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之孝
－－郭居敬二十四孝教化作用个案研究
郑成功是郑芝龙的长子（是元至正年间自大田桃源迁往南安石井镇的隐石公的九世孙），母亲是日本女子田川氏。1624年7月14日郑成功生于日本长崎县，七岁以前随母居住日本。1630年（崇祯三年），郑芝龙派人把他接回福建安平（晋江安海镇），给他取名森，字明俨，号大木。1644年郑成功入南京国子监，拜读于钱谦益门下。隆武帝赐他姓朱，改名成功。郑成功不是一个典型的孝子，但这不妨碍我们把他作为郭居敬二十四孝教化作用的典型案例来研究。潘文芳认为：《全相二十四孝诗选》成书时间晚不过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至正年号共用28年直至元朝灭亡。我们无法得知隐石公迁往南安的时间是在《全相二十四孝诗选》成书之前还成书之后。郑成功曾在11岁时以“洒扫应对进退”为题作文，写下“汤武之征诛，一洒扫也；尧舜之揖让，一进退也”的惊人之句。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郑成功一定是读过朱子《小学》，也一定读过作为朱子《小学》配套教材的郭居敬《二十四孝》故事。我们从郑成功“汤武之征诛，一洒扫也；尧舜之揖让，一进退也”，可以看出他11岁时就对理学有所领悟。后来又师从东林党领袖钱谦益，对隐含在郭居敬《二十四孝》的理学思想应该是领悟的比较好的。从他担负起反清复明和驱赶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两大历史生重任，从其面临反清复明与孝难以两全又力求两全的艰难决择中，我们恰好可以窥见郭居敬《二十四孝》对他的深刻影响。
一、孝不违理，依理行孝。郭居敬《二十四孝》中孝源天理的思想内在地包含了依理行孝的思想。郑成功在孝与理的关系，显然地把理放在孝之前，坚持孝不违理，依理行孝。他尽力做孝子，但坚决地反对其父郑芝龙降清，自己坚决不降清。在他看来降清是违背理的，是坚决不能干的。
１.力阻其父郑芝龙降清。成功劝其父郑芝龙：可凭闽粤地势，凭高恃险，设伏以御。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然后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不难矣。郑芝龙以南明弘光政权“以天堑之隔，四镇雄兵且不能拒敌，何况偏安一隅。”进行反驳。郑成功进一步分析明朝失败的原因，不是因敌方强大，而在明朝文臣弄权，武将拥兵自重。当苦劝无效，郑芝龙决意降清时。郑成功牵父亲的衣服哭说：“夫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离山则失其威，脱渊则登时困杀。吾父当三思而行。”郑芝龙从安平前往福州时曾经派人叫郑成功同行。成功拒不应命，回信说：“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今吾父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儿只有缟素而已。”
从以上对话中我们看到郑成功坚决地阻止其父降清，并且坚定地表示自己决不降清。这件事不仅体现出郑成功依理行孝的思想，也体现出郑成功的战略远光。此时郑成功年仅22岁，但其战略思维能力远超其父郑芝龙和其师钱谦益。金声桓、李成栋、姜瓖等人降清后尽力卖命，反受到清廷的猜疑和文官的压制，最后不得不反清归明。浙江宁波谢三宾本想通过隆降清，保住他“家富耦国”的家产并“求用于新朝”，没想到“功”不见录，清巡海道孙枝秀对他的巨额财产垂涎三尺，故意把他说成是“同谋”叛逆，捉拿入狱。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郑芝龙想靠降清保住自己家业的想法有多么幼稚。郑成功的老师钱谦益是东林党的领袖之一，官至礼部侍郎。降清后为礼部侍郎。1647年，钱谦益突然被逮锒铛北上，关入刑部大狱。经妻柳如是全力奔走营救，斡旋，才得以出狱，被管制在苏州，寄寓拙政园。顺治六年(1649)，从苏州返回常熟，表面上息影居家，暗中与西南和东南海上反清复明势力联络，策划的联络东西会师江南的方案。1660年，郑成功、张煌言长江之役，钱谦益暗中给予很多的帮助。从钱谦益降清，遭迫害到反清复明，可以看出这位老先生的战略智慧远不如其22岁学生郑成功。
