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保卫战：一项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实证研究
本文英文稿已经发表，引用： Yuan Z, Han X, Zheng Y. Family Involvement and Firm Governance: In the View of Socioemotional Wealth Protection[J]. Open Journal of Business & Management, 2015, 03(4):453-464.
摘要：家族企业是过去的事物，也是现存的方式，更是未来的模式。基于对在中国内地上市的1420家民营企业7年间（2006-2012）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随着年份的递增，民营企业两全分离度在不断下降；随着制度环境的变化，涉入到企业内部的家族成员日益增多，且来源也呈现多样化。对在中国内地上市的717家家族企业7年间（2006-2012）数据的实证检验显示：家族成员涉入企业，有利于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的保全；与核心家族关系的疏远与保全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行为有着直接的关系；外部环境的改善，也有利于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的保全，外部环境还能够改变家族成员涉入企业对于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保全行为的影响；金融危机的爆发，缓和了家族成员之间的矛盾、提高了共同的危机意识，其中与核心家族表现为兄弟关系和亲友（姻缘）关系的家族成员为保全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做出了比直系二代更大的贡献。
关键词：家族涉入；社会情感财富；股权集中度；两权分离
Family Battle: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Socioemotional Wealth Theory
Abstract: The family business is the relic,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Based on 7 (2006-2012) years' data of 1,420 private-listed enterprises in China (mainland), this paper finds: with the growing of the year, the divergence of the ownership and control rights is tend to decline; the number family members in the private enterprises is going up. The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7 (2006-2012) years' data of 717 family-listed enterprises in China (mainland) concludes: family involvement is conducive to protect the socioemotional wealth (SEW); the kinship of the family members is related to the attitudes and the behavior in battle for SEW; the improving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promotes the conservation of SEW;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effects the action of the family members in SEW fight; the economic crisis moderates the conflicts among family members, improves the sense of SEW crisis; the members who have the brother-relationship/cognate-relationship to the core family in the enterprises made the key contribu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economic crisis.
Keywords: Family Involvement; SEW;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Divergence of the Ownership and Control Rights
一、问题的提出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体制市场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民营经济潜力逐步得以释放。中国民营企业借助政策优势，逐渐成为了国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计183次提到“制度”、137次提到“改革”、81次提到“市场”、74次提到“经济”。这些提法，是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再次重申，也为中国民营企业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向导。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民营企业内部控制权和所有权并未因此而被削弱，反而在不断被加强。我们统计了在中国内地上市的1420家民营企业2006年到2012年的“实际控制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比例”和“实际控制人拥有上市公司所有权比例”，根据其均值绘制了它们随年份变化的拟合曲线，如下图1所示：
