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巴文化的源流演变

　　巴国，周朝时期位处今中国西南、长江上游地区的一个姬姓国家，子爵，国都为江州，即今重庆市江北区。始于西周时期，巴国与蜀国、楚国为世仇，被视为诸夏之一 。春秋中期一位巴王在征讨楚国的战争中俘虏了一名楚国女子而分裂出充国。战国时期疆域“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及黔涪。”其疆域之辽阔，概括了今重庆全境、湖北恩施、川东北部分地区。张仪强烈要求秦惠文王攻下巴国未允，次年八月得到芈八子（后来的宣太后）支持，于前316年攻克全境得，同年，将巴国君臣掳往咸阳。秦惠文王派张仪在江州筑城，设置巴郡，把巴地纳入了秦国的郡县体制。巴国形成于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初期，灭亡于公元前316年的战国中期，约有800年历史。

　　一、巴人

　　巴人，古巴族人的简称，巴人是古羌的一支，和蜀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巴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巴人主要分布在今重庆、川东一带。传说周朝以前居住在今甘肃南部，后迁到武落钟离山，以廪（音lǐn）君为首领，本有巴、樊、瞫（音shěn）、相、郑五姓。

　　秦灭巴以后，巴人的一支迁至今鄂东，东汉时称江夏蛮，西晋、南北朝时称五水蛮；另一支迁至今湘西，构成武陵蛮的一部分。留在重庆、四川境内的，部分叫板楯（音dùn）蛮，南北朝时因大量迁移，大都先后与汉族同化。賨（音cónɡ）人，板楯蛮的别称，是土著民族之一，其中心在今四川省渠县一带，系古代巴人的一支。

　　板楯蛮这个名称，来源于賨人善用一种叫板楯的武器，賨的名称则由于板楯蛮“岁出賨钱”的缘故。板楯蛮有七姓，以卢（或作罗）、朴（或作胡）、沓（音dá。或作昝）、鄂、度（或作杜）、夕、龚等七个姓氏组成的酋帮，叫賨国。板楯蛮古时居住在嘉陵江和渠江两岸，北及汉中东部，东及长江三峡，遍及整个重庆和川东地区，是巴国各族中分布最广的民族之一。

　　古代巴人不但作战勇猛顽强，以致被称为“神兵”，而且能歌善舞，极其乐观。他们曾在商、周、楚、秦等强大部族的包围中经过不断征战，在荒莽的大巴山、秦岭中，在极为艰难困苦的生活条件下，自强不息，世代繁衍。他们斩蛇蟒、射虎豹、猎牧捕鱼、垦荒种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这对重庆和川东地区，特别是大巴山一带经济文化的开发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自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至清朝初年，重庆和四川史上曾有五次移民迁入。由于战争、瘟疫和天灾等原因，历史上曾出现过饥荒无人、尸横遍野、群虎白日出游、賨人几乎灭绝的惨景。为填补战争死亡、瘟疫死亡、天灾死亡形成的空缺，秦朝、西晋、北宋、元末明初、清初曾五次移民入川。这五次移民迁入，既促进了土著居民与汉民族的同化，同时又加快了重庆和四川的开发步伐。

　　廪君占据夷域，夷城成为巴人早期的中心。所谓夷域，寻其原意，应为夷水主城，夷水则清江，前面说过，盐阳就是今恩施，根据廪君与盐水女神的传说，可以推定，夷城盐阳。也就是今天的恩施。巴族最后在夷城定居，成为清江流域最强的部落。在其后的漫长历史岁月里，巴族在清江流域不断繁衍，后向鄂西、川东扩展。早期的巴人活动于鄂西，以恩施为中心。

　　随着努力的增强，也受兴起的楚人势力的压迫，不断向川东即今重庆境内迁移发展。其都城即中心区域也渐次迁到“枳”即今天的涪陵，再迁到重庆，势力达到四川南充的阆中。巴人势力发展到川东，其路线是沿清江上溯，古代的清江水量比现在要大，具备通航条件。当时的巴人善于乘舟，溯江而上是不困难的。巴人到达鄂西后，再沿现在的大溪北上，即可到达川东今重庆的巫山境。从大溪勾通清江，就成为汉代以前往来川鄂之间的主要通道。

