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社会主义国家，劳动就是大家口中的体力劳动，也就是马克思刻意简化后的“简单劳动”。而《西方经济学的终结》里的脑力劳动，才是我个人对劳动本质的称谓。马克思所谓的简单劳动，我称之为“体力耗费”。
我说劳动是一个褒义词，很多人反对，但当我把体力劳动更换为“体力耗费”时，很多人又觉得不行，说这有点对劳动大众大不敬，把劳动者视同了机械物理的工具物，看来坚称“劳动”并不是褒义词的人虽然嘴硬而心中还是承认劳动一词的褒义性质的。
在分析思考“劳动”这一问题的时候，很多人都把注意力放在劳动在人类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当中的地位与作用上，只看到劳动分为脑力体力和体力劳动，或者复杂劳动与简单复杂，但终究是集于劳动者一身的，是劳动者之能力的两个方面。但却少有人发现并指出，这两方面能力的对立性。
马克思对“劳动”有多重说法，但似乎都算不上是“定义”。一种“人”的定义是由十八世纪的美国政治家物理学家富兰克林给有出的：人是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people are make tools of animals，
animal,but not manufacture tools can do this)。这一定义被不断积累发现的生物学知识所冲击着，但还是大致上被多数人所接受认可。
黑格尔认为，“劳动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这句话充其量指出了劳动是人所具有的能力，并不包括劳动创造人的意思，因为能力可以是后天获得的。而到恩格斯这里，他在1876年所写的《论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明确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但这种措辞方式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劳动”和“人”究竟谁先谁后的存在顺序问题。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答案只可能是“同时有”，而没有谁创造了谁的先后顺序。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师承黑格尔把劳动看作是人的一般本质，他说到：“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
恩格斯认为是劳动创造了人，《马恩全集》中指出：“这些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 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注：即劳动）”。
然而，如果使用“生产”这个中性词语替代“劳动”的话，我们可以显而易见地发现，生产行为是包括人类在内每一种生物都天生具备的能力，并非人类独有的特异功能。每一种生物都是从外界获取维系自己生存的必须的物质营养（即消费）。对于高等动物来说，这一过程不仅仅是对现成的自然资源的吸取使用，还包括对混杂于其中的无用之物的筛选剔除（如呼吸与排泄）。高等动物当中没有中国人想象当中的貔貅（一种只吃不拉如狮子模样的动物，象征着聚财）。所以，劳动论必须回答与解释的一个问题是，人的劳动与一般生物的生产行为的差别在于何处。
恩格斯说：“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做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
恩格斯的言词中明显洋溢着人类通过劳动改造自然人定胜天的自负，但马恩的思想祖师爷黑格尔却警告过这种自负与狂妄，他说，“当人类欢呼对自然的胜利之时，也就是自然对人类惩罚的开始”。黑格尔的这种警告，很有点儿中国《老子》“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的价值中性论的味道，从福中看到了祸，从坏中看到了好。
我们回到富兰克林对人的定义上来——人是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先不去追究它的生物学漏洞，我们用行为心理学的观念补加追问两句：一，人为何要制造并使用工具呢？二，制造工具的能力本身来自哪里？
稍加归纳我们不难得到答案：制造工具的能力来自于出类拔萃的大脑；而目的总是指向节约和减轻体力耗费，也就是俗话说的“省劲儿”。如果我们愿意把制造工具的活动或行为称之为脑力劳动的话，我们就可以说，人类一直以来都在用一种(脑力)劳动去减少另一种(体力)劳动，日积月累的结果就是用进废退，人类从一开始以无工具辅助下的体力劳动为主，到手脑并用的智勇双全劳动，再到以脑力劳动为最主要的劳动，最终，体能的耗费将会作为健身生活需要而不再是作为生产的需要。
这个过程将劳动的本质日益清晰地显露出来，那就是“劳动是(人的)大脑的创造性思维活动”，同时也给予了“机器代人”最合理的解释——能被机器所取代的都不是劳动，否则就必须承认工具劳动论。
劳动形态日益向本质回归的演进，直接让在简单劳动意义上的劳动概念下的“劳动是人的本质”的论断破产——作为人的本质的劳动只能是脑力活动而非体能耗费。否则，这部演进史就变成了人类日益使得自身脱离本质的过程，如此，当工具发展到某种程度可以让人完全摆脱体力耗费的时候，人类岂不是因为不用劳动而不再是人类？
而在劳动主要指简单的体力耗费的马克思劳动概念之下，热爱劳动、劳动将成为人的第一需要等说法也成为笑话——我们明明看到的是为了省事和省力才去制造工具并不断改进它，这种摈弃怎么能叫做“热爱”与“需要”？
但若承认脑力创造性活动才是劳动，就会看到，人类的劳动一直在扩大和增加，而不是随着工具进步而减缩，被减缩和替代的不是劳动，而且为之在设计制造工具的时候人付出了大量的脑力。这种苦思冥想绞尽脑汁也要去做的状态，才是“热爱”，才像是“第一需要”。人类的偷懒天性其实仅仅限于体力耗费，为达到偷体力耗费之懒，人类可谓是费尽了脑力劳动之心思。从脑力劳动来看人类整体，“偷懒”从来都不存在（不包括不愿动脑劳心甘被人治的个人）。
设计制造并使用工具的行为，目的就是减少体力耗费和非创造性重复行为，也就是所谓的提高了效率。显而易见，效率的提高，只是体力耗费的减少而不是劳动量的减少，总的劳动量是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只不过它是在制造产品活动的前期以脑力劳动的形式增加了，正是这种增加减少了后期的体力耗费，从而提高了所谓的效率。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力与产品价值成反比的论断，完全就是在错将劳动当作是简单的体力耗费之下得到的一个错误的结论，这一结论也完全不符合马克思自己所说的复杂劳动是倍加的简单劳动的认知。而实际上是，产品的价值即有用性与劳动生产率无关。
再回到人的概念上来。此时我们会感觉到，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哲学论断是多么睿智——大脑，一个会思考的大脑的“思”才是人的本质，也只有认识到“思”作为人的本质，“劳动是人于动物的本质区别”、“惟劳动者人”及“劳动，故我在”等等的说法也才能够成立。
当黑格尔说出劳动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的时候，显然他没有进一步去深入追究“作为人的本质的劳动的本质又是什么”这个问题，也没有注意到被其尊称为“现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之中的思与劳的联系。
而十三年前的《西方经济学的终结》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人的本质是劳动，劳动的内涵是创造性思维，人—劳—思，三位一体互为定义——我思故我在+我劳故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