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个口号常被提起，那便是“解放思想”。究竟什么是解放思想？思想又是指什么？
咋看起来，“解放”让人联想到武装暴力，而“思想”则属精神层面的范畴，与观念、意识形态、传统、习俗及宗教信仰等相通。之所以要解放思想，是因为我们的思想不自由，被束缚住了，故而，解放思想意味着冲破思维桎梏，颠覆观念系统，革新洗面，重新做人。
不过，细究起来，“解放思想”其实是个语焉不详的提法。比如，谁来解放、解放谁的思想并不清楚，而思想该往哪个方向解放，或者说我们需要怎样的思想更是含混不清。考虑到这一口号几乎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一样久远，有些疑问也是正常的。
上述追问会落在两个关键问题上：一是，思想或观念的极端重要性；二是，解放思想需与重建中国社会，重塑对社会有益的观念并举，共同推进，不可偏废。
思想或观念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也不算过分。美国经济学家戴尔得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的新书《资本主义的平等：不是资本或制度，而是观念让世界富了起来》（Bourgeois Equality： How Ideas， Not Capital or Institutions， Enriched the World）对此做了很好的诠释。
长久以来，无论是右派的亚当·斯密，还是左派的卡尔·马克思，抑或风头正健的托马斯·皮凯蒂，都主张资本积累是一国经济繁荣的决定因素。以诺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为代表的制度学派认为，制度是一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在法律的辅佐下，各国借助资本都可以走上一条富裕的康庄大道。
然而，在麦克洛斯基看来，上述观点都不令人信服。这部768页的著作认为，让这个世界繁荣的力量，既非资本积累，也非制度法律，而是人们的观念或思想。各种观念的交汇和融合，才是决定1800年以后全球范围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终极原因。
依传统理解，优胜劣汰的法则通常仅适用于同一领域的竞争者，而在麦克洛斯基看来，造成产业兴旺和衰败的因素完全可能来自其他领域，谁是某个行业的掘墓人，其实非常模糊。例如，压死风光一时的胶片巨头柯达公司的最后一根稻草，并不是其长期的竞争对手，而是原本与胶片有着上下游关系的相机，即数字相机的兴起，而给数字相机带来巨大冲击的也并非业内因素，而是其他移动设备（如手机、iPad等）附带的摄像功能。可见，不同产业和领域之间想法的交汇和跨界融合推动着经济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过去200年来一直如此。
麦克洛斯基的主张对于理解中国问题提供了有用的启示。例如，以总量而论，当今中国并不存在资本问题，中国海外投资的快速增加可以说明这一点，不仅如此，中国某些领域还出现资本过剩的情况，“去产能”不就是部分产业资本过剩而采取的“减肥”措施吗？而在制度层面，中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不能说不齐全。问题是，再完备的法律体系，没有有效的执行，也无济于事，而这不恰是观念使然吗？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根子出在了思想。
若时间往前推一点，观察1949年至1976年间中国发生的事情，从大跃进到大饥荒再到“文革”，无一不是执政党的理念出了问题，僵化和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想法令中国走了许多弯路，付出惨痛代价，直到后来的解放思想才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可以说，正是执政者转变了治国理政的思路，才换得了今天中国的景象。观念决定行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撬动历史转折的关键点将会变得愈发清晰。
当然，我们也清楚目前中国还存在大量束缚人们自由思想和创造力的作法，而这正是解放思想需要进行到底的意义所在，也是中国释放改革红利的必经之路。根据过往经验，越早解放思想，进行得越彻底，改革就越顺利，阻力少，效率也高。这是因为，改革进程中的任何停滞和过渡都会滋生既得利益集团，到头来他们只会成为下一步改革的绊脚石。无论是解放思想，还是随之采取的改革行动，都不应像挤牙膏那样，磨磨蹭蹭，而是应该看准目标后，快速、彻底地进行。
说到这里，人们会发现麦克洛斯基无非是想强调观念的重要性，或者说，思想自由或思想市场很重要。是的，没错，但在中国，情形要复杂得多。毕竟，在麦克洛斯基生活的美国，没有解放思想的问题，而中国在解放思想的同时，还必须澄清什么思想或观念对社会有益，值得我们长期拥有，而这更重要，也最艰巨。