　　古代三峡江流湍急，险阻难通，不是远古人们利用独木舟之类的交通工具能逾越的。川鄂的水路交通，多由大溪――清江一线，避开三峡，再在宜都进入长江。关于巴族、巴人的活动范围，从目前见到的史料看，是很不完整的。考古材料方面的证据，也相对较缺乏。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当时战争的频繁，巴族本身势力的消长，民族的迁徙，下面将提到的巴族的势力范围，仅能说明是古代巴族活动的区域，而不能作为固定的边界，有些地方可能是巴族长期居住的中心，有些地方可能是他们势力曾到过的范围。

　　二、巴国

　　（1）起源

　　巴国最早见于《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有巴国。太葜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太葜即上古时代东方部落首领伏羲，后照为巴人始祖。据考古发掘，巴国地区前文化发端于2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巴人先民们就世世代代在重庆地区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息繁衍。他们战天斗地，自强不息，创造了灿烂的巴文化。

　　（2）建立

　　而后巴人建立巴国，最早的巴国是由五个氏族部落联合形成一个大型的部落集团，其中巴人以武力和船技上的优势，获得了集团的领导权，巴人首领巴务相成为该集团的首任领袖，称廪君，即以白虎为图腾的巴人首领。该部落集团溯流而上，同样凭借武力和船技战胜了原住民载人，控制了清江流域及巫溪河流域的盐业生产，在夷城（今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境内）建立了巴国第一个首都。

　　（3）商周时期

　　夏朝时（距今4100年～3600年）称为“巴方”，商朝时（公元前16世纪初～公元前11世纪中）称为“巴奠（甸）”。巴奠（甸）向商朝年年纳贡，岁岁服役。后来巴人不甘商朝的压迫，于公元前11世纪，参与周武王伐纣，由于巴人英勇善战，迫使纣王军队阵前倒戈，终于打败商纣王，西周建立。

　　西周初期分封了71个诸侯国，巴氏被封为子国，首领为姬姓宗族，子爵，因而叫巴子国，通常简称巴国。巴国的地域大致在重庆全境，北到陕南的汉水上游，大巴山北缘，东至襄阳，春秋时有所扩展。战国初期迫于楚的势力，巴国举国南迁至长江干流，先后在清江、川峡之间至重庆立国。

　　（4）春秋时期

　　①楚巴与邓之战楚武王三十八年（公元前703年），巴国希望通过楚国与邓国（在今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交好，楚国派大夫道朔带巴国使者韩服出使邓国，在邓国南境遭到鄾国（在今湖北襄阳市东稍偏北）人的袭击，结果财物被掠，道朔等人被杀。楚王闻讯大怒，派大将斗廉率领楚、巴联军攻打鄾国。由于鄾国与邓国互为姻亲，邓国即派了养甥和聃甥率军援助鄾国，爆发了著名的“楚巴与邓之战”，经过三次进退后，楚巴联军前后夹击，打败了邓国，灭了鄾国。

　　②那处之战楚文王十二年（公元前688年）巴与楚在出兵伐申国（在今河南省南阳市），巴国转而出兵伐楚，巴军一举攻取了两国边境地区的楚国那处城（今湖北荆门沙洋），当时驻守那处城的大夫阎敖弃城游水而逃。随后巴国又进军至楚国都城之下（今湖北省荆州市纪南城）。楚文王大怒，杀了弃城逃跑的阎敖，结果其族人不服，纷纷作乱。当年冬季，巴国乘楚国内乱，再次出兵攻伐楚国。楚文王亲自率军抵御巴军，结果仓促出战大败于长江渡口（今湖北省枝江县北），只得领着败军回国。

　　然而根据楚国的传统法令，败军一律不得入城，因此郢都大阍鬻拳拒绝开城门，不让打了败仗的楚文王入郢都。楚文万不得已，只好转兵回攻位于淮河上游的嬴姓黄国，在踖陵（今河南信阳潢川）击败了黄国军队，这样就可以回国进城了。不料楚军行至湫地（今湖北襄樊老河口），楚文王就因嚼食“昌歜”过量，累积中毒暴病而亡，鬻拳闻知消息后也自杀殉葬。