图1 实际控制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比例和所有权比例
注：图中所显示的两个方程分别为“实际控制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比例”与年份的拟合方程（上）和“实际控制人拥有上市公司所有权比例”与年份的拟合方程（下）；R2代表对应方程的拟合优度。
从图1来看，随着年份的推移，“实际控制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比例”和“实际控制人拥有上市公司所有权比例”均呈现出上升趋势，且后者上升趋势明显大于前者。如果从与时间的拟合方程来看，则体现在拟合曲线的斜率上：0.023＞0.0166；“实际控制人拥有上市公司所有权比例”较“实际控制人拥有上市公司所控制权比例”增加幅度最大的节点发生在披露金融危机之时，且表现在金融危机后（从2009年到2010年）。数据还表明，随着控制权和所有权的变动，两权分离度从2006年到2012年总体下降了0.7个百分点。
我们认为能够诱发或导致产生上述现象发生的最大因素或最有可能因素唯有民营企业、特别是家族企业背后的家族成员的力量。家族企业成员与企业之间的情感纽带能够催生浓厚的传承意愿和产生强烈的情感依恋。家族成员嵌入到企业以后，弱化了两全分离度。除此之外，市场经济改革在释放了民营经济潜力的同时，也加剧了民营企业、特别是家族企业所有者的危机感。基于上述原因，在过去的7年间，中国民营企业内部控制权和所有权在均处于上升的同时又伴随着两权分离度的下降。为此，我们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将：一、深度剖析嵌入到家族企业内部的不同家族成员属性，同时对家族企业所属类型做进一步区分；二、深化企业治理研究机制，考察家族成员涉入企业程度的不同对家族企业前10大股东持股、战略持股和两全分离度的影响；三、探讨民营化进程在家族涉入对家族企业治理中的影响机制，以及不同家族成员在金融危机前后的反应。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
（一）家族企业研究
在全世界范围内，家族企业占到全部企业总数的60%-80%（Gimeno, J., Folta, T. B., Cooper, A. C., & Woo, C. Y., 1997），在我国，85.4%的民营企业也为家族所掌控（《中国家族企业发展报告》，2011）。家族企业既是过去的事物，也是未来的模式（Aronoff, C. E., & Ward, J. L., 1995）。尽管如此，对于家族企业的研究也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国内真正有意义的研究则起于上世纪90年代（魏志华等，2014）。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家族企业研究本身缺乏自有理论的支持，在针对家族企业的研究中术语重叠、实证结果相互矛盾（Berrone, P., Cruz, C., & Gomez-Mejia, L. R.，2012）等现象屡见不鲜。长期以来，管家理论和代理理论就在家族企业行为研究上争论不休。相关研究进一步表明：一方面，与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统一，从而能够减少代理冲突、降低成本，构成其独特的竞争优势 (Asaba, S., 2012)；另一方面，家族企业同样又会存在“所有者-经营者”之间的代理问题（Gomez-Mejia, L. R., Nunez-Nickel, M., & Gutierrez, I., 2001；Schulze, W. S., Lubatkin, M. H., Dino, R. N., & Buchholtz, A. K., 2001），参与实体经营的所有者还会利用其所掌握的有关企业的信息损害其他所有者的利益，即“所有者-所有者”之间的代理问题 (Wasserman, N., 2006)。尽管Le Breton-Miller, I., Miller, D., & Lester, R. H.（2011）从嵌入的视角调和了上述两种理论的冲突，但这对于认识和理解家族企业行为产生的机理，尤其是解读家族企业成员的行为仍然是不够的。针对家族企业研究理论零散、研究体系缺乏系统性等问题，以Gomez-Mejia为代表的学者们提出用“社会情感财富”（SEW）这样一个全新概念来诠释家族成员行为和家族企业治理结构，并得到了学术界一些同仁的认可。
秉持社会情感财富观点的学者们认为，社会情感财富的内容非常宽泛，主要表现为与家族情感有关的非物质价值。它包括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家族归属感和亲密感需要的满足、家族价值观的延续、家族基业的传承、家族企业社会资本的保持、基于血缘连带的家族责任的履行、家族成员之间的利他主义，以及家族的社会地位等（Gómez-Mejía, L. R., Haynes, K. T., Núñez-Nickel, M., Jacobson, K. J., & Moyano-Fuentes, J.，2007；Zellweger, T. M., & Nason, R. S.，2008），是家族企业治理和战略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Gómez-Mejía, L. R., Haynes, K. T., Núñez-Nickel, M., Jacobson, K. J., & Moyano-Fuentes, J.，2007）。社会情感财富保全与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密切相关，一旦失去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就会波及到家族社会情感财富。如，家族成员之间亲情的淡化、家族社会地位的下降、家族期望无法得到满足等。除了家族内部传承能够确保家族对企业的持续控制、为家族保全和创造社会情感财富提供有力的保障（朱沆等，2012）以外，我们认为家族成员涉入也是保全社会情感财富的一种重要的、有效的方式。保全家族的社会情感财富，不仅是家族成员行为的终极目的，也是家族企业经营中的重要战略行为之一。
