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顿：海洋的气候与环境如何造就了我们的世界？两位历史学家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为什么我们必须改变对待海洋的方式。
据最新估计，到21世纪末，假如气温上升3至5摄氏度，将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将近1米。当政治家与科学家辩论气候变化的成因及灾难性影响时，历史学家们也开始赶了上来，他们通过回溯历史长河——或者用一个更时髦叫法“大历史”(big history)——来了解海洋的气候与环境如何使我们的世界成了现在的样子。
大卫•阿卜拉菲亚(David Abulafia)与莎拉•德瑞(Sarah Dry)针对这一课题分别采取了独出心裁的研究方法，一位是从贸易与交易史入手，另一位则展开了科学探究。他们都太敏锐，没有将自身论点与迫在眉睫的全球气候问题过度紧密地联系起来——然而，两者都以自己的方式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有必要改变我们对待造就了我们的水域的方式。
《无边海洋》(The Boundless Sea)
海洋史并非新兴学科。阿卜拉菲亚曾著有《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The Great Sea: A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他将这本书称之为其新作《无边海洋》(The Boundless Sea，见左图)的姊妹篇——后者是一部更加恢宏的大作，全书有一千多页，从海洋角度谱写了人类的历史。阿卜拉菲亚的兴趣不是自然史，而是人，以及太平洋、印度洋与大西洋周边地区不同文化间发生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是由贸易与交易推动的。他从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太平洋写起，以当今的“集装箱化”——巨大的船舶在全球各地运输大量货物——结束。
《无边海洋》以史前太平洋移民拉皮塔人(Lapita)开篇，拉皮塔人决定迎风向东航行至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定居并开拓殖民地，这个非同凡响的过程一直持续到14世纪初人们在夏威夷和新西兰定居下来。也许是海平面的上升激发了如此大规模的迁徙，又或者仅仅源于一种探索欲，但这是一次系统性的行动——3000年间他们穿越了3000英里的大洋——与此同时，造船与航海技术也在发展。解释这样的迁徙为什么会发生，不仅要查阅历史档案，还涉及到考古学与自然地理学。阿卜拉菲亚在全书中收入了大量有趣的资料来支持他的观点，从陶器碎片到史诗、甚至是在古代垃圾堆中发现的废弃的商人账簿。
太平洋星罗棋布的岛屿孕育出了一种迁徙文化，而印度洋和红海海岸则催生了一个商贩往来的网络：古埃及人从公元前3000年起四处寻觅香料，希腊-罗马商人从公元一世纪开始每年派出120艘船到印度进行服装与胡椒交易，阿卜拉菲亚认为这是首个“全球海运网络”。
到12世纪，亚丁湾成为犹太商人将西班牙、东非与印度尼西亚联系起来的贸易网络的一个节点。日本和中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海洋贸易的融合浪潮中，尽管他们把交易当作进贡和帝国的政策。阿卜拉菲亚将15世纪早期著名的明朝郑和下西洋与后来的欧洲探险进行了对比。
阿卜拉菲亚认为大西洋在15世纪崛起为一个商品交易中心，他指出，对木材和鱼类等更普通商品的渴望驱动了变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北欧汉萨商人(Hanseatic merchants)“超级联盟”的兴起。在欧洲大陆南端，葡萄牙人既被隔绝在汉萨联盟之外，又面临伊斯兰教兴起的威胁，他们在欧洲“地理大发现时代”(Age of Discovery)（阿卜拉菲亚认为这一称谓，以及其他一些“宏大叙事”值得商榷）伊始就沿着非洲海岸向南出发。
如果说这个时代的故事没有给新探索留下什么空间的话，那么作者对伴随欧洲早期在大西洋和印度洋上与非洲人、穆斯林及美洲印第安人接触而产生的奴隶制与教派暴力的恐怖则是充分关注的。《无边海洋》的后150页叙述了1750年后股份制企业的出现、帝国时代与蒸汽机的兴起，条理略显模糊——但却与阿卜拉菲亚的跨度较长的历史叙事风格相符，它摒弃了一种简单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叙事方式。不过，这部分仍然描写了一些非凡的但被遗忘了的元素：海盗的影响（并没有想象的那般刺激）；背井离乡的犹太人在葡萄牙海上帝国中长期扮演的角色；阿曼海上帝国；以及巴拿马运河在美国形成帝国主义地缘政治愿景上所起的作用，这种愿景至今犹存。
这里不能道尽《无边海洋》中那些翔实精彩的细节：从苏门答腊失落的贸易王国到P&O邮轮公司的兴起以及所有英勇海上对抗的受害者。但阿卜拉菲亚在书末提出一个警告：随着全球变暖，出现了一条新的穿越北极的东北航道，中国正在借此开辟一条“极地丝绸之路”，这有可能产生新的地缘政治易冲突区并破坏海洋环境。也许，正如阿卜拉菲亚所建议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如今应该将全球海洋列为世界遗产。
《全球水域》( Waters of the World)
阿卜拉菲亚讲述了海洋的悠远历史，莎拉•德瑞的《全球水域》( Waters of the World，见右图)则呈现了关于水的大科学(big science)。她把目光投向海洋上方及底下，以了解过去150年人们对冰川、蒸汽、云层和雨水的研究是如何创造了气候学，以及这个过程中人们不断尝试探索我们的星球是如何运行的，以及人类如何开始和持续地对其造成影响。她的书囊括了当前围绕全球变暖及气候变化的辩论，以六个案例研究来说明科学家——既有男性也有女性——的发现明确了一个事实：全球气候系统是一个相互依存的系统。
她以19世纪50年代约翰•丁达尔(John Tyndall)及其对阿尔卑斯山冰川的实地考察、以及对热量如何作用于冰和水蒸气的研究开篇。丁达尔关于气体如何吸收热量的实验是发现“温室效应”的前奏。1856年，查尔斯•皮亚兹•史密斯(Charles Piazzi Smyth)前往特内里费岛的泰德峰(Mount Teide)，在云层上方放置了一个望远镜，德瑞写道，他看到了“比前人见过的更远的天空”。这使他后来能研制出测量光和降雨可能性的“雨带分光镜”。
数学家吉尔伯特•沃克(Gilbert Walker)是印度殖民地的气象观测站站长，他利用统计数据研究季风降雨及其破坏性影响。后来，20世纪的科学家，如亨利•斯托梅尔(Henry Stommel)、乔安妮•辛普森(Joanne Simpson)（上述两本书中唯一提到的知名女性）以及威利•丹斯加德(Willi Dansgaard)在国际冲突以及国家科学机构往往不认同的背景下，探索了海洋盆地和冰芯。
德瑞呼吁，利用她所阐述的气候科学史，“让我们准备好从不同角度看待事物，利用过去的不同来帮助我们在构想未来时在头脑里有更多选择”，这值得称赞，但似乎过于乐观，她也承认了（我揣测阿卜拉菲亚也会同意）要看到气候和海洋方面就像陆地上那样出现变化是很难的。环绕我们的水域仍将维系着我们的生存：但能持续多久呢？
《无边海洋：海洋人类史》(The Boundless Sea: A Human History of the Oceans)，大卫•阿卜拉菲亚著，Allen Lane出版，建议零售价35英镑，1088页
《全球水域》(Waters of the World)，莎拉•德瑞著，Scribe出版，建议零售价25英镑，416页
本文作者杰里•布罗顿(Jerry Brotton)著有《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Twelve Ma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