　　③巴、楚、秦灭庸之战公元前632年，晋秦联军在城濮之战大败楚军，巴国向秦国致贡，后又和楚修好。

　　楚庄王三年（公元前611年）巴与楚、秦国联手灭掉了位于鄂西（湖北省竹山县）的庸国。巴人从楚师灭庸国并分得庸国之鱼邑（重庆奉节县、巫山县一带）后，便被楚国逼入重庆长江三峡，进入重庆和川东地区。楚惠王十二年（公元前477年）巴人再次伐楚，包围了楚国的鄾邑（湖北省襄阳市），同年三月，楚国派出了三位能干的将领公孙宁、吴由于、薳固在鄾地击败了巴国军队。

　　（5）战国时期

　　到战国，巴国内乱，据传许割三域之中包括有鱼邑（重庆奉节、重庆巫溪）、巫邑（今重庆巫山），正是宝源山盐泉所在之地，这是巴国经济命脉之所在，故蔓子宁愿舍弃自己的头颅，也要力保这些地方不致丢失于楚，足见其忠于巴国热爱巴国之心。但借兵这件事无疑暴露了巴国的虚弱，刺激了楚国的贪欲，于是楚国向西进兵，首先攻占夷水——清江流域，夺取了巴国“盐水”，从而占据巴国第一道盐泉。

　　楚肃王四年（公元前377年）蜀国、巴国联军伐楚取兹方（湖北省松滋市）。蜀国东，为巴国之地，何能超越巴国伐楚国，实则，巴国不甘心盐泉的丢失，联络蜀国，经乌江、郁水、清江向楚发动袭击，以夺回盐水的控制权。但楚国很快发动反击，在兹方击败巴蜀联军，楚国吸取了清江不设防而成为伐楚通道的教训，于是在清江筑捍关以保卫楚国在清江的既得利益——盐水泉盐。巴国第二道盐泉盐水泉盐产地丢失，巴国在经济上遭受沉重打击，国力更加不振，楚师便大举西进。

　　楚宣王九年（公元前361年）巴国南部江山——黔中之地（重庆涪陵区、重庆黔江区）被楚国攻占。楚师进攻方向很明确，就是冲着巴国第二大盐泉来的，因此，攻占巴国黔中之地，也就意味着完全占有伏牛山盐泉。

　　楚威王三十至四十年（公元前339年—329年）把兵锋指向巴国最后一道盐泉，很快攻占今重庆巫溪县、巫山、重庆奉节县一带，置为巫郡。至此，巴国三大盐泉已尽失于楚，巴国也失去主要的经济来源。楚军从枳邑出发西进，攻下江州东面唯一关吕——阳关，接着楚军很快全线西进，攻陷巴国国都江州（重庆渝中区）及其北的陪都垫江（重庆合川区），并进入云南和四川西南部。

　　公元前316年，秦惠王应巴的要求，使张仪、司马错率大军南下灭了蜀国。顺道向东灭了巴国。在江州设立巴郡，成为秦始皇36郡之一。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至清朝，川东地区历史上曾有五次移民迁入。由于战争、瘟疫和天灾等原因，川东地区历史上曾出现过饥荒无人、尸横遍野、群虎白日出游、賨人几乎灭绝的惨景。为填补战争死亡、瘟疫死亡、天灾死亡形成的空缺，秦朝、西晋、北宋、元末明初、清朝曾五次移民入川。这五次移民迁入，既促进了川东地区土著居民与汉民族的同化，同时又加快了川东地区的开发步伐。

　　三、巴文化

　　巴文化是中国古代西南及中南地区的巴国王族和巴地各族所共同创造的全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其社会结构的总和。据专家学者考证，“巴”的地域范围大体界定在现重庆直辖市全境、北起汉水、南至鄂西清江流域、东至鄂西、西达川东的地区。春秋战国之际向西发展，在民族迁徙的过程中，巴族的文化得以沿途传播，也得以与其他族群进行交流。巴文化在秦汉统一以后，开始融入华夏文化共同体。

　　巴文化具有自己的鲜明特征：第一，大量使用巴蜀符号，多刻铸在青铜器和印章上；第二，巫鬼文化异常发达，以至在川东鄂西尤其在三峡地区形成一个颇引人注目的巫文化圈；第三，乐舞发达，人民能歌善舞，其青铜乐器以錞于为重器；第四，崇拜白虎（廪君蛮）与畏惧白虎（板楯蛮）的信仰共生、交织；第五，土风敦厚，天性劲勇；第六，丰富而源远流长的女神崇拜文化传统，这是渝东鄂西之间巴文化中最富浪漫色彩的精神文化内核。

