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增长改变了国家和地区间的均势，造成了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政治不稳定。经济交往可以使人们相互接触，但不能使他们达成协议。在历史上，它往往使各国人民更深地认识到他们之间的不同，令他们彼此害怕。国家之间的贸易不仅带来了好处，而且也造成了冲突。”

对于目前激战正酣的中美贸易冲突，各种解释都有，可谓众说纷纭。具体到政经天一楼主韩和元（也就是笔者）而言，亨廷顿的冲突论或最具说服力。而这不得不提到他那部写于上世纪90年代早期的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事实上，在这本书里亨廷顿就已经早早的预测了未来冲突的根源。在该书的第九章的第三节里他就曾这样写道：

亚洲，特别是东亚的经济变化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态发展之一。至90年代，东亚经济的发展令很多人感到欣喜，他们认为东亚和整个环太平洋地区在持续扩大的商业网络中已经联系在一起，它将确保国家间的和平与协调。这种乐观态度是基于一种非常可疑的假设，即：商业来往从来都是维持和平的力量。但情况并非如此。经济增长改变了国家和地区间的均势，造成了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政治不稳定（注意均势一词——本楼主注）。经济交往可以使人们相互接触，但不能使他们达成协议。在历史上，它往往使各国人民更深地认识到他们之间的不同，令他们彼此害怕。国家之间的贸易不仅带来了好处，而且也造成了冲突。如果过去的经验靠得住，那么亚洲的经济成就将为其带来政治阴影，即不稳定和冲突。

亚洲的经济发展和亚洲社会日益增长的自信，至少从三个方面扰乱了国际政治。首先，经济发展使得亚洲国家能够增强其军事能力，给这些国家未来的关系带来不稳定性，使冷战中被抑制的问题和矛盾显现出来，从而增加在这一地区出现冲突和不稳定局面的可能性。第二，经济发展加深了亚洲社会和西方之间，主要是与美国之间的冲突的强度，并增强了亚洲社会在斗争中取胜的能力。第三，中国这个亚洲最大国家的经济增长会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影响，以及恢复其在东亚传统霸权的可能性，迫使其他国家要么“搭车”和适应这一发展，要么“用均势来平衡”和试图遏制中国的影响。

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于2011年写的，于次年3月出版的我的《全球大趋势2：被债务挟持的世界经济》一书里，曾就中美关系做过如下研判：

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一切都无可避免地对现有的国际政治格局形成冲击。而中国的政治制度的特殊性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与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差异，也必然会加深彼此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中国崛起是一种必然，但中国崛起的道路却并不是一片坦途，事实上中国的崛起比任何国家都更为艰难和坎坷。中国近年来在经济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引起了世界各国莫大的兴趣。对此，一些爱国民众为之沾沾自喜。但我却认为，这是祸而不是福。

包括中国在内的非传统西方世界的经济的发展，令很多人感到欣喜，他们认为商业来往会加深彼此的利益的一体化，从而让彼此间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利益同盟，让彼此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此，商业活动将是一股重要的维持和平的力量。

但亨廷顿认为：“经济增长改变了国家和地区间的均势，造成了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政治不稳定。经济交往可以使人们相互接触，但不能使他们达成协议。在历史上，它往往使各国人民更深地认识到他们之间的不同，令他们彼此害怕。国家之间的贸易不仅带来了好处，而且也造成了冲突。”

7年后，再回过头来看，好像一切还真就如当年预判的那样。

当然，对于亨廷顿的观点我也是批判性接受，或者说，对他无限放大文化的差异表示并不甚认同。我反倒更为倾向于认为：国与国之间，在利益一致时，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可以忽略不计（譬如，毛爷爷时，中美价值观差异肯定远大于今天，但美国了为抗击苏联中国亦要抗击苏联，当二者利益趋于一致时，正如尼克松和福特们所做的，这种文化的差异还真不是个事）。当然，一旦利益冲突，这时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就会被无限放大。而中美之间利益的分歧来自哪里？事实上亨廷顿也早已给了我们答案——经济增长改变了国家和地区间的均势。正是这种位势的改变，导致中美之间的贸易往来，不仅带来了好处，而且也造成了冲突。

参考文献：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新华出版社，1998.

韩和元.全球大趋势2：被债务挟持的世界经济【M】.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