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载于《美术》2018年第2期

空间减损境况中的艺术形象重塑

孙津

空间是我们感知存在及其方位的基本载体或媒介，而对于视觉艺术（或者叫造型艺术、美术）来讲，空间更是须夷不可或缺的前提，因为这种艺术需要以图像的方式占据空间。至于所谓当代艺术，由于其图像还包括声、光、数字、装置、甚至动作等各种元素，所以它们更需要经由空间这个媒介或载体才可能成为某个整体的艺术形象。因此，如果空间出了问题，艺术也将陷入混乱，甚至无以为继。

然而，严重的现实恰恰是空间真的出了问题，也就是空间的实用状态发生了变化，使得空间效能的直接性受到减损。这种情况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并具有相应的三个空间形态，即位置空间、流动空间、以及虚拟空间。时至今日，空间的减损已经使空间成为极为稀缺的资源，而这对于艺术来讲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所以对于空间减损的焦虑也已经成了集体无意识。由此，相应产生的艺术形象重塑问题，其实就是如何理解和把握各种空间资源的形态、以及对此资源的利用和竞争，而相应的资源要素及运作机制或许可以叫做价值空间。

一、位置空间的丧失

所谓位置空间，就是指具有固定物理形态的空间，所以不难理解，这个空间的最大范围或幅员就是我们的地球。但是，从来没有哪个人或组织独自占有全世界，因此，位置空间的真实形态和实际效用是由具体的占有或拥有来决定的。这种占有或拥有当然是历史形成的，包括生存方式、生产力、各种分工、种族、文化等许多复杂的因素，不过扩大占有空间的最直接方式有两种，即拓荒和掠夺。在此意义上讲，位置空间减损的极限，就是不再有可以拓荒和掠夺的空间了。这个变化发生在帝国主义形成的时期，其实质和特点就是列宁所说的，“最大的资本主义列强已经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从此，位置空间不仅成了稀缺资源，而且只能依靠实力重新进行瓜分和抢夺。

对位置空间的占有大大催生了美术领域的科学主义，也就是企望更加真实、更加有效地使用空间资源。画家们雄心勃勃、热情高涨，他们不满足固定的和理论上的空间图像，而是要把握和表现光的作用，甚至认为物体的空间形态原本就是由光来决定的。于是就有了印象派和后期印象派，实际上是越来越用所谓科学的眼光来看待空间，因此图像的形态更加科学化，相应的艺术形象一般也具有明确的所指。但是，随着位置空间的减损、甚至丧失，对图像所指的明确性开始模糊，或者说艺术家对明确的所指越来越没有信心，于是就出现了各种表现主义，企望在印象或表象的层面来理解并守住位置空间。

二、流动空间的竞争

重新瓜分和抢夺位置空间的最大行为，就是两次世界大战。结果，不仅帝国主义、或者说西方资本主义的势力范围大大缩小，而且两次大战致使1亿多人丧生的惨烈和恐怖结果，使得几乎所有人都不敢再用大规模战争的方式来争夺空间资源了。不仅如此，随着20世纪60年代世界范围的殖民体系崩溃，全世界所有国家都被卷入了现代化运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竞争创造了流动形态的空间资源。这种流动是一种矢量，它一方面可以占有具体的物理空间，但更重要的是依赖某种机制而成立，甚至就是这种机制本身。由于国家是我们这个地球上最真实、最基本、以及最大的共同体，所以流动空间最典型的功能形态就是跨国公司，而使所有国家以及所有人都不得不卷入其中并加以利用的流动空间资源，就是各种全球化机制，尤其是金融全球化。

从位置空间到流动空间的过渡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但和现代主义、也就是“时尚”精神的普遍化进程还是一致的。从达达主义到杜桑的现成品摆设以及康定斯基的几何图像，从毕加索和布洛克的立体主义到把废铜烂铁焊接在一起的史密斯（David Smith），他（以及它）们与现代化运动搅在一起形成了各种现代派艺术。在这种艺术境况中，图像的所指已经不清楚，只是盲目地开发能指，所以几乎是同时就又出现了后现代主义。但是，后现代主义似乎是为了反叛而反叛，其含义更加莫衷一是，内容也更加模糊不清。按照哈维的说法，启蒙运动形成的牛顿式宇宙观已经崩溃，机械的或有限的绝对（或位置）空间概念逐步被空间的流动概念所替代。事实上，这种情况隐含的是对流动空间的渴望和不安，能够看出来的反而是对原始的艺术冲动的回望和开发，正如列维（Michal Levey）指出的，艺术不仅绝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且今天的问题更在于艺术已经失去了它的社会目的。 

三、虚拟空间的焦虑

由于利益的驱催，现代化运动很快便在流动空间的同时产生出虚拟空间，用来投机赚钱和发财显赫。所谓虚拟空间，就是指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等等看不见的功能机制和要素载体。作为资源，虚拟空间最具价值和最为特征化的领域就是金融，因为它可以提供用钱来生钱的不劳而获，以至于如今虚拟经济的总值已超过实体经济，虚拟的金融数字每天的流动量也远大于实体货币。结果，各行各业都追求所谓高附加值和高科技手段，使得生产最基础物质产品的人成了收入最低的人，并沦为干最脏最累的活的人。但是，这种情况和做法已经被看成是人类的进步、文明的发展以及科技的创新，而争夺虚拟空间资源的道德理由或根据，则是尽可能的、以及没有尽头的最便捷化和最舒适化。市场的位置和流动空间都已经毫无意义，只有不断地便捷和舒适才能诱使人们消费。因此，虚拟空间的焦虑是一种隐藏着的无聊，即无处不在的广告化，也就是每个人都以最简单和最平等的方式批量复制着同样的最便捷化和最舒适化生活。

