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岁月》（下）《红色浩劫》十九 难以预料
十九
难于预料
陆秀青才从北京回来时，想自己没事就可能被增加进省革委。结果什么也没有等到。她知道她也被挂起来了。但她不服气。难道自己还不如两派的造反派头头？！但转念想起刘积才常说的：“这次你不举手，下次你连什么资格也不会有”的话来。想想她到北京那天就感冒了，心里就想到用病来能逃避多少就逃避多少会议上违背良心的事。于是，她就三天两头跑医院看病。甚至还住了一个星期的医院。加上又没有专门要她作证表态的事，再加上人又多，所以也就没有太引起谭甫仁、康生、谢富治、江青的注意。她甚至逃过了很多举手表态的事。但他们还是派人去医院调查过。她虽并不是什么大病，但还是得打针吃药的。但康生、谢富治、江青最终还是怀疑她立场不坚定到连随大流，墙倒众人推也不去坚持了。甚至有时还认为她是耍滑头或同情赵建民。于是，谭甫仁、康生、谢富治、江青他们决定先把她挂起来再说。她想：两派共有八个人进了省革命委员会，黄朝奇、李顺义还任了付主任。她还是有些后悔，更有些不甘心。她考虑再三，终于提起了红色电话，电话里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她又摇黑色的普通电话，也是什么声音也没有。她清楚他连享受电话的权力也没有了。说不定就要被打成“赵建民叛徒、特务在云南执行美蒋特务计划集团”的人了。最低也要把她定为走资主义、修正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她感到了害怕。正在她不知怎么办时，刘积才拿着报纸来了。并边把找来的“九大”及“划线站队”的所有资料放在桌上，把有“九大”林彪报告的报纸递给陆秀青说：“这些东西，看过就丢了，要找齐，还真难。”
陆秀青心里清楚，虽然革命委员会是新生的红色政权，但全国各级的革命委员会还是同过去一样是军队里的人任一把手，实行的还是军政不分家那一套，省军级一把手除指挥是统管一切的。也就是一切都是谭甫仁说了才行。虽文革前也是如此，但很多事，还是要和大家商讨的，特别是生产方面。自从实行军管后，权力就完全在军人的手里了。她对“九大”的所有文件也不知仔细地研究过多少次了。她又仔细的看着 ‘九大’的文件、报告、有关报道。当她又再一次看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彪的报告后想：果不出才才所料，不但把刘少奇置之于死地了，而且还定了刘少奇内奸、工贼，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总代表的大罪。而且，还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此基础上又提出了“斗、批、改”的新任务。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了共产党的党章总纲。砍掉了原党章中党员权利一节，取消了党员的预备期，取消了中央书记处，取消了早就对他们不起任何作用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等机构。大会选举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一百七十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零九人，其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五十三人。使“文化大革命”更加合法化。阶级斗争还要“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自从谭甫仁
刘积才说：“好什么？还不是在继续‘划线站队’和‘清理阶级队伍。’”
陆秀清说：“杨天武、王大安不是都被结合进了县革委当副主任了吗？”
刘积才说：“连才调任去的军代表，县革委主任——刘德合也反对他们的“划线站队”。但县、区、乡、镇、村的实权都控制在《八 二三》人的手里了。他们目前只有派‘支左’部队的指导员王朝东，连长郑重新到处去制止帮派乱搞。据昨天王朝东打电话来说：巧家县在揪“滇东北游击军”，“清理阶级队伍”、“划线站队”中刑讯逼供，一个月不到就在被批斗时、打死一百三十三人，打伤打残一千一百四十多人，使三万多群众受批判挨斗，仅新华、大寨、蒙姑三个乡镇就被打成的特务、叛徒、土匪、走资派、反革命、右派、地主、富农、坏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就达一千二百零五人。”