（二）家族的社会情感财富及其保全
社会情感财富所辖内容的宽泛性直接决定了从结构或功能上区分社会情感财富的困难，Gomez-Mejia, L. R., Hoskisson, R. E., Makri, M., Sirmon, D. G., & Campbell, J. T.（2011）把家族企业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情感资本投入视为社会情感财富的最终来源，并据此认为社会情感财富包括情感、文化价值和利他主义三个维度。Berrone, P., Cruz, C., & Gomez-Mejia, L. R.（2012）却提出了五维度区分法，即：家族控制的影响、家族成员对企业的认同感、家族内部的紧密社会性关系、情感依恋和传承意愿。相比Gomez-Mejia等人对社会情感财富的认知，Berrone等人的视角则更为细致，也更能揭示社会情感财富的内涵和形成机制。遗憾的是，从方法上把基于来源（家族成员对企业的认同、紧密的社会关系和情感依恋）和基于结果（家族控制的影响和传承意愿）的社会情感财富混淆在一起容又会造成要素的重叠。如，家族成员对企业的认同和情感依恋等。此外，把两种不同性质的构成维度放在同一水平加以区分的合理性，本身也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纵然我们无法从维度上对家族企业的社会情感财富作以区分，但终究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却是：社会情感财富影响了家族企业经营的整个过程。社会情感财富对于家族企业最为直接的影响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家族成员对企业的最终控制方式。Breton‐Miller, L., & Miller, D.（2013）的理论研究表明：随着家族企业不断壮大，家族企业逐渐由创始人所有和控制转变为家族共同所有和控制，并最终演化为亲戚财团共同所有和控制。在企业创立之初，家族成员努力的目标是为了推动家族企业发展，彼此之间有着强烈的情感依恋；随着初期目标的逐步达成和越来越多的家族成员参与到家族企业具体的事务之中，维系家族成员彼此之间的和谐以及对家族企业的认同显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尽管彼此之间情感寄托紧密，但同处家族企业内部的成员之间的冲突也开始日益显现；当更多的家族成员、尤其是基于姻亲关系的成员参与到家族企业的经营当中，家族企业所面临的形势会更加复杂。最终，家族企业将不得不演化成由亲戚财团共同所有、共同控制。在随着家族成员涉入家族企业的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家族企业的控制权和所有权也开始被分散，有些家族企业甚至不得不采用非家族式的管理模式。
尽管这一切都被反映到了企业的层面，但发生在家族企业控制权和所有权的变化背后的却是家族成员涉入到家族企业内部的程度的变化。我们从“中国上市公司股东研究数据库”中披露的1420家 在2006年至2012年（共计7年）年间的28397条有关控制人变动的详情中，捕捉到了103个能够反映中国本土关系的关键词，并统计了各自在相应年份出现的频次，最后根据代际和直、旁系将其归类，绘制成图2。如下所示：
图2 2006-2012年中国民营上市企业家族涉入情况
从图2可以看出，“一代直系”成员涉入到企业的程度明显高于“一代旁系”和“一代姻亲”在企业内的涉入程度，“二代直系”成员涉入到企业的程度明显高于“二代旁系”和“二代姻亲”在企业内的涉入程度；“一代旁系”成员涉入到企业的程度又低于“一代姻亲”在企业内的涉入程度，“二代旁系”成员涉入到企业的程度高于“二代旁系”和“二代姻亲”在企业内的涉入程度。事实上，在家族企业创立之初，面对日常经营事务，通常由几个家族成员共同决策；当家族企业逐渐走上正轨以后，创始人的地位才开始被确立；随着家族企业的成长，在寻求合法性的驱动下成立了董事会；当以家族为基础的资源因不能满足家族企业发展需要而被商业资源所取代时，如何通过董事会来化解矛盾，平衡家族成员内部以及多方家族成员之间的利益就显得尤为重要；当家族企业发展的足够大、特别是在上市以后，家族企业内部隔代关系、姻亲关系等错综复杂，如何治理这么一个庞大的家族企业又会显得十分棘手。各类优先权在不同家族成员之间的分配不公，是构成摩擦和冲突产生的直接根源。一方面，为了平衡利益、缓解冲突、维系和谐，来自一些非主要家族成员共同组建的专业化委员会的成立增加了董事会的多样性（Wilson, N., Wright, M., & Scholes, L., 2013）；另一方面，随着家族企业的壮大，其所产生的影响和形象在公众眼中会显得尤为醒目，来自于需要肩负社会责任的制度压力也会随之增加（Miller, D., Le Breton-Miller, I., & Lester, R. H.，2013），需要引进外部人员进入董事会。无论出于那种需要，那些被划分到专业委员会中的非主要家族的成员，在家族企业中都会扮演“和解员”的角色。从企业生命周期和社会情感财富的角度来看，随着家族企业的成长，家族成员参与的不等同影响到了家族企业内部的社会情感财富优先权的分配，从而改变企业的董事会构成，影响了家族企业的最终所有权和控制权。然而对于那些关系比较疏远的家族或者因姻亲关系而被列入到企业内部的泛家族成员来说，他们并没有享受到更多的或者额外的优先权（Breton‐Miller, L., & Miller, D., 2013），他们提供的不过是出于亲戚关系的援助罢了。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我们提出：
假设H1a：家族成员的涉入与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保全行为正相关；
