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上的中国与脚踏实地行走时观察到的中国，表面看起来往往是两个世界。网上的中国几乎无时无刻不充斥着让人感到民怨沸腾的事件：地沟油、毒奶粉、欺凌弱小的城管、助纣为虐的警察、贪赃枉法的法官、勾结商人大肆贪污受贿的高官大员、遍及全中国的看病难、上学难和高房价负担，到最近则是几乎所有有幼儿家庭都可能受害的问题疫苗事件，给人的总体印象是社会矛盾加深，问题急剧恶化，几乎国无宁日。但当一个外来的旅行者真正行走在中国的时候，他会看到处处的岁月静好：大街上秩序井然、杂而不乱，餐馆里客官满座、觥筹交错，商场里物资丰富，菜市场人声鼎沸，休闲场所游人如织，城市越来越干净，乡村也越来越美丽，人民的神情气质也越来越从容淡定，再也不是某些评论者所云的“满脸苦大仇深”。
毋庸置疑，这两者都是“真实中国”的不同层面。中国极大而极复杂，几乎每一种理论、每一种看法都能找到逻辑自洽的解释视角，而中国在世界历史地理时空中巨大而恒久的存在，使得来自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的各种传统、思潮、制度、力量，都能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光谱中不同程度地留下痕迹。
如此内部差异极大、对外形象多面的复杂中国，要维持自身的统一、稳定和运转，需要一种“简约治理”的模式。这种模式之下，中央层面提供国家总体发展的方向感、制度环境的大框架和国民权利保护的基本准则，同时承认地方的差异，由各地因地制宜，在不违背国家政治大原则和不妨害其他地方利益的前提下自主发展。而本末倒置的治理方式则是中央提不出国家发展的方向感，却一刀切地制定方针政策，事无巨细地干预，而地方则出于政治上的敬畏和资源上的困乏等原因，凡事消极等待，坐等指示，被动执行，甚至是懒政怠工，以不犯错误为优先考量，但在某些情况下为“唯上”又不惜竭泽而渔，侵害民权，盘剥民脂民膏。这两种做法“相向而行”，会导致国家的发展失去活力，最终出现“治理失效”。
当代中国面临的某些严峻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本末倒置的治理模式所产生的，而这方面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社会各阶层普遍感觉到对国家的发展没有了方向感。当代中国向何处去？自改革开放始，邓小平引导中国走向了发展经济学所谓的“威权发展模式” （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alism），这是东亚包括韩国、台湾以及新加坡在内的各经济体的共享模式，因此也被称为“东亚模式” （East Asia Model），其特点是都有一个强势和精明的领导人，以经济增长为国家发展和个人执政的目标，在一个奉行同样理念的技术精英集团的辅佐下，积极同时运用产业政策和市场化手段实现发展目标。东亚的李光耀、蒋经国、朴正熙都被认为是这样的领导人。中国在文革以后所走的发展道路，虽然充满中国特色，但仍然不脱“东亚模式”的底色。
“东亚模式”本身并不缺乏方向感。这是因为全社会对两个问题有共识。第一，这种模式纵然有运用产业政策这样的非市场手段，但其最终目的仍是为了实现经济的市场化和自由化，而不是单纯为了扩张国有经济和排挤私营经济。因此，国家会在恰当的时候撤除对国有或者国家所扶持的企业的优待和支持，以期为所有企业创造一个平等公平的竞争环境。第二，即使是领导阶层自己也会不自觉地承认，威权发展模式具有过渡和转型性质，是一种阶段性的模式，国家在这个阶段主导分配资源并收紧国民的权利空间，其目的是集中资源创造社会转型和进步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而不是为了实现国家的全面垄断。为此，在发展的过程中，国家会主动或被动地让渡资源和空间给社会，并日渐强化对公民的权利保护，以及扩大公民参与政治的空间。在这个发展阶段，虽然仍有着种种官民摩擦，有时候甚至不乏局部的流血事件，但各阶层对国家发展的大方向有大体上的默契。