陆秀青说：“那《红旗漫卷》进了县革委的李政权这个吃人肉的人，到如今了，他还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吗？”
刘积才说：“是呀。”
陆秀青说：“太可怕了。”
刘积才说：“可怕的不是一个二个刑事犯罪分子被包庇和重用，而是整个路线、策略、政策的错误。而是以人和派“划线站队。加入《八 二三》的，不论什么人都全正确。加入《炮兵团》的人也不论是什么人都全错。而且什么都以参加《八派》和《炮派》为唯一的标准。”
陆秀青说：“是呀。一切以《八二三》派为标准。就是当一个人对某件事有异议的时候，大家的态度不是让这个人把自己的话说完，然后大家讨论是否对错。而是完全成了《八 二三》派对《炮兵团》派的批判。连生产、科技也以《八 二三》派《炮兵团》派划分。这怎么得了。这完全不至是毛泽东推行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张报纸，一种声音一言化了。”
刘积才说：“因为他们心虚，所在才不让人说话。他们用权势堵着大家的嘴，你说真话，你就是反毛泽东、反党、反人民。运动全国人民来批判说真话的人。”
张车文说：“谭甫仁他们干的‘围海造田’，特别是撤工人文化宫修吹捧毛泽东的‘万岁馆’，他也干得出来。我看谭甫仁他们是在劳民伤财。”
陆秀青说：“连巧家《红军漫卷》那几个吃人肉的也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了。还有什么他们不敢搞的。”
刘积才说：“因为《红军漫卷》挂的钩是黄朝奇他们，在巧家当然也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了。”
张车文说：“为彻底整倒一个赵建民，杀人吃人都在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谢富治、谭甫仁他们的划线站队下，不论说了什么，干了什么的都成正确路线的代表了。我看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谢富治、谭甫仁他们完全是疯了。”
陆秀青说：“发生这样的事，从理论讲，分三种，一是从历史上入手；二是上纲上线；三是用运动制造问题。不断大力提倡宣传现实危险，把问题，包括所有的问题性质都无限的放大。运动群众情绪化。加上我们国家的国民素质又偏低，被他们用权势运动起来的群众运动，就很容易的进入他们安排的程序化运动。这样的群众运动整起人来，是没有是非之分的。人呢，甚至会连最起码的人性公德道德也没有了而变成魔鬼。或者为一点利益、名利去充当他们的刽子手。甚至什么也不为而盲目的去干一切事。而被他们运动的人还以为是在为全世界人民做伟大事业。当然，主要是长期以来没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平等，又没有真正的监督机制，而是以那个掌着权力，那个的权力大，就是那个说了算数的原因。”
刘积才说：“他们是以运动群众整人。这文化大革命的群众整人运动，在他们的运动下无程序，无法纪。由掌握着实权的个人随心所欲。他们是斗争不怕狠，案情不怕大，什么罪状都可以捕风捉影，随意捏造。运动群众运动中的整人，群情激愤地批斗，无限上纲、刑罚残忍。从生活作风到工作态度，从政治问题到历史问题。他们能给任何人都整出许多问题来。但群众最感兴趣的还是生活，而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政治斗争。他们为了目的，总是把现实问题搞到历史上去，从现实的政治需要，用随意捏造的历史，或者是连影也没有的历史来整人。文化大革命抓叛徒运动，整赵建民，就是从历史上捕风捉影的找问题。”
张车文说：“这种做法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经是传统了。只是从文化大革命革开始后，更上几十层楼了。捏造事实，制造伪证，栽赃陷害。那里有这么多环人？我想：所有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政治案件的案情，他们无一不是从历史上找污点，捏造罪行。在政治上安受害者一贯反动。一贯反对他。”
刘积才说：“各个时期，他们搞的整人运动发展的情况也不同。如这文化大革命中的走资派的角色也在不断变化中。在斗争中成为他们的政治靶子，也会成为他们的红人或走狗。刘少奇在和来访的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会见时，问刘少奇说：“你们党内今天出这个事，（彭真、陆定一、杨尚昆），明天出那个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刘少奇说：“发现什么问题，就追，要追下去，通过一追，许多不符合中央政策的东西就会追出来，这是我们的一条经验。”使胡志明都大为惊诧地说：“啊呀！你们这种搞法可怕呀！”
