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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在群里遇到十年前就熟悉的某老兄，看他换了个头像，就点开一看：“咦，一直是好友啊，什么时候将我删除了？”可想来想去，他也不是那种完全不包容、不迁就、左敌视右、右排斥左的类型，于是硬着头皮加他：“老兄，以前没加？”
很顺利的就加上了。因为人家一直没有回答，也就没有再问。
后来才忽然开窍，想通了这个问题。他此前的账号，一定是over了。一搜，果然！加了两。
这样的经历，我也有过多次。在网上玩的好好的，忽然就没了。从搜狐，到新浪，到乌有之乡，到1510部落，到起点文学网。现在剩下的账号寥寥无几。无论此前积累起多大的声威，哪怕你虚拟资产都到了金字塔顶尖水平，该清零的，照样给你清零了，只能算是失败了。
但这算不算不是失败呢？实际恰恰相反，恰恰是成功。因为：价值观的失败才是真正的失败。你为了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宁死不屈，哪怕一次又一次的死去，也在所不惜。什么时候，你灰心丧气了，你绝望了，不再坚持正确的价值观了，你才算是真正的失败了。正应了海明威的一句话：你可以杀死他，但是你就是不能打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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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了经历，难免会回忆回忆往事，一回忆，就觉得从前哪儿哪儿搞错了，要不是那时候搞错了，现在还真不是这样。这样一种回忆，总是后知后觉，总是夹杂着悔恨，似乎就是一种自我折腾，算不上如何积极，但是其中也有着积极的一面，那就是价值观的重整，是人们通过反思过去，重新理解历史，而得以否定过去的、错误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并确立、强化新的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一种必要过程。精神的成长是终身的事情。
新的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主要的，就是来自自我反思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绝对不可或缺的就是个体经验教训的积累。人们总是自以为是，也必须自以为是，也只能自以为是，因为对于个体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否定，实际是一种对于个体而言非常可怕的事情：几乎是对于其整个人生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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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于自己的价值观，如果是不能自我肯定，因此便求助于比较，通过否定别人的生活来间接的肯定自己的生活，从而确保自身对于自己所持有的价值观的自信。如果是这样的话，其所持有的价值观，一定是错误的！正确的价值观一定是能够自我肯定的，能够直接肯定的，不是间接的通过比较去肯定，尤其不是通过非价值观本身的因素，诸如持有不同价值观的人的地位的、物质上的暂时的或盖棺论定的结果，通过这些因素的比较去肯定。而价值观与价值观之间，实际也是难以通过比较来鉴定其优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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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刘邦的后裔，非常有名，已经海葬了。我曾经因为观点的差异而在网上骂过他。多年后才发现自己当年的错误。这位先生至少有两点让我佩服，一是他的实名制：我就是我，哪怕牢底坐穿，毅然无所畏惧。每一个人都是某种价值观的持有者，但是这种持有，在我看来，是有一个基本前提的，那就是实名制。如果实名都不敢，明摆着披着羊皮在那说话，谁知道你是羊还是狼？首先就让人对于你的话语不敢置信。这位先生还有过一句名言，大意是：无论如何，要包容，要和平，不要仇恨。乍一看，觉得未必对，但认真想想，却是对的。尽管修养不行，时常难以做到，但是对于此话的敬服，却是真心实意的！