假设H1b：家族成员关系的亲疏与其对家族企业社会情感保全行为的影响正相关。
（三）制度环境与家族涉入
制度环境的好坏，反映了企业在具体经营中所面临的系统风险。从社会情感财富的视角来看，家族企业的所有者出于对社会情感财富的保全，既不会让企业担负过高的风险，也不会因规避风险而损失已有的社会情感财富或者放弃追求更多的社会情感财富的机会。以往有关企业多元化战略、创新性的研究，为此提供了很好的例证。企业开展多元化经营在分散财务风险的同时，意味着将面对更多的不确定性和经营风险，伴随着多元化战略而生的多元文化也会挑战家族企业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因此，家族企业的多元化水平通常比非家族企业多元化水平低15%左右，家族企业所有权与多元化程度呈负相关（Anderson, R. C., & Reeb, D. M., 2003）。Gomez‐Mejia, L. R., Makri, M., & Kintana, M. L.（2010）进一步发现，无论采用哪种指标，如国外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重、企业全球运营地区数量、企业运营地区的文化多样性等，家族企业的国际化水平都要低于非家族企业。上述结论，在控制了行业因素、股权集中度、资产回报、企业规模、CEO任期以及内生性因素后，依然成立。除了多元化和国际化战略选择以往外，家族企业在研发和技术多元化投入也较少，家族企业所有权与企业研发投入负相关（Chen, H. L., & Hsu, W. T., 2009）。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较少，技术多元化程度较低，而且在控制了企业的规模、风险水平、成立年限、资产回报率等因素并进行内生性检验后，这个结论依然成立（Gomez-Mejia, L. R., Hoskisson, R. E., Makri, M., Sirmon, D. G., & Campbell, J. T., 2011）。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视角来看，家族企业进行多元化战略和将资金投向研发和技术，都会导致家族社会情感财富在不同程度上受损，至少其带来的损失鲜能弥补对现有社会情感财富的损失。特别是在没有自有资金注入的情况下，引入外部股权会削弱家族对企业的控制权，然而战略性投资单靠家族成员内部又难以完成。此外，如果家族企业内部相关人才的供给不足，引进非家族管理人员和（或）技术人才又会削弱家族在企业内的影响、弱化组织认同感、引发利益冲突，不利于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的保全。
基于代理理论和资源基础观的研究都认为，制度环境与家族涉入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前者指出，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家族成员涉入企业的程度会随之下降；后者又进一步指出，制度环境与家族涉入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的原因在于，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社会资本网络资源的优势会减弱、商业资源的优势会体现，从而使得社会资本在家族企业内部逐渐被商业资本所取代。然而，现实中也存在如果制度环境对于投资者的保护不够，那么相应的家族企业数量就会减少（La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Shleifer, A., & Vishny, R.，2002）的情况。这是因为：家族成员将其大部分财产、甚至全部财产集中于家族企业，一旦遭遇风险，整个家族将会受到严重打击（McConaugby, D. L., Matthews, C. H., & Fialko, A. S.，2001）。在面对企业经营中的风险时，家族企业表现出更为明显的谨慎态度。家族企业的所有者也并不会一味地厌恶或者偏好风险，而是根据事宜时而厌恶风险、时而偏好风险。他们对于风险所持的态度，取决于企业所面临风险的性质（朱沆等，2012）。对于处于转型经济体制下的家族企业而言，由于制度环境的改善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往往会吸引更多家族成员的涉入（陈凌等，2013）。如此看来，转型时期下制度的改善又与家族涉入反而成正相关。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描述成一个推进市场化的过程，那么在本研究前文中的图2中所显示的家族成员在民营企业的涉入情况无疑证明了这一观点。我们还可以理解为，随着市场经济的转型，多重信息监管（或者信息披露）的要求抑制了社会环境改善对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的正向效应。此外，家族企业上市和外部竞争环境的变化都能够在家族成员涉入对家族企业治理的影响机制中起到调节的作用（Miller, D., Le Breton-Miller, I., & Lester, R. H.，2013）。鉴于我们的研究对象均为中国上市家族企业，无法考虑企业上市这一条件在家族成员涉入对家族企业治理影响中的调节作用，但是我们依然可以考察外部环境的变化在其中的调节作用。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一事件为我们完成该项研究提供了机遇。基于上述的分析，我们提出：
假设H2：制度环境与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保全行为负相关；
假设H3a：金融危机在家族涉入对社会情感财富保全行为的影响中起正向交互作用；
假设H3b：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家族成员相对核心家族关系的亲疏对社会情感财富保全行为有显著差异。
三、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收集