陆秀青说：“刘少奇所说的追问题的经验，从红军整AB团运动就开始了。在延安整风的审干他们是把审干作为整风的。毛泽东明确讲过：‘整风是思想上整党，审干是组织上清党。’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主任的反奸斗争委员会。康生当时主管中央社会部，主持审干日常工作。康生宣扬特务如麻，以群众运动和专门机构相结合的方式，大搞‘抢救运动’。在文武兼用的逼供信下，假坦白成风，人人相互揭发，制造了大量假案、错案，搞得干部人人自危。当康生的做法受到批评时，康生还说‘咱们逼供而不信’。那时，毛泽东还亲自出面道歉。但还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也在表面上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在整风中受到委屈的同志，在国共战争中以行动表示了对他们，对革命的忠诚。但这种整风审干方式，在我们执掌全国政权后，仍然延续下来了。几乎每次政治运动，都有一批干部挨整。整出问题是领导者的政治敏锐，整不出问题是对个人的组织考验。整人实际上成为贯彻领导意志的一种工作手段。而且是领导意志越错误，被整的人就越多。仅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中，全国公布的就有300多万名干部党员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九六二年以后，全党确立了阶级斗争为纲基本路线，整人越发激烈。上至习仲勋、李维汉、邓子恢、王稼祥等中央一级的重要干部，下到广大的基层干部，都成为大抓阶级斗争的被整对象。从党内斗争的情况来看，总是在抓住干部的某个问题，有组织地开展揭发批判，追根子，抓动机，打通思想，查其他问题，无休止地检查反省，直至彻底按他们意图服从。这就是他们的法宝。”
刘积才说：“整人和挨整的角色也是相互转换着。少有没挨过整的人，也没有没有整过人的人。整人还使党内看风使舵的人越来越多，遇事仗义执言者越来越少，落井下石者也越来越多。才使毛泽东们在党、政、军内有了绝对的权威，才使毛泽东可以翻手为雨复手为云说一不二。不然，要发动起这文化大革命来也是难的。彭、罗、陆、杨事件，刘少奇、周恩来他们等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人，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有什么问题，他刘少奇很清楚，周恩来也很清楚，但他们对毛泽东的决定，不但坚决执行，还落井下石。如今他刘少奇被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他们整了。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我不知他们这些过去整人，或参加整人的所有人。现在被整时，他们是怎么想的？”
陆秀青说：“是呀。整人者和被整者，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各地党委对毛泽东他们的做法是上行下效，相继抛出来了一批干部。但这些被抛出来的干部，恰恰刺激了他们嗜血的胃口，被抛出去的牺牲品，都成了引火烧自身的诱饵。”
张车文点点头说：“对呀。中央批判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为首的“三家村”，云南省委就整出《云南日报》总编辑李孟北等一批文化人；中央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和《二月提纲》，改组北京市委；云南省委就搞出了省委书记处书记高治国，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刘少奇、邓小平被整，省委市委的大小干部就都成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人。”
