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蓬安：“6房裸官”是如何炼成的？

6月12日，《新京报》公众号“政事儿”一篇题为《与情妇、兄弟一起获刑的“6房裸官”》的文章报道，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广东省金融办原副主任李若虹因犯受贿罪、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李若虹是一名“裸官”，他的妻子和女儿早在1997年就移民澳大利亚。而在上世纪80年代，李若虹就和比自己小4岁的吕晓玲长期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

2008年6月22日，新华社经授权发布中国第一个“五年反腐规划”。时隔十日，笔者发表《还有多少贪官在“裸体做官”？》一文，将妻儿都在境外、孤身一人在国内做官的人称为“裸体做官”。笔者还指出，此类贪官走的是“分步出逃法”：先以种种“合理的”名目，将妻子儿女弄出境外，然后暗渡陈仓，将巨额国有资产非法转移出境，以解决一家老小的后顾之忧，贪官自己则暂时留在国内以掩人耳目，一旦有风吹草动，便迅速抽身外逃，溜之大吉。一旦贪官外逃，有关部门再想抓捕就难上加难了。

该词经网络发酵后被简化为“裸官”。在公众语境中，“裸官”一词得到普遍认可的定义是：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国（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国国籍，或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的公职人员。

应该说，自“裸官”一词被社会热议后，中央就治理“裸官”相继出台了诸多措施，也起到了相当不错的效果。就“裸官”话题，笔者曾写过很多评论，并作为人民网“微访谈”嘉宾分别就《拿什么堵住“裸官”的贪腐路》、《提前劝退能终结“裸官”现象吗？》与网友互动，还曾接受过央视等媒体采访，其中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贪官更容易变成“裸官”，而“裸官”也更容易变成贪官。

之所以说贪官更容易变成“裸官”，就因为贪官大肆敛财后，如何处理这些财物变得越来越困难。首先，大量赃款存银行容易暴露。因为中国已经全面实现存款实名制，而且全国联网，司法机关要想查某一个人在国内的全部存款，那是易如反掌的事。其次，购房同样有风险。因为媒体不断炒作开征房地产税，而开征这个税种的前提无疑是房产登记信息全国联网。最后，将大额现金堆在家里照样有风险。不仅仅钞票发霉不好处理，若被小偷看到，不但失财还会坐牢。在小偷已成反腐有生力量的今天，把大额现金堆在家里绝对是臭招。

那么，贪官捞取大额钱财后，最安全的保管地点当然是境外。而以孩子在国外上学，老婆陪读为借口，将老婆、孩子移民境外，这些钱向境外转移时也就有人接手。

之所以说“裸官”更容易变成贪官，我在“微访谈”中曾提出四条理由：一是“裸官”亲属移居境外后，庞大的开支仅靠官员工资肯定供不起，因此需要吃“夜草”；二是“裸官”远离配偶，更易包养情妇、情夫，而包养情妇、情夫的官员，就需要更多的开支，不是贪官几乎没有可能；三是“裸官”因为一人在国内，将贪腐的资金转移境外感到更安全，也更容易操作；四是即使遭到查处也没有被抄得倾家荡产，最终“牺牲我一个，幸福一家人”。

李若虹也是这样。虽然他在上世纪80年代就和吕晓玲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但他敛财行为均发生在其妻女移民澳大利亚之后。

因为有境外老婆、孩子做后盾，李若虹敛起财来就可以“撸起袖子加油干”了，即使万一事发，大不了一人坐牢，老婆孩子照样在国外过幸福生活。相关资料显示，李若虹受贿金额巨大，仅一次性给付的就有美元300万、港币1000万元和人民币500万元等多个数据。

李若虹的房产也很多，仅登记在李若虹及其妻子名下的位于广州、深圳及澳大利亚物业（含别墅）就多达6套，这还不包括以其兄弟和情妇等人名义收受和占有的房产。媒体因此称其为“6房裸官”。

李若虹在退休一年后被查，应该与他过于自信，认为不会被查有关。当然，李若虹肯定也特别吝啬，希望将正厅级官员的退休金一直拿下去，将正厅级官员的医疗待遇一直享受下去，未想到东窗事发会进监狱，否则早就直奔西方极乐世界，与妻儿团聚去了。

在当今腐败已经极为严重的大环境下，虽然不太相信“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但还是为这些“落马”官员感到惋惜。这些人原本可以过得相当体面、相当安逸，却因为失去监督的权力而让他们身陷囹圄。特别是李若虹，不但自己被判无期徒刑，两名兄弟也分别获刑11年和9年，快成“一人出事，全家坐牢”了。

而李若虹的情妇吕晓玲被判有期徒刑6年，也再一次警示那些有做贪官情妇潜质的美女们《宁傍“大款”，勿侍“大官”》。 （我的公众号为“zhoupenga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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