我一直到临近中年，这才发现，观点的差异，思想的矛盾和冲突，根本就不是你所想象中的那么严重的问题。不仅仅如此，对于各种各样的人，都需要包容，需要见人如见佛。见人眼红，对人恼怒，首先就给自己带来恶劣的心情，就至少已经造成身体健康方面的自损了。
而且，往往对于他人的恼火，其实正是需要自我反思之处。其中的部分原因，一定是根源于自身。举例言之，男女之间的一些事情，当事人可能觉得你开我玩笑你很过分，我很恼火。但实际上呢，很可能是开玩笑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实情，就是喜欢开玩笑而已，你这一恼怒，反而自我暴露了。或者，当事人总觉得自己的事情暴露，是因为有特务分子泄露秘密，并因此而迁怒于他人。但实际上呢，男女之间的事情，往往就是：地球人都知道了，而当事人却自以为是、颇为自得的以为一直将所有人蒙在鼓里。
对于对立面的恼火，其实正是自我反思的契机。很可能，这一对立面的存在，是一种错误的心里构造，如部分中国人的仇美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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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群里有一个中青年数学家，成天在群里谈政治，有次一恼，就批了他，结果退群了。不是不能谈政治，也不是不能批评政府，而是我总觉得吧：一个人作为一个数学家，这真是八辈子修来的福分，至少是我这种人所羡慕嫉妒恨的！可是你从来不谈数学，不谈科学，只谈政治，这本身就显出一种问题，成天如此，还有时间去研究学问？这种对于时间的随心所欲的浪费，简直就是对于数学家这一身份的侮辱和糟蹋。我若能有幸成为数学家，恐怕我只能关心数学，都没空关心现实了，因为数学比现实世界更大，而能够用于研究这一无限领域的时间又实在是太有限！
依靠那些成天谈政治而没有自己的事业更没有时间和事业心去干实事的人们，绝对创造不出更好的未来。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价值观。
人类不能因将政治置于首要位置而废弃了真正的追求，几乎全民狂热的玩政治的人类历史时期，最典型的，就是中国的文革时期，还有就是中国的每一个命如草芥的王朝末年。另外，政治一定不是政治自身的结果，而是人类真正的追求的副产品，是有一个技术条件作为前提的。这句话可能比较难以理解，类似马克思的观点：社会主义需要一个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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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大半辈子，一直过着没有什么压力的生活，没有压力，也就碌碌无为，平平庸庸，畏缩不前，常常有着随波逐流的向下的堕落的惯性，却难保持有迎难而上的向上的追求的动力。
我有时感觉：这不就是死了的状态？这种生活，真的是跟死了的状态没有半点区别，比堂.吉诃德的生活还不如！有时候甚至感觉，还不如那种让人痛打一顿的感受来的真实、深刻！
如果大家的生+殖器官都长在手上，一拍即合，我想：性爱也将很快就因此变得毫无趣味而着实令人厌倦了！
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原来此话的真意是：安乐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死亡状态了！
我曾经盼望一个机会，让我去外面过那种时刻充实、在环境的逼迫中拼力自救的生活。后来真的来了那种机会，但那时我却已经成家，总不能抛妻弃子吧？
在我的价值观中，这就是一个让人遗憾的选择。虽然我不得不做出了让我遗憾的选择，但是始终承认这种遗憾，却是出于持有正确价值观的必要性，是愿意失去对生活的满足感，也不愿意失去对生活的反思的能力。
为子女安排其终身大事，诸如婚姻和工作，至今仍是中华传统家庭所自觉背负的一种义务和责任，似乎理所应当。在这一传统文化背后，所包含的事实恰恰是无数个体生命的价值毁灭。这样一种毁灭，完全以爱的名义成就。于是乎，能量越大，其所毁灭的能力也越强，极致的成果，诸如程冠希、李宗瑞，还有无数吸毒致死、赌博至亡命天涯的富家公子。哪怕袋鼠妈妈也不会终生将子女置于其袋子内，而更有甚者，完全将子女视为一种类似宠物的创造品，在内心将其私有化，蓄养宠爱于身边，时刻护翼于其羽翼之下，令其隔离、远离于外界的、远方的风浪、坎坷。表面上是爱，实际，则是在尽其所能的扼杀了其成长的全部机会。这都是中华文化中应当被反思的部分！
只有一代比一代强，才能有进步。若如此，社会的进步从何而来？这正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中阻碍进步的最大因素。