２.面对清朝的招抚和父亲的劝降，郑成功坚决不降清。1651—1652年，郑成功在福建沿海地区多次击败清军，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清廷想利用郑芝龙这张王牌，招降郑成功。清廷让郑芝龙出面写信，动以父子之情；由浙闽总督刘清泰派人向郑成功转达朝廷招抚密旨，只要他剃发归顺，即可保持自己的军队，仍旧镇守福建沿海，不必进京。1653年４月，清浙闽总督刘清泰依据朝廷密敕精神，写了一封文书给郑成功，“宣扬皇上覆载深恩”，“陈述父子不应绝情”，以忠孝两全引诱郑成功背明归清。起初，清廷颁发敕书，封郑成功为海澄公，给泉州一府之地供郑成功安插和供养军队。然后清廷再让郑芝龙写信劝降，并颁发敕谕许以漳州、潮州、惠州并泉州四府驻扎，拨给四府兵响，给郑成功“挂靖海将军印”。 郑成功并不为利诱所动，他趁和谈的机会，派兵前往福建、广东沿海地区招兵买马、征取粮饷。郑成功以“自古大义灭亲，从治命不从乱命。”决不降清。
３.力求忠孝两全，终未如愿。郑成功的军队乎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没有得到过永历朝庭的多少支持，也未配合永历的其它军队作战，自己招兵买马，自己筹措粮响，自己展开军事行动。郑成功军队进行同安之役、潮州之役、漳州之役、北征战役、南征战役、最后的长江之役都是自己独立自主地进行的。郑成功这样做除了永历朝廷内部各派系之间勾心斗角，永历皇帝不是一个有能力有作为的君主，以郑家军与永历朝廷距离较远等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一支完全由自己撑握的军队，才有与清廷讨价还价的筹码。尽管郑芝龙降清后，郑成功知道要忠孝两全已经不可能了，但他还是想变不可能为可能，尽力去实现忠孝两全的目标。郑成功的忠，不是忠于皇帝一人，而是忠于自己所担负的对国家、对人民的历史重任。史家把郑成功1659年长江之役的失败归咎于其军队行动迟缓和郑成功轻信清军南京守将管效忠的谎言。本来走陆路三五天即可到达的路程，结果走水路用了十天。到达后又没有及时展开包围。包围后又轻信南京城内的清水师提督管效忠，清朝有例，守城者过三十日，城失则罪不及妻孥，乞求宽三十日之限，即当开门迎降的谎言，而没有发起攻城。最终清军援军到，郑成功败退。笔者认为郑成功对南京城围而不打的原因不仅是轻信，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想靠围而不打，逼清廷释放其父郑芝龙。只是还未走到这一步，清军援军到，郑军遭两面夹击而失败。这一次郑成功是过于轻敌。轻敌的深层次原因有两个，一是对全国战争形势不了解，错估清廷调动援军的速度与能力。二是想通过包围南京，与清廷讨价还价，最终逼清廷释放郑芝龙。郑成功的如意算盘是落空了，我们得由此窥见他对忠孝两全的不懈追求。
4. 依理行事，收复台湾。郑成功决意收复台湾显示出的他的战略远光远在他人之上。张煌言认为台湾距大陆较远，即便如愿以偿收复台湾，却离抗清前线远了，多数闽籍将领也留恋乡土，胸无远志，并不赞同出兵台湾。郑成功为了建立解决几十万兵员的粮饷物资供应的后方基地，同时为了解救在荷兰殖民统治下处水深火热之中的台湾人民，维护国家领士完整，决定收复台湾。
二、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郑成功担当起反清复明和收复台湾两大历史重任，显示了他的伟大的担当精神。郑成功的担当精神有两个特点。一是超越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境界，在自己还很弱小的时候就担当起历史重任。这和传统儒家所主张的有机会就出来为老百姓做点事，没有机会就隐起来的有很大的不同。在自己有能力去担当的时候，担起对国家民族的责任相对是比较容易做到。在自己力量还很弱小时时候，为国家民族担起伟大的责任是特别不容易的。郑成功当时实力和地盘都很小，却志不稍减，致力于招兵置船，恢复海上雄风，打的旗号是业已被清军俘杀的隆武帝。这和郑成功所受的理学教育不无关系。理学强调与宇宙万物为一体的境界，宇宙和我融为一体，从而使自己的天性充分展现出来，自己天赋能力充分地释放出来。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就能实现万物具备于我，我的力量就可以因此而强大起来。郑成功能够在自己还很弱小的时候担当起对国家的历史重任，在于他心中有百姓。为了百姓是他的出发点和归缩，依靠百姓的力量是他坚信自己能够完成伟大使命信心的来源。二是郑成功所担当起的历史责任不是由其所担负的职务强加给他的，而是他主动去担当的。郑成功从来就不是朱明王朝的“纯臣”，并不对朝廷负有特别的责任，起初打的被清军俘杀的隆武帝的旗号，后来除了接受永历皇帝授给他的延平王的封号外，与永历政权也没有太多联系。郑成功承担起历史责任为的是天下百姓。郑成功担当精神也是与理学和郭居敬《二十四孝》所倡导的担当精神分不开的。理学的先驱们是本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精神创立理学的，理学倡导民胞物与，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既然天下百姓都是我的同胞，我当然对他们负有责任，不能对他们受苦受难，置之不理。