　　1、基本定义

　　（1）巴国文化：商代晚期和西周时代，主要以汉水上游为基本地域依托；春秋时代，巴国文化有所扩展，南及大巴山北缘，东至襄阳；战国初，巴国举国南迁至长江干流，先后在清江、川峡之间至樊哙镇江边的土家族吊脚楼川东立国。这几个地方，留下了巴国文化的大量遗迹。

　　（2）巴地文化：包括今重庆全境、四川东部、陕西南部、贵州北部和鄂西南的土著新石器文化，考古学上称之为早期巴文化。从新石器时代到春秋末叶，这些文化在当地发展演变，盛衰兴替已达一二千年之久。

　　（3）完整意义的巴文化：战国初，巴国溯江进入重庆，始将青铜文化与当地的土著新石器文化融合起来，也将巴国文化与巴地文化融合起来。这才形成了完整意义上的巴文化。

　　2、民族分布

　　巴人或巴族是中国古代西南及中南地区的一个族群。据专家学者考证，“巴”的地域范围大体界定在重庆全境、北起汉水、南至鄂西清江流域、东至宜昌、西达川东的地区。巴国迁徙示意图春秋战国之际向西发展，最终以重庆为中心，建立了巴国，逐步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在民族迁徙的过程中，巴族的文化得以沿途传播，也得以与其他族群进行交流。 巴文化与楚文化在秦汉统一以后，开始融入华夏文化共同体，但巴人与楚人始终保持着本民族的独特文化。这种多元文化特质的传播脉络一直延续至今，成为连接古今巴文化的重要纽带。

　　3、考古发现

　　出土巴国文化遗存的湖北省宜昌市位于北纬30度，东经111度，四川省宣汉县位于北纬31度，东经107度；这两地分别处在长江及其支流清江和渠江两岸，均为山区。两地同处于热带海洋气团和极地大陆气团的交替控制区域，季节变化明显，夏季高温多雨，冬季低温少雨，年降水800mm以上，是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随着三峡考古工程的有序推进，有关巴文化的种种谜团正被逐步揭开。 学术界对巴文化的源流至少提出了三种观点：一说巴文化源自殷周文化；一说巴文化是在楚文化的强大影响下产生的；一说巴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与楚文化、蜀文化并驾齐驱，但又互相影响和渗透，故也有“巴楚文化”与“巴蜀文化”之称。巴文化概念的提出始于20世纪40年代，其动因与“巴国铜器”的出土直接相关。

　　20世纪50年代，以船棺葬在重庆地区的考古发掘出土为契机，学术界正式拉起了巴文化考古学研究的序幕。从50年代迄今，立足于考古材料的巴文化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为21世纪深入研究巴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在既往的研究中，也存在一些对巴文化的涵义界定、时代限定和文化甄别等含混不清或稍欠严谨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上马的三峡考古发掘，更为巴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好机会和好条件。三峡考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古代巴地域的考古，因为在长达600多公里的三峡库区中，基本上都是属于古代巴文化活动的区域。迄今止在持续时间已长达十年的三峡库区考古中，已积累了一大批重要的巴文化考古资料，对今后巴文化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三峡地区的所获的考古资料，可谓时代早晚俱全，从史前时期到明清时期几乎所有的时代环节都没有缺失，文化内涵丰富多彩且不乏精品佳作。考古学的巴文化是指巴族人在特定的时间和地域范围内创造的物质文化，他们本身应有其时空范围的因素制约。对三峡库区巴文化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些对巴文化上限时间无限延长的倾向，即将一些史前期的文化亦列入早期巴文化行列，有人以为此举实不可取，因为史前期巴地域的文化不等于巴文化，也不应该称为“巴文化”，应遵循史前考古学文化命名规则以首次发现的典型遗址命名为宜。考古学的巴文化其时代上限应界定在国家制度出现的夏商时期，下限或以秦一统之前的东周末年为宜。秦汉时期的巴地区文化，事实上已是中原汉文化中带巴地域色彩的文化融合体，也不属于前述界定的巴文化范畴。

　　在近十年的三峡库区文物抢救发掘中，已发现发掘并确认出一大批从夏商时期直到东周时期的巴文化遗址。夏商时期文化遗存在三峡库区的发现分布一直是学术界格外关注的问题。发现和发掘的重要遗址分别有湖北库区的宜昌杨家湾、中堡岛、秭归长府沱、官庄坪、巴东官渡口和重庆三峡库区的巫山琵琶洲、江东嘴、奉节新浦、云阳李家坝、东洋子、万县安全墓地、中坝子、忠县哨棚嘴和中坝等等。