韩国的民主转型可谓是一种教科书式的东亚模式演变范例。韩国在朴正熙时期走上威权发展道路，以军事独裁为依托，强力推行产业政策和高度干预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实现了韩国的经济现代化，也建立了政府、银行和财阀三结合的韩国式政经体制。但如学者Nguyen Thi Thanh Huyen所指出的，韩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社会动员”，引发了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两方面的改变：在前者体现为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体，在后者体现为平等、温和、参与、协商和妥协等有利于民主建设的社会心态的形成。在这些改变的驱动之下，韩国终于在1987年实现了真正的民主普选，卢泰愚成为首位民选总统。毋庸讳言，中国台湾也大体走过了同样的民主化路径，虽然台湾的民主在后来由于独特的“蓝绿之争”颇为异化。
相当长时期以来，韩国发展的方向被视为东亚模式的最为可能的结局，这反过来又为东亚模式提供了正当性。更重要的是，它也为采取东亚模式的社会展示了国家发展的普世性方向。但并不是所有的东亚模式国家都在走上这条道路。中国借助东亚模式取得了经济大发展，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的社会结构也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表现为中产阶级人数的大量增加，但目前的政治文化似乎在自上而下的推动下走向保守和僵化，政治权力日渐扩张，公民社会受到挤压，韩国式的转型前景看起来颇为暗淡。
离开东亚模式的民主转型归宿，中国有没有可能自出机杼，发展出一个中国独有的模式？中共“十九大”所设计的治理体制模式，其逻辑指向更像是镜鉴中国历史传统上的“开明君权”体制，如本文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其基本理念是党国一体、思想统一、清正廉洁、以法治国、民生为本、保护环境、富国强兵。用稍微直白的话来说，就是要确保党的铁桶江山，意识形态独尊，大家应该共同追求富国强兵，也少不了你的安居乐业，但不要胡说八道、挑战权威，莫谓言之不预也。”
平心而论，这种模式如果真能成功建立和维持，未必不能为人民所接受。但这个模式之成功，有赖于一个极其难以持续存在的要素，即一个始终强有力且头脑清醒的领袖，以自身的能力和魅力维持模式的存在。这样的领袖本身产生就很难，居至尊之位后在万众拥戴之下，坚守初心保持自身的头脑清明更难。如果没有分权制衡和制度约束，甚至可以说几乎不可能做到这点。这里的悖论在于，一方面，强力领袖的存在是建立模式的必要条件，领袖体制天然地厌恶对权力的制衡和约束；但另一方面，缺乏对领袖的制衡也正是这种模式难以持续的原因。强大而英明的领袖的存在能一时为人民提供国家发展的方向感，但人民如果感到领袖不再具备这些素质，那么执政集团的民意基础就会迅速丧失。在信息传播手段日益多元和迅捷的当今时代，对领袖能力的伪装也难以奏效，会很快被看穿。
此外，这个模式还有一个天然弊端，即对危机的回应高度依赖领袖的第一反应，因为领袖既是体制的“第一推动力”，也是体制运行的日常动力。尤其是对于那些涉及到体制安危和社会稳定的危机，不管其如何来势汹汹，如果没有领袖“指示”，各级官员宁可做鸵鸟，或者极力掩盖矛盾。
作为东亚模式中最大经济体的中国，如今的发展正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因为它已经基本到了威权发展模式的极限，进入转型期在所难免。在这个时候，它所面对的问题，包括种种潜在的社会危机，其产生的土壤是已经具备基本财力、对更美好的生活有期待、且更希望参与主宰自己命运的人民整体。这些问题已经不能简单地通过“发展”来解决，更不可能通过压制意见、消灭不同声音的手段来使其销声匿迹。这个时候，整个社会——包括官僚阶层——的活力，与体制所能提供的国家发展方向感，是一种高度正向相关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