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改革的突破口
我以前写过一本小书叫《中国改革三步走》。我认为，从总体上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和改革都可以分成政治、经济、社会三大方面。从西方和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的成功改革实践中，我概括出一个思路： 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后政治改革，也就是先生产，再分配，最后才是民主。这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从很多社会包括西方、亚洲日本和“四小龙”的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中国也属于东亚社会的一部分，我觉得中国有可能也会往这个方向走。
这三步走意味着在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会有一个主体性的改革，比如第一阶段先经济改革，但社会改革、政治改革要作配合；第二阶段主体是社会改革，但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要配合；第三阶段主体改革是政治改革，但经济和社会改革必须做配合。如果是革命，那么可以全面推行，因为革命往往是破坏性的。
革命是破坏，改革是建设，破坏要比建设容易得多。改革，理想地说，也是要全面推进的，但实际上全面推进是做不到的。任何一个国家碰到的问题都很多，不可能几百项改革同时推进（在一个特定的阶段），改革只能以某一方面为主。改革只能找突破口，每一个都是攻坚战。
历史上看，先进行经济改革有很大的道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西方有比较成熟的民主，但（很多人并不懂）西方早期是怎么发展过来的。我觉得，西方也是先发展经济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实际上是1970年代之后才开始有的。西方很多方面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发展都是在精英民主的时候进行的。一战之前基本上投票权属于极少数的有财产的男性，工人阶级是没有投票权的，妇女和少数民族更不用说了。
比如瑞典，这个国家被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教授生前视为第一波民主的典范，但到了1971年女性才开始有公民投票权。再比如我们现在视为西方最民主的国家美国，历史上长期实行奴隶制，一直到了林肯时代才废除。1970年以后通过（黑人）民权运动，黑人才开始有政治权利。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人一票”的民主并不是历史上就存在的，它产生的时间很短。实现“一人一票”民主之前，西方首先就解决了经济发展的问题。
从今天的眼光看，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就是“先经济”的时代，是原始资本积累或者原始资本主义时代。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以后，工人阶级才慢慢参与政治过程，到了二战以后大众民主得到快速发展。根据西方的经验，我们可以认为，很多基本国家制度必须在一个国家的民主化之前建立好，否则民主化之后就没有机会建立了。这也是历史事实而不是抽象的理论。
我们从西方的历史来看，大部分国家的基本国家制度是在民主化之前就建立的，包括我们所看到的法制、法治、社会政策、社会制度、福利制度等等。比如，法国的教育制度是在拿破仑时代建立的，德国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福利政策是在俾斯麦时期建立的。
不过，民主化以后，民主政治确实对这些制度尤其是福利制度有很大的推进作用。一般上，我把基本国家制度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民主化以前必须建立的制度；第二类是必须在民主化以后建立的制度；第三类是在民主化之前建立起来，民主化以后会转型的制度，转型可能往好的方面转，也可能往不好的方面转。
02“先经济、后社会、再政治”的改革路径
东亚社会的成功也是经历了这样的“三步走”：先经济，后社会，再政治。东亚社会在很长时间里出现了我们政治学里面讲的权威主义政体，比如李光耀的新加坡。在权威主义政体下，新加坡的经济从“第三世界”走向了“第一世界”（李光耀语），在此过程中再进行社会政策、社会组织、社会福利建设。
很多人说日本和“四小龙”是亚洲的经济奇迹，但是别忘了，日本、亚洲“四小龙”更是一个社会奇迹。这些社会在经济起飞的二十多年以后，不仅经济从“第三世界”提升到了“第一世界”，社会发展上更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把中产阶级做大到超过70%。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当然，每一个经济体在发展中产阶层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日本采取工资倍增计划和社会政策，台湾大力扶持中小企业，新加坡发展政府企业和社会政策，香港也是在促进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基础上推行社会政策。
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获得推进后，这些经济体才开始进行民主化。这倒不是说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低的社会不能进行民主化，而是说民主的质量是大不同的。从简单的投票行为来说，一个人均GDP1000美金的社会可以投票，一个人均GDP10000美金的社会也可以投票，但人均GDP1000美金跟人均GDP10000美金的民主行为完全不一样。
人均GDP1000美金的社会，就像我们从中国农村选举所观察到的，人穷的时候选票不值钱，一包香烟、一块肥皂就影响了选票（收买选票）。这不难理解，人均GDP1000美金的时候，大部分人还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还没有理性思考的能力，投票的行为很容易受左右。到了人均GDP10000美金的时候，投票行为就不一样了，大部分人已经受过高等教育，可以理性思考了，小恩小惠就很难影响选票了，而且至少人们不会采用暴力的形式。所以日本、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是世界历史上最为和平的，这些社会都避免了欧美早期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大规模的暴力行为。
改革如果按照“先经济、后社会、再政治”这样三步走是比较理想的，但是每一个社会不见得一定会按此三步走。比如亚洲和拉美很多国家就不是这样的，他们在人均GDP很低的情况下，在社会经济还没有发展的情况下就开放政治，结果产生了非常多的问题。从理论上看，这些国家都具备了西方所说的那些条件，多党制、宪政、法制、开放的媒体等，但实际上都是名不符实的。这些国家实行多党制，但每一个政党都想分大饼，而不是做大饼，因此社会经济一直发展不起来。
我们国家这几年一直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一些国际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对中等收入陷阱进行了调查研究，表明二战以后一百多个国家，只有十几个国家逃避了中等收入陷阱，而这十几个国家里面大部分是中东那些拥有能源、石油资源的国家，能源价格涨上去了，人民就很容易富裕起来。除了这些国家之外，其他的五个经济体都在亚洲，即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些经济体就是按照“三步走“进行的，做得非常成功。
1950年代，在西方的眼中，亚洲有两个民主的“明灯”或者典型，一个是缅甸，一个是斯里兰卡。这两个国家当时开始实行西方式民主，经济开始得到发展。但结果呢？到现在，它们仍然面临很多问题。到了60年代，西方说亚洲又出现了两个民主“明灯”，一个是泰国，一个是菲律宾。不过，这两个经济体到现在也面临诸多问题。前两个国家仍然处于低度发展阶段，而后两个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我们应该从理论和实践上来研究，我们的改革秩序应当是怎样的，我们的发展秩序应当是怎样的。
03中国改革也可以三步走
对中国而言，也可以在任何阶段开放政治。不过，如果从西方的经验，从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的经验来看，我觉得还是实行“三个阶段”的改革比较好一些。根据我自己的观察，中国实际上可能也在这样进行改革。
我们从1980年代开始进行改革开放。在整个邓小平时代，中国都是以经济改革为主体。80年代中期中国也进行过政治改革，但是碰到了很多问题，所以后来没有继续下去。90年代的改革把经济层面的基本国家制度建立起来了，并且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8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人均GDP连300美金都没到，现在已经到了8000多美金。我们的经济总量更不用说了，从那么小的一个经济体到现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像现在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今后十多年里赶上美国的经济总量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与经济优先的GDP主义相伴随，也出现了环保、社会等很多方面的问题。因此，十六大之后中央提出两个重大目标，即“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可以看出十六大以后，社会改革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方面做了诸多的努力；同时，也想通过社会改革来培植社会力量。这个思路，我认为非常正确。
同时，鉴于有效的国家制度是高质量民主的保障，所以制度建设我们也必须践行，但制度建设是不是马上就像西方那样开放政治呢？我对此持保留态度。我觉得中国的人均GDP还很低，现阶段还是要重视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社会建设。没有坚实的社会经济条件，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即使发生了，也不会有效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