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要明白，如果政府收的钱不能转化为民众的消费，当然就只能变成政府消费了，也就是政府投资、“三公消费”、行政支出等，这必然会降低整个社会的消费率，导致消费不足。

　　经济学家陈志武一次去巴西的时候跟当地的出租车司机聊天，他听司机说，巴西政府一旦有钱，不是去想到把他们的机场、高速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做好，而是想怎么把这钱分给老百姓，发给老百姓去花。陈志武就跟他说，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国政府有了钱，首先想到的不是给老百姓发钱，而是要多盖大楼，修建更漂亮的立交桥、高速公路和铁路。

　　在财政增收转化为居民消费方面，香港的经验值得大陆借鉴。2010至2011年度特区政府公共财政收入较原预算高828亿元港币，但香港特区政府并没有将增加的财政收入用于投资或其他行政开支，而是提出了$6，000计划，向年满18岁的610万香港永久性居民一次性发放6，000港元，让政府的增收变成普通香港人的增收，从而带动消费增长。

　　在按人发钱方面澳门的力度远超香港。在2012年11月的澳门特区政府施政纲领中，加大了惠民力度。据统计，一名60岁老人，在2013年年可收59600元（澳门元，下同）大红包，其中养老金3 .9万、敬老金6600元、现金8000元、储蓄金6000元。至于普通澳门居民方面，则向每位居民中央储蓄户口（类似内地社保账户）额外注资6000元，永久性居民每人获得8000元红包，非永久性居民每人为4800元。 事实上澳门在2008年开始就连续向居民发放红包：

　　2008年每位永久性居民获发5000元，非永久居民发3000元；

　　2009年每位永久性居民获发6000元，非永久居民发3600元；

　　2010年金额与上一年相同；

　　2011年上半年派发4000元，下半年向每名永久性居民发放3000元，每名非永久居民1800元；

　　2012年每位永久性居民将获发7000元，而非永久性居民则获发4200元。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口径，2007年至2009年，我国宏观税负分别为24%、24.7%和25.4%，这不仅远低于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中国社科院该份报告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在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中指出，按照IMF《政府财政统计手册》标准，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可以定义为一般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社保基金收入，这构成全口径的政府收入。以此计算，中国全口径政府收入已经从1998年的1.73万亿元，上升到2009年的10.8万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也从1998年的20.4%上升到2009年的32.2%，上升了约12个百分点。

　　问题并不在于政府收入过高，而在于政府支出不合理，这才是导致消费不足的根源之一。世界上宏观税负最高的国家是北欧各国，其中丹麦高达48.4%，超过瑞典成为世界上税收水平最高的国家。但这些国家并没有因此出现消费不足、产能过剩等问题，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将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民生，真正做到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在这当中高税收很大程度上只是收入再分配的一种手段。丹麦的社会福利支出约占GDP的33%，社会性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70%多。换言之，在丹麦48.4%的宏观税负中超过70%返回给民众变成民众的消费，真正的税收水平只不过是十几个百分点。

　　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政府支出的绝大部分都用于居民的社会保障，而中国政府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用所占比例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以2006年为例，当年中国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18.73%，而同期日本的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是2.38%，英国为4.19%，韩国为5.06%，法国为6.5%，加拿大为7.1%，发达国家中最高的美国也只有9.9%。世界很多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是其财政总支出中的最大项目，一般都在30%以上，德国更是高达71.49%。

　　除了行政支出比例高，中国的经济事务开出比例也远远超出其他国家。根据中美两国公开的数据，2010年中国的经济事务开支占了财政总开支的33.7%，相当于GDP的7.6%，而美国这一比例仅为6.0%，相当于GDP的2.2%。假如中国的经济事务开支降到美国水平，则将有占GDP5%的财政支出可用于改善民生，能够提高中国消费率5个百分点。

　　在此就可以得出结论了：发达国家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社会福利，而中国大量的钱用于行政管理与经济事务，变成政府在进行具体的投资业务。用于社会福利的钱最终都会变成消费，而用于经济事务的支出只能增加社会总投资，这就是中国消费不足的其中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