　　夏商时期三峡库区的文化发展，普遍呈现出巴文化、蜀文化色彩偏浓、楚文化色彩较淡的趋势，这可能与巴国、蜀国鼎盛时期的势力范围直接相关。此时期库区内的考古学文化，与川西成都一带发现的蜀文化遗址内涵特征基本雷同，两者当存在直接的传承或影响关系。此外，中原地区夏商文化对库区文化的影响也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三峡库区年来发现和发掘的西周文化时期遗存较多，重要遗址主要有湖北库区的秭归大沙坝、巴东雷家坪、重庆三峡库区的巫山双堰塘、跳石、云阳李家坝、忠县瓦渣地、丰都石地坝和涪陵蔺市、镇安、石沱等等遗址。重庆三峡库区的西周时期文化，除均带有中原文化影响的因素外， 一般而言，湖北库区范围内的西周文化表现出较浓的楚文化色彩，而重庆三峡库区范围内的西周遗存则表现出较浓的巴文化味道。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巫山双堰塘西周遗址发现大量的包足鬲，有倾向认为这是巫山地区在地理上与鄂西毗邻直接受楚文化影响的结果，有人认为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客观而言，双堰塘西周陶鬲的形态与“楚式鬲”有明显的区别，“楚式鬲”实际上是一种中原铜鬲文化与楚地陶器文化结合的产物，而双堰塘陶鬲则明显属于中原铜鬲文化与巴地陶器文化结合的产物，它们应是目前峡区考古揭示年代最早的“巴式鬲”。

　　东周文化遗存在重庆三峡库区的分布发现一直享有盛名。

　　发现和发掘的重要遗址分别有湖北库区的宜昌杨家湾遗址、秭归柳林啧和重庆库区的巫山刘家坝、蓝家寨、巫溪和坪、庙溪、奉节新浦、老油坊、云阳李家坝、忠县崖脚（半边街）、瓦渣地、中坝、涪陵小田溪等等。 三峡库区东周时期的文化基本与中原文化并轨，湖北库区或残留有楚文化的特点，而重庆库区亦或多或少见到巴文化的痕迹。由于科学发掘遗址数量的骤增，三峡库区的夏商西周文化的面目和分布特点等亦逐渐清晰。从宏观上看，包括湖北、重庆在内的整个三峡库区的夏商西周考古学文化面貌较为一致，其文化内涵的风格特点多具浓厚巴蜀色彩，与川西同时期文化明显雷同，两者当有较直接的渊源发展关系。此外，库区的夏商西周考古文化又多多少少可以看到中原和楚地夏商西周文化的影子，两者存在一定的文化交流或影响。重庆巫山双堰塘、云阳李家坝等西周遗址的宏大规模和丰富的出土遗物，暗示了重庆库区西周时期曾存在过大规模的城市聚落，它们为探索重庆库区古代巴人早期的都市聚落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实物资料，对揭开古代巴都之迷、复原早期巴人历史则具有重要的、特别的意义。

　　4、主要代表

　　巴渝舞“巴渝舞”，巴渝舞是古代巴渝地区民间武舞。 [1] 中国古代典籍记载最古老的音乐创作产生于巴地。巴渝舞来源于商末巴师伐纣时的“前歌后舞”。巴渝舞特点：舞风刚烈，音乐铿锵有力，属武舞、战舞类型。“剑弩齐列，戈矛为之始。进退疾鹰鹞，龙战而弱起”，“退若激，进若飞。五声协，八音谐”，由此可见巴渝舞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汉初，巴渝舞被刘邦移入宫中，成为宫廷乐舞，既供宫中观赏，也成为接待各国使节贵宾的乐舞，还成为王朝祭祀乐舞，天子丧礼乐舞。那时巴渝舞几乎成了巴国玉玺国家乐舞。三国曹魏时巴渝舞更名为“昭武舞”，西晋时将“昭武舞”易名为“宣武舞”。唐时，巴渝舞仍为宫廷乐舞之一，唐以后，巴渝舞便从宫廷乐舞中消失了。尽管如此，在民间，巴渝舞遗风犹存，重庆地区、四川东部地区巴人后裔的踏踢舞、摆手舞、腰鼓舞、盾牌舞，就是古代巴渝舞的流变，薅草锣鼓、花鼓调、花灯调、莲花落、川剧帮腔、川江号子、船工号子、劳动号子、翻山铰子等都和巴渝舞曲密不可分。

