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做出一个重大判断：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一表述虽然没有直接讲速度的问题，但其实高质量阶段就是中速增长。大的判断是中国经济初步转入中速增长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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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转入中速增长平台
过去六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长期增长”课题组的分析框架是增长阶段转换。2010年提出中国经济将要下一个大的台阶，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的判断。增长阶段转换是一个“转型再平衡”过程，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平台转向未来的中速增长平台。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处在增长阶段的转换期，面临着较大的增长下行压力，是因为中速增长平台还没有找到。2016年提出接近底部或开始触底、进入中速增长平台的判断。
进入中速增长平台，经济出现两个底部。需求侧是高投资触底，表现为三大终端需求，也就是出口、基础设施、房地产三只“靴子”落地。随着需求侧回落，供给侧也相应进行调整。供给侧改革的真实意义，在需求放缓的条件下通过供给相对收缩，达到新的供求平衡，推动供给侧企业摆脱困境。目前供给侧也基本触底，最明显的两个指标是PPI在54个月后恢复正增长，工业企业盈利明显上升。
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都显示开始触底，触底是一个复杂过程，需要多次验证。2016年下半年是第一次触底。2017年，触底并转入中速增长平台得到初步验证。所谓触底的确切含义是“稳住了”，不再往下走了，开始进入中速稳定增长的“新平台”，不会出现大的V型或U型反转。逻辑和事实均不予支持触底后大幅反弹，甚至重回高增长轨道。
2018年上半年，终端需求出现一些季节性回升，但是下半年即使不存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经济增长也会下行，主要原因是治理地方隐性债务导致的基建投资增速下降。随着房地产、基建投资下行并寻找新的均衡点，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中速增长平台将有一定幅度下移。
此后，中国经济逐步进入终端需求趋稳，存货、生产性投资等成为波动主因，即大“L型”下边加小“W型”波动的状态，进而转入一个动能转换、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较强的增长阶段。今后三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6.3%，即可实现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此后中速增长平台可能调整到5%-6%之间，或5%左右。
判断增长速度高低要与所处增长阶段潜在增长率挂钩，高速增长阶段7%可能是低速度，但中速增长阶段5%以上就是高速度。中速增长平台形成后，根据国际经验，将可能持续10年乃至更长时间，从而为实现2020年和更长一个时期的发展目标打下稳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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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面临的
问题和挑战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经济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
第一，社会共识和政绩观。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把发展更多地与“质量”、“效率”等概念挂钩，需要从决策者到普遍民众系统地转变理念，或者说形成一种新的发展共识。转为追求质量效率的政绩观，除了“认识”问题外，重要的是确立新的评价考核体系。
第二，要素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流动与优化配置。中国产品市场开放程度较高，但要素市场仍然是中国市场体系发展中的主要短板，可以说是“大半个”产品市场，“半个”要素市场。大都市圈的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等，都无一不受制于要素市场的短板制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做的事情很多，最重要的还是打破要素市场上的僵局。高质量发展需要与之相配套的高质量的市场经济体系。
第三，重大结构性问题的理顺与调整。包括行政性垄断导致的效率差异、脱实向虚背景下的经济泡沫、收入差距与社会阶层固化、创新驱动发展所需要的自由探索环境等重大问题，需要理顺和调整。
第四，金融风险形成条件变化和有效防范。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是一个转型再平衡的过程。从日本、韩国其他经济体的经验看，这段时间是金融风险积聚甚至出现金融危机的时期。终端需求中房地产、基础设施投资等出现历史需求峰值后减速，带动产业领域去产能，再带动金融领域去杠杆。中国能否比较平稳或“有惊无险”地过好这一关，无疑是一个严峻挑战。
第五，地方性要素粘性与高价值区域的形成。所谓地方性要素粘性，是指通常说的“投资环境”或“发展环境”。在高质量发展阶段，重点发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产业，能否把相关的高知识技术密度要素组织起来，并具有“粘性”，显然对要素市场条件、政府能力、产权保护、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要求。
第六，企业家精神的保护与发展。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多的创新，相当多的原始创新或源头创新都来自企业。各种破除对企业家精神束缚的改革应该摆在优先位置。保护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应主要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而不能仅限于并不稳定的政治承诺、政府文件或地方性、阶段性人事关系支撑。
面对这些挑战，下一步如何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一条重要经验是“摸着石头过河”。有人认为中国经济以后不再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了，这涉及到对中国改革机制的理解。其实“摸着石头过河”是一个重要的改革理念。改革本质上是一种创新，就是探讨一种以前没有的、比现在体制要好的一种新体制，我们只知道大方向，但不清楚具体形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面临着不同的改革难题，改革不是只过一条或几条河，而是万水千山无止境。
“摸着石头过河”同时需要顶层设计，二者并不矛盾。顶层设计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指方向，东西南北，朝那个方向走，不能搞错；二是划底线，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样的局面要避免。在明确方向和底线的前提下，到底什么样的体制机制政策合乎实际，真正管用，还是要靠“摸着石头过河”，在大量试错的基础上找到对的办法。