在我们的研究中所用到的数据均来自“国泰安CSMAR系列中国金融经济数据库”，包括：“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研究数据库”、“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指标分析数据库”、“中国上市公司股东研究数据库”和“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数据库”。我们以2009年12月31日为节点，共收集到了717家“实际控制人类型”为“自然人或家族”的企业研究样本，样本观测值为5019个。
陈凌等（2013）认为，只有当企业满足“企业主和他（她）的家族成员在企业中所持股份超过50%”和“企业的财务、采购、销售、认识、研发、生产、行政及子公司负责人等关键管理岗位中，有至少一个由企业主的配偶、子女、其他亲属或姻亲担任”的标准时，才能构成家族涉入，并由此认定该企业为家族企业。与此不同，我们认为只要满足“实际控制人类型”为“自然人或家族”的企业均可以被定义为家族企业。因为，按照陈凌他们的所说的标准明显提高了家族企业的认定门槛，将一些不满足标准的而本质上又为家族所控制的企业排除在外，进而低估了家族成员涉入。更重要的是，像诸多研究一样，单一的考察一个企业是否为家族企业（陈凌等, 2013）也并不能完整的反映家族成员涉入对家族企业的影响。鉴于中国本土关系的复杂性，我们认为不同的家族成员涉入到家族企业后，对家族企业治理所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正如Le Breton-Miller, I., Miller, D., & Lester, R. H.（2011）等在调和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冲突时所做的研究一样，他们同时将“多代参与”、“家族成员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经理室内家族成员数量”、“董事会内家族成员数量”等作为家族涉入变量。在此基础上，我们结合了中国本土文化，采用文本分析法从“中国上市公司股东研究数据库”挖掘到103个明确表示有何种血缘或姻缘关系的关键词，进而通过这些关键词编制了家族成员涉入家族企业的数值变量。
（二）测量
家族成员涉入
为了测量家族成员在家族企业的涉入程度，我们首先分两个小组（每组2人）分别逐一阅读了“中国上市公司股东研究数据库”反映控制人变动信息的28397条“关系详情”，并随之记录了能够反映中国本土关系的关键词；接下来，通过对两组记录下的关键词进行对照、反复校对，对于误差较大的，再次与“关系详情”披露进行确认；最终形成一个由103个关键词构成的、能够反映中国上市家族企业内部家族成员之间关系的、相对完整的关系谱。通过这些关键词，利用同样的方法捕捉了717家家族企业内部成员之间关系属性。针对这些不同的关系类型，根据所属代际和直、旁系将其分为夫妻（gf）、父子（gs）、兄弟（kf）和亲友（ks）。其中，父子关系内包含了父子、父女、母子、母女；兄弟关系内包含了诸如兄弟、姐妹之类的各类兄弟姐妹关系；亲友关系特指因姻亲而产生的各类关系。考虑到同一个家族企业可能存在多种家族成员的涉入形式，我们又以夫妻为核心，分别与其他三种关系类型进行“1+1”、“1+2”、“1+3”组合，共计得到家族成员涉入到家族企业的8种形式：夫妻（gf）；夫妻+兄弟（gfkf）；夫妻+父子（gfgs）；夫妻+父子+兄弟（gfgskf）；夫妻+亲友（gfks）；夫妻+兄弟+亲友（gfkfks）；夫妻+父子+亲友（gfgsks）；夫妻+父子+兄弟+亲友（gfgskfks）。在实证检验中，对于是否属于上述关系中的一种均采用虚拟变量来表示。
家族企业治理
在以往对企业治理研究中，有关家族企业治理测量主要集中于对董事会内部结构和高管团队结构上，常见的测量指标有董事会规模、董事会独立性和CEO兼任等（Van Essen, M., van Oosterhout, J. H., & Carney, M., 2012）。在我们的研究中，将通过家族企业前10位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Herfindahl_10）、家族企业被不同方战略持股比例的平方和（shrhfdm）以及家族企业内部两权分离度（vc），来综合考察家族企业的治理水平，并默认企业治理水平与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保全密切相关。
外部环境
在以往的研究中，通常用樊纲等编制的市场化指数来反映企业所处地区的外部环境。值得注意的是，该指数中以调查为基础的多项指标在没有重新调查的基础上沿用原有数据的做法，使得该指标已经使其失去了原有的测量意义；同时，由于国家统计局对于GDP数据的调整以及部分数据缺失，该指数的可信度和代表性也值得商榷。考虑到数据质量本身对于研究结果的影响，我们通过“当地当年民营企业营业收入总额”和“当地当年所有企业营业收入总额”构建了一个新的指标，即，民营化进程（provrevenue）。在实证检验中，我们通过该指标来反映企业所在地的外部环境。除此之外，我们定义2008年和2009年为金融危机时期，定义2008年（不含）年以前为危机前，2009年（不含）以后为危机后。
其他因素
当家族企业绩效低于预期水平时，家族所有者会更多地考虑企业经营的可持续性，（Chrisman, J. J., & Patel, P. C., 2012），因此我们将家族企业的绩效作为控制变量。除此之外，在实证研究中还将控制家族企业的上市年龄、企业规模、行业因素。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变量及其定义、统计描述如下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及其统计描述
从表1中可以看出，不同家族企业的前10位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战略持股、两权分离等治理结构上存在较大差别；所在地的民营化程度从0.01到0.88不等；在资产收益率、规模等基本特征上存有明显差异。除了对本研究中所出现的变量进行描述统计以外，我们还计算了各变量之间的两两相关系数，并对其相关系数的显著做了进一步检验。从主要变量之间的两两相关系数及其显著性来看，我们所选择的变量能够满足本研究的需要，具有可行性。主要变量之间的两两相关系数及其显著性如下表2所示：
