不断投资，甚至会出现产能过剩等问题。如何让经济变得更加理性？需要跳出低利率、多投资、多债务的循环。当然，从政治层面来看，这是比较困难的。

　　5.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应当考虑把企业属性和所有者属性适当分开，不要再按照所有制属性对企业进行分类，把企业头上“所有制”帽子摘下来：第一，所有者和企业拴在一起是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表现，是市场经济发展不成熟的表现，现代企业制度就是所有者和经营者两权分离；第二，现实情况来看，要真正找到纯粹的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越来越困难，现在很多央企在海外上市，投资人是海外投资人。很多民企也有国有投资人。混合所有制是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常态；第三，从“竞争中性”原则角度，政府的宏观调控者、市场秩序维护者和国有资本的所有者三种职应该分开，国家办的企业不应该有超越其他所有者企业的特殊权利。

　　6. 刘世锦：过去我们经常说中国经济发展东西差距大，但实际上，经济南北差距也非常明显，最北的东北和最南的深圳，经济发展有着明显差距。东北一些省份如果比喻为一个独立经济体，那么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是否具有相似性？

　　7.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李兆前：目前中国有 92 家独角兽企业，在全世界排第二位，其中 87 家是民营企业。中国 70% 左右的新技术产品和技术创新来自于民营企业。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得益于全球化，也得益于技术创新。

　　8. 周其仁：“头部民企”和员工、客户、上下游、供应商、服务商等方方面面结成市场性契约关系，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市场契约网络中的重要节点。这意味着，对于大型股份制企业来说，企业的资产已经不单单是老板自己的财产，还涉及很多其他方面的财产，甚至包括其他国家、其他地区、其他所有制拥有的财产。民营企业家做的每一个投资经营决策，不仅是使用私人财产，还要动员很多其他私人财产，甚至公共财产。头部民营企业的业务运行质量，例如支付宝、微信支付、华为的通讯基础设施等，都对国民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9. 周其仁：民营经济不是一个应对短期经济下行压力而需要关照的事件，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久共存。基于此，根本的问题是要稳定民企长期预期。

　　10. 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日本、苏联的例子——回看下历史，最危险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国家经历了高速增长之后，很多人不断警示这个高速增长会停止，但我们并没有做出任何应对。类似中国这样经过高速增长的国家，后续要处理好一些问题。比如，过多财富积累形成较高储蓄率，但经济中没有太多好的投资机会，利率不断下行，需求整体疲软——储蓄没有转化成有效生产力，会带来后续的问题，像巴西当年就出现资金外逃的现象，日本国内则出现了房地产资产泡沫的问题。

　　11. 杨伟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重要的两个字是改革。必须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为重点推动相关改革走深走实，防止改革空转，企业无感。

　　12. 杨伟民：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我国实体企业每年背负 7 万亿利息，这对金融业是增加值，是高工资、高利润，但对实体经济就是很大负担。要保持我国经济的竞争力，既要大规模减税减费，也要减轻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所以，必须加快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13. 杨伟民：中国银行体系的特点是，大行和国有银行占绝对优势，银行间业务趋同，不能很好适应实体经济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占比高、科创型企业增长快的特点。特别是以国有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如何适应国企、民企、外企三类市场主体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如何从制度上搭建平等服务三大市场主体的银行体系，是需要深入思考并深化改革的重大课题。要增加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比重，增加民营银行和社区银行，推动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业务逐步回归本源，扩大银行业对外开放，推动银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等。

　　14. 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必须能够管理好房地产市场，并且要能够使得房地产当中的泡沫不再会去影响金融行业。我们都知道，其实房地产行业造成了金融行业当中很多不稳定的风险。

　　15.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大家都希望两个国家关系好，甚至包括特朗普总统，要不然的话，他不会老是秀外孙女的中文技能。这么多愿意中美关系好的人，这样的力量要用好。这股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这样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不能只有少数人去决定。大家都要介入，这就会造成一种非常强大的民间力量，导致双方的关系会变得更加友好。中国这些年在技术方面的投入是非常巨大的，技术的进步是因为巨大的投入，而不是其他的原因。如果美国觉得中国技术进步这么快，有点羡慕或者有点嫉妒的话，我的观点就是美国你也多投入啊，技术投入预算要增加。

　　16. 诺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中国要考虑增加研究方面的投资和教育，还有医疗方面的投资，包括学前教育和农村的投入，此外也要继续为妇女和老年人提供更多的机会来继续参与劳动力的队伍。投资要绕开房地产业，虽然说房地产是一个重要的产业，但是它带来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比较单一的，而中国应该更多地关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中国应该尽量地减少房地产业的投资。

　　17. 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刘遵义：如今中国的经济已经体量够大，大部分的这些企业也已经足够得成熟，可以相互地竞争，也可以跟外资企业有效地竞争，我们也不需要不好的企业的保护，因为如果缺乏市场竞争体系，就没法带来社会福祉的提升。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对于所有企业的公平的市场环境，我们需要有有效的、充分的所有市场的竞争。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执行不是唯一途径，政府也可以更加积极主动，比如说可以提供国民待遇，以及减少补贴。

　　18. 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不用自欺欺人，这样一种双边问题通过加税是不可能改善的。301 条款里有很多指控，如果拿到美国任何法院去打，其证据都是非常站不住脚的，甚至有些完全不可以视作事实纳入。