陆秀青说：“ 赵建民没有想到，当时党内高层的一批老同志，因反对毛泽东、康生、江青他们做法，触犯了毛泽东，被批判为‘二月逆流’。赵建民的意见正与他们暗合。康生当时没有明确表态，但事后密告毛泽东，说赵建民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一年后，康生竟说赵建民提议开党代会，是要让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用合法手段，夺得党中央领导机关的权。本来为为华岗的事，大路进反‘冒进’的事，他就在劫难逃了，再加上‘二月逆流’，他就更是要被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谢富治他们的天罗地网罩住了。还有阎红彦，在一九六二年首先向小说《刘志丹》发难，毛泽东就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阎红彦对小说的发难，成为习仲勋一案的始作俑者，牵连进去上百名高级干部。在八届十中全会后，阎红彦一度还坚持云南有特殊性，不能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他不可能想到自己为毛泽东立了这么大的功。虽其中也有他为自己在陕北红军中地位、名誉的私心。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竟也会命丧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而且还真可能是江青、康生、陈佰达直接威逼他而死的。他不论是逼死的，还是自杀的，还是他杀的。这肯定都直接跟毛泽东、周恩来都有关。这是我们高中级干部身上都发生过的事情。有几个站出来说过、揭发过。说过？自己做的，又有几个自我检讨过？！都是自以为是嘛。他们所有犯下的错误，我们所犯下的错误，我们这些党的高中级干部都应该是有责任的。不！应该是上上下下的干部都有责任。但我们高中级干部要负主要责任。”
刘积才说：“是呀，我们的任何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运动，都是强调阶级敌人只是一小撮。但在运动中，却是把阶级敌人一小撮放大到一大片。一个阶级斗争理论观念，掀起的是我们社会的一个高过一个的迫害浪潮。文化大革除毛泽东外的所有干部都受到了冲击，许多人被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不知道尘埃落定后，人们、特别是我们党的高中级干部会不会真正搞公平、公正、民主、平等、自由、法制、仁爱。甚至会不会懂一点民主、平等、自由、法制、仁爱的真正价值？给一点公平、公正、民主、平等、自由、法制、仁爱给下级和百姓，还是要自己被整时，才会想起曾经为之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包括为之要人人民主、平等、自由、法制、仁爱来。那就是我们党的悲哀，人民的不幸，国家的不幸了。也是自己的悲哀了。”
陆秀青说：“文化大革命到如今，康生亲自审定诬陷的人就有二百三十九人。但不全是他搞的，既使毛泽东也不可能事事都能随心所欲。在运动中挨整的人中，也找不出没有整过人的人了。为了保护自己，出卖亲朋好友。违背良心，泯灭良知，落井下石，嫁祸他人，说假话，作假证的事情，成了普遍的社会问题了。特别是这文化大革命，也是我们国家民族的共同罪业了，参与者、旁观者，暴虐的制造者、实施者，但在暴虐面前的隔岸观火者，麻木不仁者，明哲保身者，幸灾乐祸者、助纣为虐者，各有各的账。包括我自己。”她看着刘积才。“不说这些了。你仔细地看了‘九大’的有关报告了吗？”
刘积才推一下他放在桌上的资料，说：“看了。林彪的报告说‘任何反动阶级都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当革命触动到资产阶级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时，阶级斗争更尖锐了。在刘少奇已经垮台以后，刘少奇修正主义集团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不断地变换手法，抛出什么“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形左实右的口号，妄图继续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他们还分裂革命群众，操纵和蒙蔽一部分群众，保护他们自己。而当无产阶级革命派粉碎了这些阴谋以后，他们又来了一次猖狂反扑，这就是一九六六年冬季到一九六七年春季出现的那股逆流。这股逆流，矛头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它的总纲领就是一条：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替已经被打倒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替已经被广大群众批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对于革命群众运动进行镇压和报复。但是，这股逆流受到了毛主席的严肃批判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抵制，它终究阻挡不住革命群众运动的主流奔腾前进。’革命群众运动的主流？我看这乱整人的划线站队才是主流。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会还真理的本来面目的。”