清廷统治者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都以凶悍残忍著称于史册。清军一遇抵抗，破城得地之后不分军民，不论参与抵抗或未参与抵抗，通通屠杀或掠取为奴婢。满洲贵族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野蛮手段强迫汉族百姓改变自己的风俗习惯。顺治元年十二月，多尔衮发布了圈地令。名义上说是把近京各州县“无主荒田”“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实际上却是不分有主无主大量侵占畿辅地区汉族居民的产业。投充旗下为奴本来的意思是，畿辅地区大量土地既被满洲圈占，原住汉族百姓被剥夺了资生之业，满洲贵族、官兵自己又不从事耕作，清廷乃以“为贫民衣食开生路”为名听任汉民投入旗下以奴仆身分耕种田地，实际有很多人是被威逼带地投充。被驱迫为奴的汉人本身过着毫无自由的牛马生活，子孙也难以摆脱受奴役的命运。他们之中一部分人因走投无路而悲愤自尽，另一部分人选择逃亡。旗下奴仆的大批逃亡直接影响到满洲各级人等的“生计”。清廷为维护满人利益和自身统治，严厉地推行“缉捕逃人法”。“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佑及十家长、百家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常常抓一个逃人，牵连一二十家，甚则五六十人。我们从清军的屠城、剃发、圈地、投充和追捕逃人法等残暴的统治，可以理解郑成功抗清的目的和意义。
我们更可以从清朝抗拒西方思想的传入，看出郑成功抗清的意义。中国科技直到1400年前后比欧洲科技优秀，可是到1600年，中国科技却已远逊于欧洲。因此有人认为明清两代应该对中国科学技术的衰弱负责，甚至有人认为程朱理学应该对中国科学技术的衰弱负责。然而根据杨振宁的观点，近代科学技术的落后是由于中国没有使近代科学得以产生的自然哲学方法。1687年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发表是近代科学诞生的标志。《数学原理》全书的结构完全是以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为样本的：两本书都从定义开始，然后是公理，再是引理、命题和证明等等。1604年徐光启和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的前六章。徐光启对《几何原本》重要作用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他说：“此书有三至、三能：似至晦，实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实至简，故能以其简简他物之至繁；似至难，实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难。易生于简，简生于明，综其妙在明而已。”“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遗憾的是直到250后的1857年，李善兰和伟烈亚力才译出《几何原本》中剩下的篇章。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满州人蹂躏与征服，使中国人产生了所谓“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盲目的排外情绪，以及清政府蓄意地支持反映这种情绪的“西学中源说”，有组织地抵制西方思想和科学技术的传入。因此可以说，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前期是由于没有《几何原本》这样的系统思考的方法，后期是由于有组织抵制西方思想和科学技术的传入。换言之，明代科学技术开始落后于西方不能简单归咎于明朝政府或者程朱理学，清代科学技术的落后则主要归咎清政府排外政策。试想一下，如果郑成功抗清大业成功了，肯定不会有盲目排外的政策。
郑成功担当起收复台湾的历史重任，并最终实现了这一目标，其意义为世人所共知。