埃德蒙.费尔普斯的话，值得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尤其是当代中国人赖以思考历史、文化和人生的价值观:
“很少有人意识到现代生活及其带来的繁荣是多么可贵。美国人和欧洲人已不再熟悉大众的繁荣的感觉。在一个世纪前有过辉煌社会的国家，如“咆哮的20年代”的法国，或者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美国，都已经丢失了广泛的繁荣的鲜活记忆。一个国家的创新过程，包括那些乱七八糟的创作、疯狂的发展和创新未能成功时的无奈终结，在今天越来越多地被视为痛苦，只有那些暴发户式的物质主义社会为了增加国民收入和国家实力才愿意承受，西方国家的当代人已不再接受。人们不再把创新过程理解为生活的兴盛发达，即变革、挑战以及对原创、发现和不落俗套的毕生追求。”
“焕发高度活力的国家都有相应的生活态度作为支撑。这些生活态度一部分来自现代社会初期出现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例如个人主义和活力主义；另一部分来自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形成的价值观，例如在知识不完备和具有不确定性的世界生活。这些现代价值观压倒了中世纪盛行的更传统的价值观，例如看重团结和保护的观念。”
“繁荣的核心是生活的兴盛：对事业的投入、迎接挑战、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获得收入可以带来兴盛，但收入本身不属于生活的兴盛。人生的兴盛来自新体验：新环境、新问题、新观察以及从中激发出来并分享给他人的新创意。与之类似，国家层面的繁荣（大众的兴盛）源自民众对创新过程的普遍参与。它涉及新工艺和新产品的构思、开发与普及，是深入草根阶层的自主创新。由于错误的理解或其他目标的干扰，这种创新活力可能被制度约束或削弱，而单靠制度是不能创造活力的。大范围的创新活力只能由正确的价值观激发，并且不能被其他价值观冲淡。”
“一个民族的繁荣取决于创新活动的广度和深度，认识到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
“大多数人的财富积累（包括巨额财富）可能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目标，只是追求安全、舒适、优雅、自豪、尊严等。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中有个说法，高强度和高目标的职业生涯是某种伤口的标志，受伤者希望通过成就抚平创伤。更可悲的是那些获得了巨额财富却不知道怎样发挥其价值的人，新兴富豪阶层的高自杀率或许就能说明问题。”
“不管人们的行为涉及多少复杂的动机，也不管到底是收获还是学习、创造还是积累，但很少人会否认，只有收获和财富积累的生活并不能像充满创造与创新的生活那样，提供更高层次的满足和骄傲。与韦伯及其之后鼓吹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家的观点相比，亚里士多德、维吉尔、切利尼、尼采、詹姆斯和柏格森等人所赞美的“最高的善”（尤其是关于繁荣生活的体验）能更好地反映我们尊崇和期盼的生活方式。”
“约翰·罗尔斯在其关于经济正义的权威著作的结尾处，非常清晰地描述了实用主义流派关于美好生活的理念——他称其为“亚里士多德派”的观点。人们在职业生涯中通过发掘自己的天赋或能力获取知识，这是自我实现的本质。这种自我实现（或者我们能够做到的部分自我实现）是每个人都具有的核心动力。罗尔斯的论述清晰有力：‘人类喜欢发挥他们的能力（包括天赋和后天获取的能力），能力发挥得越充分、复杂性越强，这种愉悦感就越强烈……这是一种激励规则，是许多的根源……还有，它表现为一种心理规律，影响着我们的组成的变化，而且意味着一个人的能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提高……在人们培养起这些能力并掌握使用技巧后，他当然愿意从事他的新技能能够胜任的更复杂的事务。他在以前能获得满足感的简单事务已不再有足够的吸引力……现在我们可以接受亚里士多德规则了，在考虑到其他假设的情况下，发挥和培养熟练技能通常是理性的选择……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理性的选择可以使人动力十足，并且尽可能发挥其最大现有能力。’”