陆秀青看了一眼报纸，说：“真想不到呀，连何秘方这个是毛泽东、周恩来、康生他们亲自安排在云南的，连市革委也没有进。”
刘积才说：“是呀，连他也没有进入革委会。可能是发现他在心里也是不听话的，有独立思想的人了吧？但我看他很高兴的样子。”
陆秀青说：“他很高兴？”
刘积才说：“是呀，他说让他靠边站是好事情。是解脱。”
陆秀青说：“那分派他新的工作没有呢？”
刘积才说：“没有。”
陆秀青说：“所有我们没有进省市革委会领导班子的原省市委的人员，可能都被他们跟赵建民挂上了钩。不知他们会怎么处理我们这些人？”
刘积才说：“既然从北京放你们回来了，我看就不会有什么大的事了。最多就像爸爸一样，让你们做闲人野鹤。被留在北京的，才是最危险的。”
张车文说：“也不一定。”
陆秀青说：“为什么？”
张车文说：“祸福相依嘛。”
刘积才说：“要是那样就好了。但如今是祸多的年代，特别是他们不放心的人。”
陆秀青说：“是呀。最怕的就是把我们这些人当走资派，更可怕的是把我们也打成赵建民一样的叛徒、特务，或者打成赵建民叛徒特务集团的人，那样，他们就想抓你就抓你，想斗你就斗你，甚至更可怕。那样就生不如死了。”
刘积才虽感到危险在逼近妈妈，逼近他，但他却说：“我们又没被逮捕过。不至于吧。”
陆秀青说：“一家之罪，何患无辞。安我们一个执行了‘赵建民云南国民党特务行动组计划’，甚至安一个同赵建民制定云南国民党特务行动计划。你有什么办法。”
刘积才说：“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我就不相信，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我们不要自己想不开就行。这种时候，还是有点佛家和道家的空的思想好。”
陆秀青说：“你想那里去了？！”她笑了一下。“但你爸爸的水平，特别是这些方面，有的问题，他比你父母的水平还低。你父母被批斗游街都这样乐观，我不敢说我乐观吧，也挺过来了嘛。以后出什么事，我也一定能挺过去的。这个问题，我也应该向你父母学习呀。”
刘积才没有想到一个复旦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一个省军级干部会对自己的亲父母评价这么高，就笑着说：“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他们处的那种环境，不得不那样，基层的干部都见惯了，或者是麻木了，或者是顺应惯了，或者是早就习惯了，或者说对他们，也是很自然的事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以后。”
陆秀青一下开郎起来了，说：“学习努力去做好，养成好的习惯，然后达到自然的境界。”她点了点头。“这是我们这种制度下做人最基本的东西，我们都不能忘呀。”她笑了起来。“从习惯到麻木，再到自然，这是我们现在对现状唯一的办法了。”
刘积才见妈妈的思想打开了，就说：“知道赵建民现在的状况吗？”
陆秀青摇了摇头。
刘积才说：“何秘方说他还关押在北京。被他们同时关押在北京的还有李井泉。赵建民就关在李井泉的隔壁。看守打骂李井泉，李井泉被打时的喊叫呻吟声，关押在隔壁的赵建民都听得清清楚楚的。”
陆秀青说：“李井泉总书记也被逮捕了？！安的什么罪名呢？”
刘积才说：“一家之罪嘛。何况过去现在对高级干部秘密逮捕，还是公开逮捕，不需要安什么罪名，抓了就抓了。”
陆秀青说：“有点不可能。”
张车文说：“我想也是。他可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紧跟毛泽东比阎红彦他们都厉害呀。”
刘积才说：“何秘方说得这样入微，肯定被关起来了。说不定何秘方还去过那地方。不然不会这样清楚。”
陆秀青说：“他是怎么看的呢？”
刘积才说：“他？除了在背后骂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他们外，他还能怎么样？！”
陆秀青说：“就这样对待很多跟他们死心塌地干的人！难怪有老干部在延安整风时就有人说过‘长征二万五千里，害了人民害自己。’的话。”
刘积才想：原来那时候就有人说这样的话了。就说：“说这种话的，每一个运动都有：反胡风时，反右时，三年大饥荒时、整彭德怀时，说过的人就多了。特别是那些无辜被整的老干部。这文化大革命说的老干部就更多了。”