　　巴乡清

　　古代巴人的酒，以“巴乡清”著称于世。巴人神话：巫山神女《水经·江水注》记载：“江水又迳鱼腹县（今奉节）之故陵……江之左岸有巴乡村，村人善酿，故俗称‘巴乡清’，郡出名酒。”此酒名贵，饮誉遐迩，以致秦昭王与板楯蛮订立盟约时，以此为质。清酒酿造时间长，冬酿夏熟，色清味重，为酒中上品。巴人善酿清酒，表明其酿酒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巴人风情

　　巴人有古朴凝重的民风，历来崇尚勇武。他们住干栏式房屋，楼上居人，楼下养畜，傍水而居；死后大多采取船棺葬、悬棺葬、幽岩葬、岩穴葬、土坑葬。賨人善织，家家户户能自己织布，衣物等所需布匹均能自给自足，“賨布”就是賨人织的麻布，秦灭巴后，令板楯蛮以交纳賨布代替户赋，由此賨布名传海内。

　　巴人神话

　　巴人自然神话有：“比翼齐飞”、“巴蛇吞象”、“白虎神话”。巴人英雄神话有：“廪君传奇”。巴人神女传奇有：“巫山神女”、“盐水神女”。

　　雕塑区

　　巴文化雕塑区位于重庆市歌乐山风景区内。重庆是古代巴国的首都，在这里，巴族先民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古代文化，属于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歌乐山风景区“巴文化雕塑区”旨在把这段文明从史料和博物馆中引出来，进入大众空间。巴文化雕塑区雕塑区在取材上尽可能搜寻能代表巴文化特征的史料、神话。大型浮雕《巴人之舟》取材于《世本-氏姓篇》，是史学界较为肯定的关于巴人种族来源的古史传说。大型雕塑《栈道文明》集中地表现了古代巴人开凿栈道的艰辛和伟大。大型浮雕《祭祀》取材于巴蔓子将军和巴族独特的丧葬民俗，在高高的悬棺之下，跳丧舞蹈宣泄着巴族宏大的生死观和巴蔓子将军刚烈之精神。

　　雕塑区在构成上造成强烈凝重的原始文化氛围。雕塑手法粗犷豪迈，充分表现了巴民族开拓向上的精神。根据考古发掘，巴文化代表还包含巴人诗作、巴国符号文字和青铜文化等内容。由于秦朝大规模的“焚书坑儒”，加之战乱、灾荒和历史年代久远等，其史料逐渐绝迹，巴文化已埋藏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融化在大巴山人民的民俗文化里。对巴文化的更深层次研究，有待依赖考古新发现。

　　四、与蜀文化比较

　　今天的重庆、四川在中国古代的商、周时期，是以巴族和蜀族为主，分别建立的巴国和蜀国，他们和中原的商、周王朝、华夏族，有着密切的联系。秦举巴、蜀以后，巴国和蜀国被正式纳入秦国的版图。经过秦代到西汉早期，巴族和蜀族及其它族已逐渐融合于汉族之中。关于古代巴、蜀两地历史的研究，这方面的材料较少，而且零星，主要是根据传说材料整理而成，这就不免带有神话色彩和后来整理者的观点，特别是汉、晋时期的大一统思想。这样无论在史料方面和我们的认识方面，都受到一定的局限，给研究巴、蜀两地历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土家人兜肚上的“虎”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为历史科学的研究开辟了另一条途径。重庆、四川的考古学家们取得了丰富的巴、蜀两地文化考古材料，做了许多研究。这些成果为研究古代巴蜀历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考古学研究的结果，巴文化和蜀文化是两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它们有各自的分布地区。

　　a：巴文化分布则由包括重庆地区、四川东部地区（如距今4500年的罗家坝遗址）、鄂西（今恩施地区）、陕西南部、贵州北部共同构建。蜀文化分布的中心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地区。

