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夸大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智石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卫祥云
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经济增长离不开新技术的突破和创新，但如果缺乏制度变革的配合，其发挥的作用将十分有限。
中国自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近四十年间，制度红利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无疑是巨大的，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巨变也是不可否认的。在这种情况下，四十年社会发展的研究和理论分析自然成为各种研究智库发表见解和观点的热点问题。其中，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显然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也是市场中的政府、企业和个人需要从中悟出政策理论、发展政策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及其定位所需要认真对待的核心问题。
有一种观点认为，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经济正在由要素驱动型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型增长，而创新驱动型增长则主要是指技术创新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如果再延伸一下这句话的意思。所谓的创新驱动型主要是指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各种技术发明、技术创新和人工智能等在经济增长中的应用及其推动作用。
这种观点的现实分析和理论概括没有原则性错误，但却存在明显的不可调和的悖论。即严重忽略了要素驱动型增长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增长潜力，对这种所谓的转变存在高估和认识不足。尤其是这种转变理论未涉及制度要素的改革配套或对制度因素缺乏应有的认识，遂使此种转向理论极易被证伪。
对此，我们需要讨论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经济四十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要素驱动的作用。其中，要素资源的放开和人口红利的爆发是内因，制度改革是外因。这种要素驱动，在农村就是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到现在的“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改革；在城市就是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代表的股份制改革到目前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其实质就是产权改革。正如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周其仁所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一部产权改革和正在进行的产权改革的历史。因此可以说，中国经济的要素驱动型改革刚刚破题，任重道远。
如果认为中国经济的要素驱动型增长正在转向或已经转向，则就大错特错了。目前，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素驱动型改革不但没有到转向的时候，而且在要素改革的许多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和缺憾。尤其是制度改革配套的不足和严重滞后，甚至出现了局部和阶段性的倒退，已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的绊脚石。而要搬掉这些阻碍资源要素改革的绊脚石何其容易？且不说这种理性认识和思维转化为现实政策的难度和阻力，即使在理论研究领域得到认可和肯定，也是一件非常难的费力不讨好的事。可以想象和预测，求索真理的道路漫长而修远，更需研究者的勇气、韧性和耐力。
以我国东北地区为例。其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全国的事实说明：自然资源和禀赋劣势确实是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我认识的一位在哈尔滨退休的教授举家迁往大连，并把哈尔滨的房子卖掉。并认为没有必要在哈尔滨保留住房。我曾经问她迁往大连的原因，她说是冬天道路结冰太滑。显然，她的想法和做法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而且，这种想法和做法及其朴素而现实。这种情况下，怎么靠技术创新解决她的问题呢？当然无解。只有要素驱动，靠市场配置资源才能改变这种现象。而要改变这种现象，就需要政策和制度的双重驱动才可行。
以山西省为例。如果煤炭资源得不到开发和利用，山西省的经济增长就明显放缓。而如果维系现在这种生产状况，经济能够保持较高速增长，但却造成了污染扩散和环境破坏的现实。所以说，山西省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一方面要适应能源结构调整的大环境，提倡绿色低碳发展模式；一方面又不能不开发煤炭资源，以保持经济的适当增长和民生需要。同时，制定煤炭资源的保护型开发和利用政策是当务之急。当然，这是一盘大棋，非山西省一省能为，需要国家大政策的配合和支持。所有这些现象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基本属于要素驱动型增长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而非所谓的创新驱动型问题。
就在昨天（7月15日），山西太原街头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一位八旬老人沿街乞讨，儿子却在观望。通过搜狐视频可以看出：小伙子正当年并无残疾。80岁老母的形象令人唏嘘，感叹不已。不由得让人追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要知道此事发生在中国已经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山西省会太原，绝非偶然，即使偶然发生，其中一定有某种必然性的联系。按照目前得到的信息分析，原因不过三点：一是不排除家庭矛盾导致，不孝之子做出不理性的负气之举，结果是在民警的干预下由女儿接母亲回家。二是山西省近几年经济大环境不好，居民收入水平下降，八旬老人家里生活困顿，儿女赡养老人互相推诿造成当日谁也不愿看到的现象。三是政府的责任在哪里？显然，社会救助机构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当然，还有一点是与我们的改革有关，即资源要素改革的不公平是导致该事件发生的深层次根源。也就是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一大致命问题：资源要素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拉大了贫富悬殊。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该问题，还是要在资源要素和制度的改革上下功夫，想办法，而非技术创新能解决的事。
再以国家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为例，技术创新和企业走出去，发展外向型经济显然是正确的抉择和决策。但限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自然资源禀赋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决不可忽视要素驱动的现实和劣势。高尚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义不容辞，普世的人文情怀我们心向往之。但在自己的技术尚受到他国制约的状态之中，奢谈创新驱动型的意义有多大？尤其是对企业来讲存在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如果具备技术等优势，而没有市场，技术创新有何用？
综上所述，绝无忽视和否定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不否认创新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但随意和无限夸大技术创新的作用则不利于目前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和健康发展。甚至会导致形成用创新驱动型理论代替要素驱动型改革的路径，从而忽略了最基本的制度创新和制度改革，舍本而逐末，欲速而不达。
我们以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为例，是当下中国最热门的话题。对此问题，我常常和下一代争得面红耳赤，难有定论。但我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首先应该是为人服务的，如果连居家清理卫生和照顾老人的问题都不能彻底解决，其发挥的作用就是十分有限的。区块链中的比特币也是一样，虽然可以去中心化，也不会发生通货膨胀。但这种技术的应用面临制度的严峻挑战，而技术战胜制度几乎是不可能的。制度的背后是国家，在一个国家尚能推翻多个国家制定的规则的情况下自行其是，对技术创新的制约作用可见一斑。
2018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