中国过去的高速发展一个重要的机制是地方竞争，实际是多个主体试错，降低了试错成本，摸索出不少推动高速增长的办法。中国现在面临的是高质量发展这条新的大河，管用的模式、办法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办公室里想出来的，也必须通过探索、试错、竞争逐步形成。
最近一段时间，各地出现一些有意义的尝试，比如抢人大战，给钱给房给户口，不仅抢高端人口，也包括普通劳动者，这反映了地方政府在人员流动理念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再比如区域性创新中心或创新性城市，这几年表现很突出的深圳、杭州和北京中关村地区，中高级生产要素粘性比较强，能把各种创新要素集中起来，这并不是上面事先确定的，而是通过市场竞争、要素流动自然形成的。在大方向明确的前提下，应当允许地方基层有较大的“自选动作”空间，调动地方、基层、企业、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允许有个性、有差别，允许试错纠错，在竞争中发现和推广好的做法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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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推动与高质量发展
配套的重点改革
近期中央提出“六稳”，稳增长到底该怎么稳？这取决于目标选择：速度和质量，谁服从谁？以往是速度优先，其他指标服从速度指标，转向中速增长后，不再具有那么高的增长潜能了，速度和质量指标的矛盾比较突出。高质量发展阶段要转向质量优先，质量指标决定速度。
高质量发展并不是抽象的概念，今后一段时间可以主要关注五个指标：就业、杠杆率、企业盈利水平、资源环境可持续性、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结构升级。与上述指标相对应的增长率，就是合适、可持续的增长率，长期看也是可能争取到的高增长率。增长速度过高，上述质量指标就会出现问题，比如招工难，财政金融风险加大，企业盈利不稳定（产能严重过剩，PPI过低），环境问题突出（PM2.5过高），居民收入不稳定，政府民生支出不足等。不是不要GDP，而是不要低效率、低质量、不可持续的GDP增长率。
最近通过基建、房地产稳增长的呼声又起。如果经济短期内出现快速下滑，将基建作为对冲手段可以是一个选项。但是，进入中速增长平台以后，基建和房地产已经没有太大潜力了。我们的研究显示，基建、房地产投资历史需求峰值已过，而且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际比较发现，与相同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相比，现阶段中国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比重明显过高，其中基建投资比重高于国际标准结构一倍以上，卫生、社保和福利等领域的政府支出则明显低于其他国家。
新形势下进一步扩大内需，除了房地产和基建这些老抓手，中国经济还有没有新的增长动能？不仅有，而且很大，关键问题是要转变思路，打破相关的体制政策屏障，让这些动能浮出水面。以下三方面的改革应该摆到优先位置。
首先，加快开放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市场，允许相互流动，优化资源配置。重点是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现实情况是，一方面农民要进城，另一方面，城里人也想下乡，各自都有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但诸多不合时宜的制度和政策规定把他们挡住了。这方面，要打破一些长期流行，但背离市场经济规律、背离现阶段城乡发展实际的思维定势和说法。
在一些关键领域和环节，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同等入市，宅基地进入流转，较为敏感但无法回避的小产权房找到出路，城里人员和资金可以下乡置业创业等方面，能有大的突破。这方面的改革突破，有利于降低城市房价，降低城市营商成本、保护提升实体经济竞争力；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财产性收入，加快小城镇发展和乡村振兴；也有利于拓展基建、房地产的合理增长空间。
其次，打破行政性垄断，在基础产业领域放宽准入，鼓励竞争，降低能源、物流、通信、资金、土地五大基础性成本。前几年，有的民营企业到美国办厂，算了一笔账，这五大基础性成本，中国比美国要高出一倍以上。于是，问题就提出来了：按现价美元计算，美国人均收入超过5万美元，中国人均收入不到9000美元，为什么中国的这些基础性成本要高出美国一倍以上？当然，其中有资源禀赋的问题，美国土地资源丰富，地价比中国低，但主要问题还是中国的相关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简单地说，只让几家企业干，别人不允许，竞争不够充分、有效，成本自然就降不下来。
五大基础性成本看起来是实体经济投入品的成本，实际上是典型的制度性成本。如何降低，应该说思路和方法是清楚的，关键是要把已定的改革决策落实到位。
在电信领域，近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中国联通试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后，推出低价服务，联通联合腾讯推出“大王卡”，很快带动了几大电信公司较大幅度降低资费水平，出现了未曾有过的竞争局面。这说明通过改革降成本是行得通的，甚至能够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这方面的改革有利于降低实体经济成本，也能够增加有效投资。因为中国下一步发展数字经济，电信资费实际是一个基础，这个费用降下来以后，中国的互联网数字经济，才会有低成本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第三，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对内对外开放。下一步经济发展，空间最大的是服务业，其中差距最大的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包括研发、金融、咨询、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医疗、教育、文化、娱乐、体育等社会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技术大都是软技术，知识是不可编码的知识、体验性知识。吸收这类技术、知识，与过去工业领域引进技术有很大不同，必须推动更具深度、更有特点的对外开放与合作。
以往开放的重点是吸引物质资本、成熟技术和管理方法等，下一步开放重点则应转向聚集提升人力资本，提升在全球科学前沿和技术前沿的创新能力，比如可在创新活跃地区，设立若干个高水平教育研发特区，在招生、人员聘用、项目管理、资金筹措、知识产权、国籍身份等方面实行特殊体制和政策，给出比较大的自主选择、自由探索空间。
另一方面，对内开放要先于对外开放，允许外国人做的，应先让中国人自己做。大量事实说明，如果能给予真正有本事的中国人、中国企业公平准入和竞争的机会，中国的竞争力是不会差的，而且是很有优势的。有些情况下竞争力比较差，往往是因为自缚手脚。加快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助于提高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市场竞争力，并形成重要的增长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