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的哲学思考，即技术哲学，是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的基础性学科。但目前的技术哲学尚处于初级阶段，在一些核心的观点上还存在着巨大的争议。

大数据与管理哲学变革

大数据是人工智能的基础，而目前关于大数据哲学思考的最大误区，是把大数据上升到本体论高度。此种技术哲学必然产生数字宗教。

当两千多年前毕达哥拉斯把数字上升到本体论高度时，仅仅是一种哲学思考，还不会产生直接的社会经济后果。但在今天大数据成为核心技术手段的背景下，把大数据上升到本体论高度，相当于神化大数据，由此产生的科技狂热则具有异化人性的危险。

库恩指出：科学家的范式变化以后，本体世界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科学家用以观察世界的思想结构发生了变化。发生变化的是主体，而不是客体。大数据正是这样一种科学范式革命，它改变了我们观察世界的思想结构，但并没有改变本体世界的结构。

人工智能与技术哲学

       目前关于人工智能的看法主要有两大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人工智能不会取代人类，只会更好地服务人类；一种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若失控，则有可能取代人类、统治人类，甚至毁灭人类。凯文·凯利持前一种观点，比尔·盖茨、霍金等持后一种观点。

       虽然没有人希望人工智能统治人类，但如果缺乏成熟的技术哲学与伦理控制，则这种可能不是没有。虽然超级计算机也不能与小孩在其他方面抗衡，二者具有本质上的差异，但是人工智能自我学习能力的具备，仍然可能使之对人类构成威胁。特别是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的结合，会混淆人与机器的区别，产生超级怪胎-人机复合体，对人类伦理和社会秩序产生估量难以的冲击。必须建立对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进行深度思考的技术哲学，否则，未来的世界并非没有失控的可能。

遏制科技与创新的宗教化倾向

       尤瓦尔·赫拉利的《未来简史》正在把技术哲学推向新的危险，该书所鼓吹的数字宗教不是后现代世界观，而是现代世界观的登峰造极。尤瓦尔·赫拉利认为，数字化与生物技术的结合将使人类进化到“神人”阶段，他鼓吹以“神人”取代人文主义，使人类达到自我掌控生命的真正“幸福”的状态。这无疑是科技宗教的淋漓体现。

顺应此种技术哲学，那么科技也将丧失边界。VR性爱、性爱机器人、定制人类-编制基因组婴儿、神经技术等，将更加模糊人与机器之间的界线，并极大地冲击人类的伦理观，破坏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谷歌工程总监雷·库兹韦尔甚至宣称：人类将在2045年实现永生。《未来简史》中也有类似的观点。这些思想表面先进，实则缺乏应有的理性，只是现代世界观的无限膨胀罢了。

早在人工智能诞生之前，克莱夫·刘易斯就在《人类的毁灭》一书中指出，道德相对主义是西方传统的死敌，也是东方传统的死敌。现代以来，人们根本不把道德“判断”当作一种判断，而只是把它当做一种“感受、情结或态度”，实际上是一种情绪，受到社会和文化的制约，具有无限的可塑性。刘易斯坚决认为，这种思想如不铲除，必将毁灭人类。

事实上，卡尔·马克思所说人的异化和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人”，都是对现代世界观的批判。如果不遏制这种思潮，会使人类无法驾驭科技，而成为科技的奴隶。面对这些形形色色的狂想，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弗兰西斯·薛华的警告：现代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身为被造之物，却以造物主自居。

AI世界观：后现代创新哲学

人工智能时代，建立新的后现代世界观至关重要，世界观是后现代创新哲学的基础。无论人工智能如何发达，它都不会超出理性的范围。人工智能不会具备真正的情感与意志，更不可能有灵魂。无论《未来简史》中的“神人”，还是通过人工智能实现永生的幻想，都是把理性推向神坛的做法。其本质不过是现代世界观的再次被高举。

在AI时代，我们无须迷失，无须疯狂。只要回到内心，回到生命的深处，就能辨别人工智能与生命的本质区别。它是高级程序化的理性，却永远无法取代人类。机器人的情感和价值观，不过是设计好的程序，本质上是理性，而不是情感与价值观。机器人的自我学习，仍然是理性的程序，而不是生命性记忆。

技术变革越深，世界就越需要人性化。尼采说：个人发生精神错乱很少见，但对群体、政党、国家、时代而言，精神错乱却很普遍。但愿不要由于人工智能的失控，而导致整个时代的精神错乱。谷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就呼吁为AI发展加入核查制度，以确保AI系统做那些应该做的事情，这对于避免人工智能的失控是必要的。

作者简介

张羿，后现代管理开创者，著名管理学家，企业家。现为上海信约管理创新咨询公司董事长。曾任上海市管理科学学会理事兼后现代管理专委会秘书长；曾受邀为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哲学在职研究生班和政商精英班导师；曾任《商界评论》、《管理学家》、《中国新时代》等媒体专栏作家或特约撰稿人。

著有《后现代企业与管理革命》（2004年）、《中国式管理批判》（2007年），系后现代管理开创者和中国式管理批判代表。多次应邀在世界顶级管理论坛、著名大学管理学院等发表后现代管理主题演讲，均引起强烈反响。著作被多所高校列为博士研究生重要参考文献，为众多管理学专业论文所引用；并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企业家》、《经理人》、新浪财经等报道或转载。

曾在中国管理传播网与中国式管理大师曾仕强展开大辩论，引起强烈反响。曾在博客中国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中心秘书长、《互联网周刊》主编姜奇平展开后现代商业精神大辩论，引起强烈反响。曾因《万科与世界级企业的真正差距》一文被《中国企业家》杂志转载引发强烈反响，该文在十年前就指出万科治理结构的隐患，间接预警了“宝万之争”。

2004年7月，应邀出席IFSAM第七届世界管理大会，发表《现代企业的终结与后现代企业的兴起》主题学术报告，引起国际管理界强烈关注。《管理救赎：超文化企业缔造》系张羿第三部划时代管理学力作。

张羿历经二十年企业实践，具有从记者到经理人到创业者的丰富从业过程，同时身兼思想家、管理学家和艺术批评家等多重学术背景。其管理学著作视野开阔，思想独到，理论与实践并重，是具有世界级高度的中国管理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