张车文说“这文化大革命，这划线站队，包括九大，连我也有很多东西想不通了。”
陆秀青说：“没想到他们一次比一次凶恶。”
刘积才说：“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我们这党史怎样写哟。”
陆秀青说：“怎样写？九大后，连他毛泽东自己都说‘我现在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就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无人知道的，就按错的永远错下去。反正我们也没有借鉴历史来修正错误。有的只是顺我昌，逆我者亡。有的只是唯我独尊……”
张车文说：“还有他们从来如此的办法是整倒一个，从记载中去掉一个，时间一长，他们的谎言也变成真理了，或者就成了永久的悬案了。”
刘积才说：“也不可能。说不定我们就能看到一些历史还本来的面目。”
陆秀青摇摇头说：“我们就能看到一些历史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不可能的了。”她笑笑。“你不用安慰我，也不用自欺欺人。特别是我们这一代，是肯定看不到的了。不过，我什么苦没有吃过，什么难没有经过？！对我，你们放心。管好你们自己不要想不开就行了。”
刘积才笑了说：“想想毛泽东多大岁数了。人是不可能万岁的。我们就是凭数日子，也数得过他们的。”
陆秀青笑了说：“就你聪明。”
刘积才说：“看他那身体，他的人生这路还长吗？”
陆秀青说：“不用你来提醒我，倒是你自己要作好思想准备。给静静做出榜样来。因为，他们的接班人把这斗争的路线一直延长下去。谁有办法？！”
刘积才一下站起来说：“是。保证完成妈妈交给的任务。”
陆秀青“嘿嘿”地笑出了声，说：“行了行了。去你们那里看看，静静和明明回来，就把他们接过来。大家在没被‘划线站队’关进去前，没有分散前，都到这里来吃住。我看，说不定我们要被撵出这省委大院了。”
张车文说：“没有这么严重吧？”
陆秀青说：“作最坏的打算，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口。你也要给我作好进学习班的思想准备。甚至被逮捕住牢的思想准备。”
张车文说：“类似这样的地方又不是没有进过。早就准备好了。”
刘积才笑了说：“相信这样的牢房，是坐得穿的，就什么都不怕了。”
陆秀青笑道：“行了行了，别穷开心了，接静静明明去。”
果不出陆秀青、刘积才所料，那些没有按中央文革办案人员作证的人，都受到了谭甫仁点名或不点名的严厉批判，甚至，有的被逮捕了。批判他们的大字报更多了。特别是《八 二三》的大字报更是铺开盖地而来，不但保赵建民的《炮兵团》派的所有人都成了赵建民在云南叛徒特务集团的别动队。《炮兵团》的造反派中也出了批判赵建民的大字报，他们把《八 二三》保的周兴也划在了赵建民之列，当然，《炮兵团》批赵建民、批周兴，甚至批《八 二三》派是为了讨好毛泽东、周恩来、康生、陈佰达、江青他们而自保，或者说是想把自己洗刷干净。当然，《炮兵团》对赵建民、周兴和《八 二三》的批判，就没有《八 二三 》批判得气势凌人，也就是《炮兵团》对《八 二三》连招架之功也早就没有了。接着全省就贴出了毛泽东的最新高指示：“在云南，我要参加《八 二三》”的最新最高指示。于是，全省都在学习、宣传这最新最高指示。《炮兵团》完全彻底被压下去了。紧接着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七月，谭甫仁公开号召在全省大力开展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并指示“要像挖山药蛋那样，一窝一窝的挖。”“阶级敌人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有十万，抓十万，有一百万，抓一百万，你们不要手软。不要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框框的约束和限制。我在个旧地区讲了一次话，一夜之间，就揪出了九百九十多个坏人……”于是，把全部《炮兵团》的人全划在了站错队的人，都成了清理的对像。于是，全省各级革命委员会根据谭甫仁的指示，不要说像陆秀青、刘积才他们这样的人成了清理的对像被游街，批斗、打骂，进了划线站队的学习班，也不说《炮兵团》的人和《炮兵团》所保的干部都成了清理对像，连那些中间派，逍遥派，甚至为了生活，一派也没有参加的贫困群众也成了清理的对像。《八 二三》一派不但成了云南唯一正确路线的代表，而且掌控了全省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实际权力。于是，在毛泽东“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的最高指示下，全省到处是刑讯逼供的牢房式学习班。他们在滇西南更是大抓《滇西挺进队》，在滇东北大抓《滇东北游击军》，从省城昆明到地州、县、区、乡、镇、村寨到处都是斗赵建民叛徒特务骨干分子、小爬虫、地、富、反、坏、右、走资派的划线站队学习班，死伤致残无计其数。