　　b：巴文化渊源于重庆地区、四川东部（罗家坝遗址）、长江三峡地区新石器晚期的季家湖文化（类型）等。蜀文化渊源于四川盆地西部的新石器晚期文化。这两支考古学文化之间是有来往、互有影响的。考古学文化是一个特定的社会集团的物质遗存，根据巴文化和蜀文化研究的结果，它们是各自有发展、有继承的考古学文化，其发展谱系是清楚的，这些就是古代巴、蜀两族给我们留下的实物史料。当然在巴、蜀两国内，除了巴、蜀这两个主要民族外，还有一些其它民族，由于所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相同，所以在生活习俗、传统方面，他们和巴、蜀两族近似，这就形成了在物质文化遗存方面的近似，巴文化、蜀文化大约可以涵盖他们。

　　以后考古材料的积累和认识的逐步深化，或许会有新的体会。巴文化、蜀文化一开始即和外界，主要是指中原的夏、商、周文化有交往、有影响；在他们更早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这种交往和影响就已经存在。所以《尚书·牧誓》所记参加周武王伐纣的蜀，就是信封盆地西部的蜀，这从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玉器和彭县竹瓦街窖藏青铜器上可以得到证明。蜀人已经参加了中原地区的重大政治活动，《尚书·牧誓》的记载是可信的。正因为蜀人很早就和中原地区发生交往，在中原文化强烈地影响下，相当于商、周时期的蜀文化已经进入文明。

　　发展到晚期，巴文化、蜀文化成为中原地区和「西南夷」地区交往的桥梁。相当于商、周时期的蜀文化已有高度发达的经济，尤其是有发达的青铜铸造手工业和玉石器制造手工业。青铜器铸造、玉器制造，实际上体现了一个民族整体经济的水平，用现代的话说，即是「综合国力」。夏鼐在谈到青铜冶铸业的发明和广泛采用的重要意义时说：「首先青铜的原料铜和锡，不像石器时代那些制造石器的石料，并不是到处都有，可以就地取材。其次，铜和锡都是矿物，其中自然铜的产生很稀少，一般铜矿和锡矿都要经过提炼才能提出金属的铜和锡。这不像石料那样可以利用天然物如砾石、页岩、板岩等，不必经过化学方法来提炼。金属提炼出来后，还需翻铸，才能铸造出可用的青铜器来。这些是意味着要有一批掌握冶金技术的熟练工匠，又要有一定的贸易活动和保证交通路线的畅通，才能解决原料和产品的运输问题。

　　这又需要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上一定的改革，以适应新的经济情况，包括生产力的发展。」夏鼐这一段论述说明了，考古学研究的对像是物质文化，但不仅限于物质文化，要通过研究物质遗存去研究各个时期人们上层建筑领域的问题。青铜铸造手工业的出现必须是在经济领域里各个方面都要有一定的发展。在人们的社会组织、结构方面也要与之相适应。玉器制造手工业和青铜铸造手工业有相似之处，如原料的开采、运输、加工等。同时这些手工业的生产专业性技术很强，需要有一批人专门从事这类生产，这就要求农业生产有相应的发展水平，以保证这一批人的食物。所以从这些手工业的发展情况，可以窥见早期蜀文化整体经济发展的水平，生产力发展的情况。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的变革，相当于商、周时的蜀文化已经出现了国家。

　　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在考古学上反映的如城市、大型的礼仪性建筑、宫殿建筑都已发现。广汉三星堆高大宽厚的城墙、埋藏众多青铜器和玉器的祭祀坑，成都十二桥的大型宫殿建筑遗存、羊子山高大的夯土台遗址等，都是国家机器在物质文化方面的体现。早期蜀文化进入文明是其本身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从发现的文化遗迹、遗物看，曾受到中原商、周文明的强烈影响。巴文化、蜀文化发展到了它们的晚期，一方面荆人开明氏王蜀，作为异族的统治集团统治下的蜀国，大多数居民仍然是原先的蜀族，这样不但要容许他们在原地生活，还得靠蜀族的上层来统治广大的蜀族居民，这种情况在古代是很多的，即史书上的“变服从其俗”，另一方面这时巴、蜀两国疆域相邻、犬牙交错，相互影响势所必然，所以在各自保留本民族的一些特点外，有更多的共同性，这是“巴、蜀文化”名称的由来。即使如此，我们根据他们顽强保留下来的传统习惯，仍可区分出来蜀人墓葬和巴人墓葬。

　　蔡律综合  201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