　　19. 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多边贸易体系和 WTO 现在面临很多的困难，这种困难来自于内部，也来自于外部。外部的威胁来自于特朗普先生。世界贸易组织受到了特朗普总统的攻击。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他在攻击世界贸易组织，几乎每天都在讲。他有一个理论，说世贸组织对美国是没有好处的，他想对 WTO 进行改革，实际上他是想彻底的破坏世界贸易组织。这也要看你读他哪一篇推特上的推文了，他是不是能真正代表美国政府，最大的问题是就是我们不知道。计划 A 还是把美国放在中间，让中国更多的参与进来，更多的发挥一个中心的作用。计划 B 是如果特朗普总统彻底破坏掉了 WTO 的话，世界可能要想一个没有美国的 WTO 是什么样的。当然，这不是我喜欢的一个结果，但是如果 A 计划行不通，必须得有一个 B 计划。

　　20. 美国前贸易代表、美国威凯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资深国际合伙人巴尔舍夫斯基：现在缺失领导力。特朗普政府比二战以后任何其他的政府走得更远，实际上他在对全球化和对全球化的体制，比如向 WTO 表达出从未有过的敌意，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特朗普在推特上写的一些东西，但是在美国确实他赢了一些政治认同，鉴于此美国过去是全球化体制深刻的推动者，现在美国反对这些东西，很多国家的保护主义在不断地崛起。

　　▲昔日谈判对手龙永图 vs 巴尔舍夫斯基

　　21. 《金融时报》副主编、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很多人都有这种焦虑，不仅仅是那些认为自己受到中国出口影响而失业的工人，我认为这也是美国精英界普遍的焦虑，包括商业精英、知识分子、政策精英等，而且出于不同的原因，这些人都开始认为中国是所谓“战略竞争者”。他们认为中国是美国在安全上的主要对手，认为中国的经济可能会超过美国，不仅是规模上的超越，也是技术上的超越。还有另一个相关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具体的，但也很有启发性，那就是中国是否应继续被视为发展中国家。尽管不同人对这些问题担忧的程度不同，但归根到底他们都认为中国是一个引起混乱的因素，中国正在以一种西方人不喜欢的方式改变世界，而且带来改变更多是因为中国是什么样的国家，而不是因为中国做了什么事。从最简单的层面上说，西方人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了主导世界，他们就是不喜欢任何其他有发言权的人。这是我的一个非常现实的观点。不信任是人类的一种很正常的情感。当这些国家的相对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时（现在的情况正是这样），不信任和猜疑都是不可避免的，纵观整个人类历史都是这样。中国不必对此感到惊讶，西方对此也并不惊讶。不信任会继续下去，它不会消失。要处理这种不信任，西方不得不改变，必须接受中国在崛起的现实，必须接受自己的权力在向中国转移的事实。而中国也必须接受自己不会被视为“一个普通国家”。说实话，我有点担心。中美关系下行的速度有些超出我的预料。美国现任总统不是一个稳定或消息灵通的人。美国政策制定得非常糟糕，我认为中国已经发现很难适应这个新的现实。当然，中国也正在经历一些非常复杂且独特的变化。

　　22.  郑永年：过去，美国国内对中国的意见非常分化，有亲华和反华、强硬派和鸽派，但我已经看到现在美国对中国问题正在形成统一战线。美国这个国家对什么都可以有不同意见，但唯独在中国问题上罕见的一致，这就比较麻烦，很容易造成全国性的民族主义。这几年，我们强调讲中国故事。中国长大了，迫切需要别人的理解，理解了就不会害怕。但如何讲中国故事需要反思。讲故事把人家讲害怕了，说明讲故事的方式可能有问题。美国当然有它与生俱来的恐惧感，但中国也有可以改进的地方。李光耀曾说过，美国围堵中国可能会使得中国发展慢一点，但是阻止不了中国的发展——到今天更是如此。只要中国实行开放政策，谁也阻止不了。未来的国家竞争力绝不会是比较谁更封闭，而是来自于谁比谁更开放。因为只有开放，才能吸收到全球最优劳动要素。 

　　23. 美国桥水投资公司的董事长瑞·达利欧：根据美联储最近的研究，有 40% 的美国人，一旦出了急事拿不出 400 美元。而美国有 60% 的人群，他们其实从 80 年代开始，并没有实际收入的增长。他们在机会上的差距也是很大的。比方说 40% 最富的人群中，他们对于孩子的支出，每个孩子的支出，相当于底下 60% 人群对孩子支出的 5 倍。所以没有所谓的平等机会可言。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就是，如果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话，就会出现民粹主义这样的问题，这样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风险。现在我们就遇到这样的问题。

　　24. Apple 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苹果其实非常感谢中国，感谢中国能够打开市场，将你们的社区对我们开放。苹果公司期待中国在未来不断地开放，这是至关重要的——不仅仅让中国以开放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潜力，而且对于整个世界的金融也至关重要。正如马丁·路德路金所言，“我们已经厌倦了个人作战的命运，我们需要共同地努力。有些时候我们的共同努力会影响到更多的人”。

　　25. 京东数字科技 CEO 陈生强：在这个全球连接、融合、共生的时代，无论是谈论科技创新，还是探讨实体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开放的心态。没有开放的心态，全球最新的知识无法分享，前沿的科技无法深入实体产业，新旧动能的转换也无法实现。这种开放必须是多层次的，既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开放、也包括产业之间的开放，更包括企业间的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