陆秀青和刘积才是同一天被抓去开批斗大会的。开完批斗大会，游街示众后，就被关进了省市革委会直属机关的学习班牢房了，同一天被关进去的还有何秘方及原省直属的一百多个干部，还有《炮兵团》的派头李顺义、方强同、余名优……，
被架成“喷气机”式的陆秀青挂着十多斤的大木牌，又被推上了主席台下面的前排中间。“赵建民叛徒特务集团”的骨干分子、小爬虫、打砸抢分子、走资派、叛徒、特务、大资本家、大奸商、大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大地主……黑压压有三千多人。这不知是“划线站队”、 “清理阶级队伍”， “要像挖山药蛋那样，一窝一窝的挖”“阶级敌人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有十万，抓十万，有一百万，抓一百万，你们不要手软。不要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框框的约束和限制。我在个旧地区讲了一次话，一夜之间，就揪出了九百九十多个坏人……”以来，陆秀青、何秘方、刘积才他们不知经历了局级单位以上的第几十次大批斗会了。所有被批斗的人都弯腰低头接受批判。但是，主席台上在讲什么，大多数被批斗的人耳朵是灌不进去了。一是他们听惯了的虚拟罪状。二是他们感受到的是那块黑牌的重量，三是又一次新伤的痛疼。在台上十多个人的批判声中，陆秀青总算明白是省市文联、文化局、各报社、各出版单位的联合批斗大会，她用眼睛两边斜斜，发现了刘积才就站在她右边，离她五个人的位子，刘积才用眼睛也斜视着她，并露出了笑脸。她想：这小子对待这种形势，还真的能练到自然……顿时“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叛徒特务赵建民！”“打倒陆秀青！”“打倒刘积才！”“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在云南，我要参加《八 二三》”。“站队站错了 站过来就对了！”“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祝林付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使她闭上了眼睛。她清楚：口号声起，举起的红塑料皮的毛泽东语录本会形成一遍红色，但随声而落后，全是些无个性的头脑。过去，当她第一次看见这种场面时，她只是认为那是人民大众无知的心声和崇拜。当她看惯了后，也知道了大多来参加会议的人，都是为了工资。当她也被大标语、大字报或喊打倒的时候，特别是她知道人们随着口号举起毛泽东语录和落下毛泽东语录，根本没有几个人会往心里去。她从此就视若无睹了。她如今是只听得见声音，看不见那场面了，也不想看了。她继续想：小子，你还笑。我女儿成了白专分子，你妈妈我是“赵建民叛徒特务的反党集团”骨干分子加走资派，你小子也是“赵建民叛徒特务的反党集团”分子加走资派，我看你抵得到最后，还是我这个老太婆抵得到最后？比一比到底是我老太婆坚强加脸皮厚？还是你小子坚强加脸皮厚？！想到这里，她也不由自主地露了一下笑容。但后面两个负责他的人，猛的扭着她的双手揪着她头发把她的双手向高猛抬，两支手揪着她头发的手猛朝后扯。顿使她痛得撕肝裂肺。那痛虽撕肝裂肺，但她心里却想：不就是坐“喷气式”游斗吗，解放全国，这么多人都牺牲了，再说了，全国有几个老干部没有被这样整过。连彭德怀都被你们整死了，刘少奇也被整成“内奸、工贼、走资派”了、我被这样整算不了什么。只要你们整不死我，我就不相信你们能够猖狂一辈子，我就不相信看不见你们倒霉的那一天。于是，她在心里认定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他们完全变成封建头子、独裁分子、法西斯头子了。但他们比封建头子、独裁头子、法西斯头子还不如。封建头子、独裁头子、法西斯头子还知道要搞生产。而他们连生产也要破坏。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除了整人、整人、再整人的挑起仇恨外，就是破坏、破坏、再破坏地把国家人民推向贫穷落后的深渊。认定谭甫仁这样搞，绝对不得好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