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蓬安：自费自购纳入医保“救命药”，参保何用？
12日，扬子晚报以《近5000元一瓶的救命药已纳入医保，为何在医院买不到？》独家报道了姜楠儿子因病需长期服用诺科飞，但在淮安已被纳入医保的该药在医院却购买不到的遭遇。该报道引起了淮安市人社局，淮安市、区两级医保中心以及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高度关注，经过商讨，16日，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正式开始采购该药。（7月16日《海外网》）
估计姜楠此时会带领儿子一起从内心默念“感谢国家！感谢党！”毕竟问题解决了，今后买药就没有那么重的经济负担和心理负担，更不需要自费到上海、北京等地购买，省却了鞍马劳顿，即使此前多花了很多精力，多花了很多冤枉钱。
中国医药、医疗管理体制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怪胎”。患者付出的终端药价高出出厂价几十倍甚至超百倍，那么多市场监督机构却没有谁管，这要在社会治理有序的国家，仅《反暴利法》就会让这些企业破产；上市医药公司销售费用超过六成，分明是用于不正当途径，证监会却熟视无睹，而美国连企业在海外行贿，都要以《反海外腐败法》加以重惩，因为这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涉药、涉医企业行贿官员、医生，过程都是明明白白、绝对“大家都知道”，行贿资金的去向绝大多数都是有帐可查，可反腐机构却一直“没兴趣”，奇怪！奇怪！真奇怪！
关注中国医药、医疗十几年，总是不断地“开眼界”。此前“救命药”和“廉价药”断供，专家、官员、媒体总是众口一词，说是因为这些药价格太低、用量又小、生产企业利润薄，无利可图而不愿生产。我在《“救命药”断供，绝非因为利润低》一文中驳斥了这一观点，认为“断供”的根本原因在于：因为“救命药”用量少，不可能有医药代表负责推销；医院因为利益驱使，不愿意使用“廉价药”；采购环节因为拿不到“回扣”，对购“廉价药”没有兴趣。
如今我再将这些生产企业一军：如果现有价格不能保证正常的利润，何必彻底停产，干脆向国家药监局交出相关《药品GMP证书》，也好让国家死了心，彻底打开这类药品的“大门”，干脆进口国外同类产品，肯定可以有效避免市场供应不足的问题。
患者买不到近5000元一瓶的“救命药”，肯定不能怪“价格低”了，就只能怪“用量小”。扬子晚报12日的报道称：做完雾化，漱口，7岁的姜羽凡接着就要开始喝他的救命药，近5000元一瓶的泊沙康唑口服混悬液（简称诺科飞），不到20天就喝完。他不知道的是，他喝的救命药尽管在淮安当地已纳入医保，但因为医院没有药，他的父母不得不自费到上海、北京等地购买。
等于每天需要花费250元，一般家庭哪里受得了？近期大家都在谈《我不是药神》，那么多人看看就哭了，无疑是面对天价“救命药”，人们对生命的希望变成了绝望。格列卫也好，诺科飞也罢，最后能纳入医保，很多人因此得救，也是一大善事了。而诺科飞纳入医保后，可以报销80%，患者必然感激政府。可我们很多时候却不能“将好事做好”，非得等舆论监督形成压力后，才不得不去做，这又是何必呢？
已经纳入医保的“救命药”还需要自费自购，那参保又有何用？参保人员按期缴纳医保金，政府出台好政策让患者受益，可到了医院却是“这个真没有”，究竟是什么原因所致？我感觉主要是惰政。我不相信姜楠此前没有与医保中心及医院沟通过，因为通过媒体曝光是他们万不得已的选择，谁愿意得罪官家？谁愿意得罪今后还要不断打交道的医院？医院该有的药，不积极采购；市场该保障的药没有保障，医保中心不积极解决问题，都是明显的不作为。
其实，有效解决“低价药”、“救命药”并非什么难题。笔者曾上报过题为《关于有效保障“救命药”供应的建议》的社情民意，其中一条就是建议监管部门，要求生产“低价药”、“救命药”的企业必须在网上开设旗舰店，让有需要的通过网络购买，让销售渠道畅通，也可有效避免各地分散储存造成的不必要浪费。因为诺科飞已经纳入医保范围，且不需再走招投标程序，患者也是相对固定，医院完全可以在网上进行挂网直接采购。
如今，淮安市在媒体曝光后迅速解决了“救命药”诺科飞的供应问题，其它“救命药”问题解决了吗？再推而广之，全国各地还有多少类似于诺科飞这样已纳入医保的“救命药”，依然还需要自费自购？
最后还是要将某位大领导的话无偿献给管理医药、医疗的官员们：“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我的公众号为“zhoupenga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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