表2 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注：*表示在p<0.1显著，**表示在p<0.05显著，***表示在p<0.01显著，下同。
（三）方法
由于面板数据同时包含了横截面和时间序列两个维度，容量大、信息多，能够提高估计的精确度，而且我们所筛选的样本也符合面板数据的特征，为此我们将通过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此外，尽管工具变量可以解决普遍存在的遗漏变量偏差问题，但有效的工具变量却实难以寻找，面板数据则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进而，我们选择了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估计方法，这是因为：其一、虽然在我们的样本内包含了7年的时间序列，但相对于717个个体而言，所构成的面板仍然为短面板，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将会损失更多的自由度；其二、通常情况下，都应该把个体视为是随机的（Mundlak, 1978）。有鉴于此，在实证检验过程中，我们对每一个随机效应模型进行B-P检验（Breusch and Pagan, 1980）。从检验结果来看，个体之间存在随机性，支持了我们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的选择。
（四）计量模型
根据理论分析中的假设和测量变量的选择，在已有面板数据的基础上我们分别构建随机效应模型。为了检验H1a和H1b，即，家族成员对于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的影响。我们首先建立回归模型：
为了检验假设H2，我们首先验证了在受制度环境影响时，家族成员涉入对家族企业治理的影响，也就是社会情感财富保全的作用机制，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除此之外，我们还进一步验证了家族成员涉入与制度环境的交互作用，于是得到模型：
为了检验假设H3a和H3b，在通过stata12.0程序语句，锁定表示金融危机的变量后，分别对于上述模型进行估计。
在上述模型中，
为截距项， 为扰动项，i代表观测样本个体，t代表观测时间点。具体的实证检验结果呈现在下文中的表3、表4和表5中。
四、检验结果
在对上述假设检验的其模型估计中，我们均控制了所给出的所有其他变量。紧随模型估计之后，我们还对每一个模型进行了B-P检验，检验结果均支持了对模型的选择。表3反映了在没有考虑制度环境的情况下对假设进行检验的结果。即，家族成员涉入对家族企业治理的影响；表4和表5反映了在考虑制度环境的情况下，家族成员涉入对家族企业治理的影响。
（一）无件的家族成员涉入与家族社会情感财富保全
表3反映了在没有考虑外部环境的情况下，不同家族成员涉入到家族企业后对于家族企业治理的影响。其中：（1）反映的是没有考虑金融危机的情况下，采用面板数据随机效应估计的结果；（2）反映的是考虑到金融危机，采用面板数据随机效应对危机前的数值估计结果；（3）反映的是考虑到金融危机，采用面板数据随机效应对危机后的数值估计结果。
从家族成员涉入到企业后对于企业前10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的影响来看，夫妻关系（gf）对企业前10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shrhfd10）在整体上和危机后影响系数为-0.0118和-0.0124，且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亲友关系（ks）对企业前10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shrhfd10）在整体上和危机后影响系数为0.0105和0.0140，且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父子关系（gs）和兄弟关系（kf）在三种情形下均不显著。在进一步细分家族涉入到企业的类型，进行再次检验时发现，夫妻关系（gf）原有的显著性有所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夫妻关系（gf）和父子关系（gs）对于企业前10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的影响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前变得显著，而兄弟关系（kf）、亲友关系（ks）的分别加入在金融危机后发挥的影响变得显著。此外，夫妻关系（gf）和父子关系（gs）通常是分散企业前10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而兄弟关系（kf）、亲友关系（ks）却起到了强化企业前10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的作用。
从不同方对家族企业的战略持股比例的平方和（shrhfdm）受家族成员涉入的影响来看，在显著的情况下，各种类型的家族成员涉入均起到分散作用，四类基础关系在整体水平上或金融危机前在1%、5%、10%的水平上不同程度的表现出显著性。此外，以夫妻关系（gf）为核心的兄弟关系（kf）在金融危机后的影响表现为正、且在5% 水平上显著。这种情形还发生在亲友关系（ks）涉入后对家族企业不同方在家族企业内战略持股比例的平方和（shrhfdm）的影响上。
从家族企业两全分离度（vc）来看，夫妻关系（gf）无疑在整体水平上和金融危机前降低了两权分离度（vc），兄弟关系（kf）也能够起到这种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父子关系（gs）的存在却起到提高两全分离度的效果，表现在影响系数为3.353，尽管它仅在10%的水平上显著。