与那些可以写在黑纸白字上的法律条文不同，观念、思想和习俗虽无形，但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指导着我们的生活，成为人们的日常规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观念的影响比成文的法律要更广泛和更持久。
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式过马路”。在中国，交通规则很清楚，禁行的红灯也醒目，但就是有人不看交通警示灯，只要马路两侧无往来车辆，就穿行不误，甚至一些父母带着孩子闯红灯，结果导致很多悲剧。
类似的情形还有很多，如每年中小学暑假期间，都有学生在“禁止游泳”的池塘中溺水而亡。如果说这只是未成年人缺乏认知导致的意外，那么，近来多起孩子在成年人陪护下在动物园游玩出事，被动物咬伤的事件则实属不该，尤其在园方已立有“禁止给动物喂食”的警示牌下。
上述现象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在中国，指导人们行为的往往不是看得见的警示灯或写在纸上的规则，而是人们的观念、潜意识的习惯和想当然的变通，这才是影响无数中国人日常行为的因素。观念的作用，习惯的力量，比看得见的规则要管用。
可以设想，当一个人尚未来到这个世界，还在娘胎时，就被父母裹挟着横穿马路，指望这样的孩子长大后遵守规则吗？不大可能。如此言传身教和思维方式恐怕只会培养出更多见缝插针、投机专营的下一代。
对上述行为的探讨大都指向这样一些结论，如中国人普遍缺少法治观念、公民意识薄弱等。抛开这些不谈，观念和习惯在展示其无形力量的同时，也在提醒我们它们的养成极其漫长，绝非一日之功，尤其那些对社会有益的观念。
继续设想，即使中国的依法治国可以不计成本地强力推进，仍会有一些行为规范无法纳入到法律体系中。毕竟，法律不可能事无巨细，更不可能囊括一切。这个时候，难以写到法律条款中的观念、习俗和传统就变得异常重要了。这些嵌入到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看不见的东西，被一些学者归纳为社会资本，以区别于传统的有形资本。
社会资本有许多内容，其中社会信任是最常提到的一种。一国社会资本高，表明对社会有益的观念就越占上风，反之则反是。在社会资本高的国度，社会运行高效，相反，则成本高昂，难以为继。
在丹麦，我见到过世界上运营效率最高的地铁系统，没有刷卡进站的设施，更无强制性的安检环节，乘客可以毫无阻拦地一步跨入地铁车厢。在一个全国人口仅500多万的国家首都，竟有一套24小时运转的地铁系统，且无人驾驶。此外，在北欧国家的一些超市，购物者还可自助付款。当然，这些做法的前提是社会成员普遍持有这样一种信念，那便是，彼此信任。
在丹麦，普通中国人或许可以感受到什么叫秩序和高效，增加一些现代国家的感性认识。这不奇怪，因为在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发布的各国在社会公正、国家治理和政府清廉等指标的全球排序中，丹麦等北欧国家多年来一直名列前茅，把其他欧美国家远远抛在后面。
或许，当中国的社会信任度提高，社会资本得到改善之后，再看麦克洛斯基会觉得更有道理。毕竟，麦克洛斯基强调的观念和思想并非空中楼阁，而是附着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之上的，既如此，社会资本问题就难以绕开。
我们很难对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与观念和思想市场孰先孰后进行排序，因为它们彼此交织，相互影响，难以分割。例如，我们无法想象一个社会资本低的国家能拥有成熟的思想市场，类似地，一个思想不自由、缺少思想市场的国度也不会有什么社会资本。
由此可见，中国的解放思想应与重建社会信任，改善社会资本同时推进，这一点对于今天的中国尤其显得重要。凡对社会有益的观念、想法、习俗和信仰等都值得大力扶持，以此收拾人心，重构中国社会的伦理和秩序。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中国的改革事业远未完成。只要中国没有建立起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没有完成法治中国的大业，没有完成向自由、民主和开放的现代国家的转变，那么，解放思想就不会终止，而改革也将继续前行。
需要指出的是，“解放思想”并不是一个经得起推敲的提法。对此，我们不必纠结，也毋庸平息相关争论，因为“解放思想”不过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提法而已，具有历史的使命和过渡的性质。
如果以1978年中国围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作为解放思想的标志，那么，解放思想的提法已过去39年。从某个角度来看，当解放思想的口号成为历史，不再被人挂在嘴边时，中国人的思想或真就摆脱了束缚，实现了解放。
我们还要再等上39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