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清经济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的本质区别

智石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卫祥云

马云不相信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家的理论是从经济实践中总结得出的，是马后炮。而企业家却需要先见之明，要能够预测未来，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

马云的话不无道理，企业家追求的只是结果。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句话用在政治上很对，用在企业发展实践中也不错。所以，马云先生金句频出就是常态了。

而经济研究不同，很难有一种经济理论被大家共同接受。而更大的困惑在于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能衡量经济研究结论的正确与否，或用一种有形的结果去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学研究更像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种表述，而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国内外的经济发展实践已经证明，一种经济理论之所以能够在全世界广为传播或被大多数经济学者所推崇，大多是经过了较长时期的社会实践反复证明了的，且引起过各国政府、研究机构和学者的不断反思，才被逐渐纳入了世界经济理论体系，成为人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理论宝藏。

经济研究不仅仅是理论研究，政策研究也是一项重要的经济研究。但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政策研究存在着重要区别，或者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

二者的区别在哪里？我认为经济学家夏斌的表述值得一读。他认为经济理论是指“基于一定的假设条件，对复杂的经济现象进行抽象概念，把概念形成知识的体系，进行逻辑的演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凯恩斯的经济学说等等各种经济学流派理论，都是相对完整的理论。尽管各种理论不尽相同，但分别都是自圆其说的一套理论体系，是概念演绎，逻辑的自给。当然有些基本的经济学概念，如供需问题、市场问题、分工问题，大家都有共识，不管是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具有普适性的。”

他还认为经济政策是指“一个主权国家对于经济活动、经济秩序做出的制度约束，即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每一项制度约束的制定者，其主观上背后可能都受这样和那样的理论学说的支撑，但是它本身不是理论。”

按照夏斌教授的观点和看法，我认为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政策研究存在着本质的不同。而目前我们的许多经济研究工作之所以不得要领，恰恰在于忽略了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研究的区别，从而得出了南辕北辙之结论。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经济工作者和学者的反思。实际上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界需要深刻认识和认真思考的大问题。

我是从2008年前后开始关注国企改革问题研究的。当时，并没有想利用哪一种经济理论去指导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研究。只是凭着自己对国有企业改革现状的观察和有限的工作实践，认为国企改革存在着体制、机制、分配、垄断和思路不清等问题，提出了一些观点和看法，由此发表了一些列关于国企改革的文章和评论，并于2013年和智石团队一起出版了《国企改革新思路》一书，算是我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研究。到现在为止，仍然有书评认为我的政策研究缺乏明确的经济理论指导。我可以坦率的讲，到目前为止，我的学历仍然是大学本科，毕业于山西财经大学计划统计系，经济学学士学位。虽然学的是经济专业，但当时写文章时，确实没想过用什么经济理论为好。只是工作实践和研究热情促使我拿起了笔，来表达我对国企改革政策的看法和想法。至于说，后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有关国企改革政策的部分观点与我的研究观点不谋而合或者巧合，那就不是一个经济研究工作者所能决定的了。我们常说的“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绿”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通过自己的经济政策研究实践，我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界关于经济研究问题存在着急功近利的倾向。包括大学、政府智库和民间学者都存在此类现象。而究其根源则在于对经济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的本质认识不清。我想夏斌教授关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定义和解释是我们打开这扇窗户的钥匙。

首先，我们应尽快缩小我国经济理论研究与国际研究水平的差距。抛开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语境条件不同，经济学者本身的研究定力不够是存在问题根源。为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中国无缘，缘于中国的教授、学者热衷于与跨界，不愿意专心做学问；热衷于发表吸引眼球的观点，不愿意在经济领域深耕并寻求突破；有的学者热衷于和政府政策套近乎，如把党和政府确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包装为所谓新供给经济学。难道他们不清楚供需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吗？

其次，要正确认识经济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的本质区别，切忌无谓争论和急于求成，防止浮躁之风蔓延。有的学者标榜自己的所谓经济理论可以在有限时间内解决重大问题。实际上是对经济研究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或不够尊重。

第三，由于以上现状和存在问题短期内无法改变和解决，我预言中国的经济研究工作者要想在世界上有出头之日，不是板凳要坐十年冷的问题，而是要准备坐一百年冷板凳才有可能迎头赶上。

各种智库，研究机构及经济学者们，我们准备好了吗？

2019年2月12日 

参考文献：夏斌《对当前经济政策研究的思考》 价值中国 2019.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