“现代经济远非与美好生活背道而驰的物质主义、粗俗、市侩、贪婪和唯利是图的制度，而是很好地满足了社会成员对美好生活的广泛要求。这个制度的崛起来自现代化运动，从传统社会中获得解放，冲破封建经济的桎梏，驱除重商资本主义的枯燥和孤独（斯密也觉得毫无生气）。现代经济带来的大众对创新的参与和大众的繁荣完美地诠释了亚里士多德对于“最高的善”的追求和罗尔斯所主张的正义。这种有利于大众繁荣的制度是现代社会的宝贵财富——它根植于皮科·米兰多拉、马丁·路德、伏尔泰、休谟和尼采等人倡导的现代价值观。”
“尽管私营部门的制度改革对恢复经济活力最为重要，现代价值观的强化也具有关键意义，寻求挑战和自我实现以及其他愿望，这些观念将培育和动员发挥活力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如创造性、好奇心和生命力。顽强的现代价值观是世界上第一批现代经济国家诞生和持续发展背后的动力。这些国家实现了生产率的伟大起飞，推动了财富和工资的增长，把人们的工作从谋生手段改造成提供越来越多精神激励、挑战和冒险机会的源泉。现代人希望有现代生活方式。如果现代经济源自现代价值观，那我们会很自然地得出：现代价值观获得重新肯定和广泛传播将有助于现代经济的复兴。过去的企业家总是梦想他们的企业会有多么光明的前途。如果今天的首席执行官们只关心建立公司，不在乎他们的梦想家园，他们是否依旧不能摆脱短视的桎梏？还有，如果西方国家不能重新回归伟大时代，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现代精神将永远延续。”
“在《迷失于转型之途》（LostinTransition）一书中，克里斯汀·史密斯（ChristianSmith）从他和年轻人的访谈中发现，很多人还没有找到自己的路，他们的困难不是来自自己的失败，而是社会不能给他们提供文化资源，帮助他们完成走向成年的旅程并取得成绩。在谈到周围的消费主义时，多数人持赞成态度，有人认为这对经济有益。在谈到他们愿意选择的生活方式时，他们谈到为挣钱而工作，为拥有“美好事物”、家庭和财务安全而工作，很少人谈及想从事的工作的性质，“挑战”、“探索”、“冒险”和“激情”一类的词汇并不在他们的语言中。他们迷失了。”
“ 我们必须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中重新引入现代思想的主要观念，例如个人主义和活力主义，这既是为焕发经济活力，也是为保留现代精神本身。美国人今天在讨论大多数州最近引入的12年级的《共同核心州立标准》。英语标准重新强调了说明文及散文和传记之类的“报告式”文体，这些曾被更注重情感交流的小说代替。其根据是，经济生活和年轻人的职业都更需要说明文写作。然而相对于擅长解释说明的人，现代经济更需要渴望在具有挑战性的新环境中发挥创造力和冒险精神的人。现代经济要求年轻人更多地阅读那些富有魅力、令人激动和充满想象力的作品，如杰克·伦敦（JackLondon）、H·瑞德·哈格德（H.RiderHaggard）、儒勒·凡尔纳（JulesVerne）、薇拉·凯瑟（WillaCather）、罗拉·英格斯·怀德（LauraIngallsWilder）、阿瑟·柯南·道尔（ArthurConanDoyle）和H·P·洛夫克拉夫特（H.P.Lovecraft）等人的作品。”
[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的动物们过去都在懒散和无聊中打发日子，无精打采地在小笼子里走来走去，饿了就吃盘子里堆放的食物。随着对野生动物及其行为的深入研究，我们发现这样的无所事事会严重损害它们的健康……如今，动物们已不再无聊。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纽约各动物园都将照顾动物的含义扩展到对精神状态的关怀……其目的主要是防止无聊状态。但科学家们还有更远大的目标，纽约水族馆的资深科学家戴安娜·赖斯（DianaReiss）博士说：“我们要追问：如何给这些动物自己做出选择的机会、迎接挑战的机会、开动脑筋解决问题的机会？是教它们，还是让它们自己学习？”动物园管理者正在尝试在野外给动物们反复制造任务和问题，包括利用玩具、藏匿食物等各种办法……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会长理查德·拉迪斯（RichardLattis）博士评论说：“制造新奇是很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不断发明新玩意儿，因为动物们会对旧玩具感到厌倦。”这家协会负责纽约5个动物园和水族馆的运营。
虽然在人类身上还没进行过同类实验，但我们可以确信，人类至少有着同样的寻求精神刺激和解决问题的渴望。几十年前的监狱改革表明，允许犯人玩国际象棋或其他游戏，允许他们读书，会使他们在精神和身体上更加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