表3 家族成员涉入与家族企业治理
从检验的结果来看，一个家族企业内部若仅有夫妻双方的存在是不利于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保全的。为了保全家族企业的社会情感财富，需要更多的家族成员涉入到企业中来。尽管更多的家族成员加入到家族企业后能够分散内部股权，但却有利于降低两全分离度，更重要的是能够起到一致对外的作用。从家族企业前10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来看，随着家族成员的不断涉入，其发挥的积极影响越加明显，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后期夫妻关系（gf）、父子关系（gs）、亲友关系（ks）的合力（gfgsks）的影响系数为0.0284、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然而夫妻关系（gf）、兄弟关系（kf）、亲友关系（ks）的合力（gfkfks）在金融危机前期对于不同方对家族企业的战略持股比的分散也不容忽视，表现在影响系数为-0.535、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论支持了假设H1，为了保全家族企业的社会情感财富，家族成员会源源不断的涉入到家族企业中来。特别是在家族企业遇到生存挑战的时候（如，金融危机），更需要家族成员的帮助，而家族其他成员处于对社会情感财富保全的考虑，也甘心情愿向家族企业伸出援助之手。
（二）有条件的家族成员涉入与家族社会情感财富保全
表4反映的是家族成员涉入和外部环境对家族企业治理所产生的影响，而表5是在此基础之上又考虑了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与表3一样：（1）反映的是没有考虑金融危机的情况下，采用面板数据随机效应对全样本的估计结果；（2）反映的是考虑到金融危机，采用面板数据随机效应对危机前的数值估计结果；（3）反映的是考虑到金融危机，采用面板数据随机效应对危机后的数值估计结果。
从家族企业前10位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shrhfd10）来看， 在表4和表5中夫妻关系（gf）、亲友关系（ks）、市场化进程（provrevenue）对该指标的影响在整体水平上和金融危机后是显著的，而在金融危机前所有的指标均不显著。值得关注的是，亲友关系（ks）对企业前10位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shrhfd10）的影响在金融危机前后表现差别很大，不仅仅作用符号有所改变（由﹣到﹢），而且显著性也有所提高。从表5还可以看出，一方面，在交互项的影响下，市场化进程（provrevenue）改变了家族成员涉入（特别是gf和ks）对企业前10位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shrhfd10）的影响；另一方面，所有的交互项并不显著，表明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替代关系。这一结果，进一步反映了在以往研究中所得到的结论之间的矛盾。当我们把更为细化的关系形式（前文中所述的8种类型）考虑进来以后发现，父子关系（gs）在金融危机前对该指标的影响变得显著，而其他两类关系的涉入在金融危机后对该指标的影响变得显著、且交互项gfkfpreverenune也表现出一定的显著性。这一结果反映出，家族成员之间不同的关系类型或关系疏远对于家族企业受到外部环境影响时的感知是不同的，进而行为不一。
从不同方对家族企业的战略持股比例的平方和（shrhfdm）来看， 在表4和表5中夫妻关系（gf）、兄弟关系（kf）和亲友关系（ks）在整体水平上和金融危机前对该指标的影响显著，父子关系（gs）只有在金融危机前对该指标的影响变得显著，市场化进程（provrevenue）对该指标的影响在整体水平上和金融危机后是显著的、且市场化进程（provrevenue）对该指标的影响力和显著性在金融危机后明显低于在整体水平上的影响力和显著性。在交互项的影响下，上述情形也并未发生明显改变。当我们把更为细化的关系形式（前文中所述的8种类型）考虑进来以后发现，市场化进程（provrevenue）的表现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值得关注的是，夫妻+兄弟关系（gfkf）和父子＋兄弟＋亲友关系（gfkfks）在金融危机前的作用符号为﹣、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金融危机后的作用符号为﹢、且前者在5%的水平上显著。在交互作用的影响下，依然表现出类似的情况。
从家族企业两权分离度（vc）来看， 除了父子关系（gs）在整体水平上和金融危机前以外，其他各种情形的家族成员涉入都能起到降低家族企业两权分离度的作用。其中，夫妻关系（gf）在所有关系类型中的表现更为显著，这也是符合家族企业经营的现实情况的。尽管市场化进程（provrevenue）能够提高家族企业两权分离度的作用，但检验结果并不显著。在表5中，四类基础关系在单一情形下与市场化进程的交互项并不显著，当细化家族成员涉入的情形下，也仅有三个交互项（gfgsprevenune、gfkfprevenune、gfksprevenune）在10%的水平上表现出了显著性。显著性相对偏低，最有可能的一个原因在于受到样本量的限制所致。
表4 家族涉入、市场环境对家族企业治理的影响
表5 家族涉入、市场环境及其交互作用对家族企业治理的影响
除了给出的上述实证结果和对结果的解释以外，我们还对结果的稳健性做了相关检验。首先，我们通过控制异方差和自相关，对已有的模型再次回归，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其次，我们通过各省份民营企业数量占当地所有企业数量的比构建了另一个市场化进程指标，通过该指标替代上述市场化进程指标后对模型逐一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基本相同；最后，我们还对危机中家族成员涉入到企业内部对于社会情感财富保全的进行了验证，其结果与金融危机后的结果类似，不同是家族成员针对不同方对家族企业战略持股比例的平方和影响更大，在统计上也更为显著。