事实上，网络、支付宝、微信群、导航、无人驾驶、模拟体验、甚至电脑游戏，等等这些虚拟空间已经成为人自己的科技牢笼，或者说，人已经把自己弄成了一架复杂机器上的零部件。比如，当使用、或者叫享受自动驾驶的时候，人其实就如同车上的一个座椅或轮子，不仅不用自己动手，甚至自主思维也成了多余的累赘。显然，这种无处不在的虚拟空间、尤其是生活其中的习惯和依赖，对于艺术的生存是极其致命的。换句话说，虚拟空间作为资源同样有着不断减损的问题，甚至比位置空间和流动空间的减损情况更严重，因为艺术欣赏所需的教育和训练投入都不重要了，甚至根本不需要了。最便捷化和最舒适化造成了各领域和方面的快餐化，由此，一方面是艺术的好坏、真伪、甚至艺术形象是否需要和能否存在等等都已不再有权威的标准，另一方面是艺术家也不知道什么样的作品才能迎合大众。广告式生活已经成为虚拟空间资源利用的集体无意识，表面上好像很有信心，其实是深深地焦虑，也就是生怕出不了名，被边缘甚至抛弃。在这个意义上讲，空间资源减损为艺术领域带来的是一种极度恐惧的焦虑。

于是，做艺术的和不做艺术的人合谋，把艺术当作概念游戏来玩，比如美国人就发明了所谓“当代艺术”一说，并以此建立自己在空间资源竞争方面的优势和话语权，甚至就把话语权本身作为虚拟空间的扩大。其实，当代（contemporary）本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虚拟空间，表示的是任意的当下，但正因为如此，当代也就是瞬间值最大的虚拟空间，可以随意地把一切都搞成有意义的样子，以至于所指和能指都不重要，甚至都无法存在，剩下的几乎就是泛指了。为了故作姿态和吸引眼球，当代艺术也会为作品或活动加上一点本身并无艺术属性但似乎很有内涵的要素。比如，各种文献展除了具有很明显的政治故事和倾向，还褒扬了奉献精神和组织能力；中国人则在世界各地搞烟火游戏，在制造视觉和听觉刺激的同时，提醒人们回想起火药是中国的发明。

四、艺术形象重塑的价值空间

如果要为各种空间减损选择一个时间节点的事件象征，那么，1840年的鸦片战争可以看作位置空间丧失的标志，1960年代确立的全球范围的现代化运动则开启了流动空间竞争的突出作用，而虚拟空间至迟在21世纪初已经形成，其标志就是互联网在生活中的普及、并成为统治一切的基础性功能。因此，尽管位置、流动和虚拟这三个空间形态的出现具有历史的时间先后，但先在的形态并不因为后继的形态的出现而消失，相反，它们在并存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不过，从空间资源的日益稀缺来讲，各种空间形态面对的共同问题在于，艺术形象正在成为没有必要、甚至毫无意义的东西，有的只是一堆随意的图像，尤其是有赖虚拟空间才能够存在的图像。为了避免随意的图像由泛指堕入无指、甚至瞎指，重塑艺术形象就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现实问题。当然，对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以为是很难的，甚至要说清楚这个问题也很不容易，所以这里仅限于指出，问题的出路至少应该注意两个要素，它们作为资源以及相应的运作机制，或许可以叫做价值空间。

一个要素是民族国家。在各种价值观中，最没有争议的就是民族情感和祖国，也就是把民族情感及其所属的国家看成是最高的和最合乎道德的价值，甚至超越了阶级利益、政治理念以及宗教信仰的不同。很难说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情况，不过人心的凝聚和英雄主义甚至牺牲精神的确就是由此产生出来的。认真推敲就不难发现，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民族情感和爱国主义的至高无上地位其实是因为邻居间的相互提防、竞争、甚至损害。比如，几乎所有的民族和国家都希望自己强大，而且持续保持相对其他民族和国家的优势。在此意义上讲，所谓狭隘的或极端的民族主义其实并不存在，而不过是对别的民族或国家的妨碍或侵犯罢了。然而正因为如此，民族和国家也就成了艺术创作和活动的价值空间，而缺失这种价值的所谓国际化艺术作品就难免显得空洞无聊，包括让人看不懂、难以理解、以及疲惫乏味。其实，追求艺术的国际化、世界化或者走向世界本身就是荒唐的，因为这种追求不仅多余，而且根本不可能：艺术的本性已经包含了超越民族和国家局限的可理解性，所以抽去民族和国家这个基础要素，把对此的超越本身当成某种艺术形态（比如当代艺术、以及艺术的国际化或世界化等），只不过是由于空间减损的恐惧而产生的错误应对罢了。

另一个要素是记忆，也就是历史和将来。历史之所以能够成立，就在于记忆的存在，同样，将来之所以能够并值得期待，也是因为记忆的另一种形式，即确定了的信念或理想。记忆作为空间资源的突出价值在于含义的确定性，从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为出新而出新，也就是毫无根据地制造各种稀奇古怪的作品。因此，与虚拟空间不同，记忆的实质是知识的延续，并由此构成不同民族和国家的艺术相互交流的功能要素和基础储备。在此意义上讲，民族情感和爱国主义也只有在其成为具有高度共识的记忆的前提下，才可能构成真实的价值空间。因此，这里说的记忆要素并不是指哪一个人的记忆，而是价值空间的功能载体。事实上，从艺术活动的属性和特征来看，很可能正是有赖于作为集体无意识的记忆，艺术作品的含义才是可理解的，艺术家也才能够将图像做成形象，或者说进行艺术形象的塑造以及再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