三、无私奉献精神。郑芝龙降清以后，施福、洪习山、黄廷、施郎等人归附了清朝，郑芝龙的老部将林察在福州即将失守时率兵保护续封唐王朱聿鐭乘船逃往广州，成为绍武政权的主要军事支柱，郑芝龙的旁系势力郑彩、郑联、杨耿等人则转而改奉鲁监国（朱以海）。郑成功、郑郑鸿逵力量并不大，打着已死的隆武帝的旗号，经过同清方的反复较量，把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势力汇合成一支劲旅。郑成功从1646年底开始组建自己的军队，到1648年才形成一支对清朝颇具威胁的力量。在乱世之中，很多抗清力量其兴也勃，其亡也勿。郑成功的军队坚持的时间最久，而且是不断地走向壮大，郑成功靠的是什么法宝。笔者认为靠的是无私的精神。而这种无私的精神也是理学和郭居敬《二十四孝》所倡导的。理学认为只有无私的人，才能够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郑成功的部将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跟随他起兵的少数将领，如洪旭等人；二是福建沿海应募而来的有志之士，如海澄人甘辉、漳浦人蓝登等；三是跟随郑芝龙降清，拨归佟养甲、李成栋部下进攻两广，1648年李成栋反正后由粤返闽的将领，如施琅（当时名施郎）、洪习山、黄廷等；四是清方派驻东南沿海的少数仍怀故国之思的将领自拔来归。郑成功对于这些不同出身的将领大体上能做到一视同仁，惟才是举。特别是在军事组织上作了精心的改编，防止了将领拥兵自雄、飞扬跋扈。一视同仁，惟才是举是郑成功队伍不断壮大的根本性措施。而做到一视同仁，唯才是举的关键是无私。如果有私心，就有亲疏，就无法做一视同仁。做不到一视同仁，也就做不到唯才是举。郑成功治军以严闻名。治军要严，须要以无私作前提。无欲则刚，无欲才能做得公平，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地严，才是真正的从严治军。如果有私心，做不到一碗水端平，就不能做到真正的从严治军。郑成功为了抗清，其母田川氏被清军所杀。清廷见招抚无望，把郑成功父亲、两个弟弟等全家十一口人杀害。可以说郑成功为抗清作出巨大的牺牲。凡从自己一己之私考虑的明朝官员，在清军南下之时，多选择降清；当然这些人中有很多人降清后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又参加反清活动。郑成功从一开始到最终都坚定地坚持抗清。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心中是无私的。
四是宽容精神。在上面已经提到郑成功原来的力量和地盘都很小，靠募集福建沿海而来的有志之士，甘辉、蓝登等人；收容之士收容了1648年李成栋反正后由粤返闽的将领，如施琅、洪习山、黄廷等以及清方派驻东南沿海的少数仍怀故国之思的将领自拔来归，而壮大起来。除个别人后归清外，郑成功基本上拢住来自各方面的人。能够把来自不同方面的团结在一起，靠的就是无私和宽容。有私不能宽容，无私就能做到一视同仁，就能够容纳各方面的人才。郑成功的宽容还表现在同意鲁监国朱以海和部众进驻厦门。对于鲁监国的将领，郑成功一方面保留他们原来的爵位，另一方面又把他们纳入自己的军事编制，如派张名振管水师前军，周鹤芝管水师后军，阮骏任水师前镇。应当说有一部分兵将转入了郑成功藩下，而以张名振为首的大多数鲁监国兵将仍然保持自己的系统。鲁监国朱以海和忠于他的文官武将在南下金、厦之后，依附于郑成功，但不承认自己是郑成功的部属。郑成功与张名振、张煌言等鲁监国系维持同盟关系，体现出郑成功的包容。后来郑成功与张煌言联合发起长江之役更体现出合作的很不错。
宽容源于爱心，有爱心才能宽容。而长江之役中，充分体出郑成功的爱民之心。郑成功严令部属：不许扰民，严惩扰民者。郑成功的部队占领镇江后，果然“市不易肆，民不知兵”。郑成功以镇江为榜样确实收到了显著效果，附近各城“归附者接踵而至”，句容、仪真、滁州、六合等城相继来归。荷兰殖民者对台湾残暴统治，激起台湾人民的起义反抗，起义又被殖民者镇压。郑成功收复台湾的除了需要一个解决兵响的后方基地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解救台湾人民。 1662初，清廷下令迁界，实行海禁，强迫闽、浙、粤沿海居民内迁30至50里时。郑成功接引大陆因迁界而流离失所的数十万百姓到台湾安置。郑成功为天下百姓利益而战斗本身，就是一种对天下百姓的爱心。把天下百姓的事当作自己的事，体现的正是与天下百姓融为一体，这实际上就是宽容精神的体现。
虽然史家认为郑成功不是孝子，也谈不上是忠臣。但笔者认为，郑成功受郭居敬《二十四孝》和理学思想的影响，对孝的理解与先秦儒家对孝与忠的理解有不同。根据郭居敬《二十四孝》所隐含的理性、担当、无私、宽容精神来衡量，郑成功可算是孝子。郑成功是我们理解郭居敬《二十四孝》教化作用的一个典型例子。通过这个典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郭居敬《二十四孝》所隐含的精神。
2018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