五、讨论与总结
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和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家族企业实践需要寻求合法性保护，但它们也并非简单地适应外部的制度环境。尽管本研究并未指出家族成员涉入与制度环境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关系（陈凌等，2013），但至少为它们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提供了证据。相比之下，我们的研究重点更倾向于，进一步细化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类型，分析不同情形下的家族成员涉入及制度环境对于家族企业治理的影响，并初步探讨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家族成员的涉入，分散了家族企业前10大股东的股权集中度、减少了家族企业被多方控制的可能性、降低了两全分离度，保证了家族成员对企业的绝对所有权和控制权，有利于整个家族企业的社会情感财富的保全；在金融危机之前，家族成员企业涉入企业对于家族企业治理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不同方对家族企业的战略持股比例和两全分离度上，对于企业前10大股东的股权集中度的影响并不显著。现象的背后反映出，在一定的程度上，随着家族成员的不断涉入，家族企业内部成员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在金融危机以后，家族企业成员涉入企业对于家族企业不同方持股比例仍有影响，但影响结果发生了一些变化，反映出金融危机后家族内部成员威胁意识的觉醒，家族成员开始对家族企业前10大股东的持股发挥其作为一个整体的功效。家族成员在金融危机前后所表现出的态度的差异进一步印证了，家族成员对于风险所持的态度，取决于家族企业所面临风险的性质（朱沆等，2012）。
我们还发现，市场环境在分散不同方对家族企业的战略持股比的同时，提高了家族企业前10大股东的股权集中度。值得注意的是，环境变量对于家族企业治理的影响虽然在金融危机之前力度较大，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此外，当市场环境被引入到模型中后，家族成员涉入企业对于家族企业治理的影响在影响系数和显著性上均发生了变化。这一结论进一步印证了，家族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能够改变家族成员涉入企业对于家族企业治理的影响（Breton‐Miller, L., & Miller, D.，2013）这一观点。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下，大多数交互项并不显著。再次反映了，家族涉入与制度环境改善之间关系的复杂性。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家族成员涉入会越来越多；在制度环境改善的条件下，家族成员的涉入有利于保全社会情感财富，但弱化了单一家族对家族企业的控制；当家族企业受到生存威胁时，能够引起家族成员的警觉，家族危机意识的觉醒有利于家族社会情感财富保全。
我们进一步发现，家族成员普遍具有危机意识，尤其是当企业遇到生存威胁、社会情感财富面临损失之时，家族成员对于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的保全行为更容易显现。通过细化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类型，我们还区分了不同家族成员对于家族企业治理的影响和在家族企业社会化情感保卫战中的态度。我们发现，在家族企业治理中，来自于直系二代（有父子关系的）的力量、来自兄弟关系的力量和来自亲友的力量，发挥的功效并不一样；当企业经过金融危机、面临生存威胁时，为了拯救、保全家族企业的社会情感财富，来自亲友和兄弟的力量不容小觑，而来自二代的力量似乎显得单薄了很多。这是因为，一方面，可能家族企业的二代成员本身实力不足；另一方面，多数家族企业的二代成员本身就与父辈互为一体。
尽管我们的研究采用了包含横截面和时间两个维度的数据、也对家族成员涉入到家族企业内部的情形进行了细分、并且考察了不同家族成员在金融危机前后对于保全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的态度，但在实证检验中还有一些关键变量对于家族企业治理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我们也有在细化家族成员关系的基础上对家族涉入与制度环境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的验证，但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未做更进一步的挖掘。鉴于关系存在并不等同于关系的质量，但基于现有的数据我们无法识别，在研究中只能假定二者正相关（关系越近，质量越好）。最后，虽然我们的研究是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而展开，实证结果也支持了Breton‐Miller, L., & Miller, D.（2013）的观点，但也仅仅是是一个开端。在我们的研究中，考察的是不同家族成员涉入企业后对家族企业治理行为的影响。对家族企业日常经营行为的影响，我们并未做进一步的验证。此外，对于社会情感财富的测量及其在不同家族成员之间的分配，不同家族成员在不同时期的态度和行为，都将是未来研究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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