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亚里士多德曾说过：最好的政治社会是中产阶级公民组成的，而且，很可能在治理好的国家里，中产阶级为数众多……但需注意的是中产阶级本身的力量是十分脆弱的，他们的经济地位是不稳定的。尤其是泡沫期，投机泡沫无助于中产阶级的壮大：房价的上涨会将人们手中的财富予以再分配，结果是需住房的年轻人的财富，就此逐步转移到了拥有几套住房的中老年人那里去了；或将消费性购房者的财富转移到了投资性购房者的手里去了。结果是，社会阶层的收入差距被越来越大。而一旦泡沫破灭，包括房屋在内的资产价格出现整体性下跌，那么中产阶级家庭将最先受到冲击。一些脆弱的中产家庭，会因此一贫如洗而返贫、致贫。中产阶级人数的减少，穷人阶层人数的增多，这显然不是一个和谐社会所愿意见到的现象。

 

作者：政经天一楼主韩和元

第一节亚里士多德说

自古以来，有关社会的稳定和冲突，都是思想家们所最为关注的话题。盖因它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衰成败，关系到社会的安危祸福。而在这些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无疑是个中的佼佼者。虽斯人已去二千三百多年了，但其关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冲突的思想，虽然，在今天看来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亚里士多德生活的时代危机，直接催生了他对社会稳定和社会冲突的思考。亚里士多德生活于公元前4世纪，这正是古希腊社会从繁荣走向衰退，希腊城邦制度从辉煌走向没落的时代，而持续27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这个转折的标志。之前得繁荣、昌盛、和平为战后的饥荒、瘟疫所代替。自此，希腊这块土地便陷入了黑暗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内战不息、土地兼并加剧、下层自由民破产、贫富差距日趋严重，尤其是“进一步拉大了不同阶层之间······欣欣向荣的商业和工业阶层与农业阶层之间的鸿沟”。[1]这个时候正如柏拉图所描述的那样：“穷人聚在城里，身怀白刃。有的负债累累，有的颠连无告，有的则兼有些两种不幸而充满愤恨，打算对付夺去他们财产的人——他们正打算造反”。

各城邦内部则党争不断，政治腐败、贪污成风、贿赂公行，人们对城邦制度丧失信心，传统的正义观念也发生动摇，热心公益、忠诚城邦的公民精神，也变得盲目、狭隘、偏执。简而言之就是，整个希腊社会的经济政治道德已全面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

 

 “很明显，最好的政治社会是中产阶级公民组成的，而且，很可能在治理好的国家里，中产阶级为数众多……由此可见，公民拥有适量的、足够的产业是那些国家的大幸……如果没有中产阶级，穷人数目增大，麻烦百出，国家会很快崩溃。”[2]

 在《政治学》这本书里，亚里士多德深入地分析了当时所存在过的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这六种不同的政体的性质、特点及各自的优劣。最后他认为，这些政体中最具稳定性的非共和政体莫属。原因就是——这种政体是以中产阶级为社会基础的。他认为，这是他所涉及的各政体中最为稳定的类型。他认为“唯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3]正是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他政治学上最著名的论断：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之源。

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将社会的稳定寄托在中产阶级身上，是因为中产阶级比起富人和穷人这两个阶级具有自己的独特的品德：首先，地位稳定。“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资产也不像富人那么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4]其次，品性中和。他们既没有因过多的善业和物资带来的奢纵和不服从统治、不讲纪律的品性，又没有因善业和物资缺乏而带来的卑贱自弃。再次，心态平和，很少野心。较为丰裕的财富使得中产阶级“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他们过着无所忧惧的平安生活。”第四，富于理性。中产阶级主要指商业中产阶级，从事经商、营销或手工业制造等，他们因为忙于生计，惯于计算。由于习惯于契约的商业行为，也使得他们形成理性的习惯，在政治和哲学领域里他们显得比富人更有理性的智慧。

正是基于上述品德，中产阶级在社会中往往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这些作用主要表现在于：一是具有制衡性，二是消除党争之患。亚里士多德认为，主要中产阶级在社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其它两个相对的部分即富人阶级和穷人阶级就谁都不能主治政权——这就可能组成优良的政体。所以他认为：

 公民拥有适量的足够的产业是那些国家的大幸；若是有的产业很多，有的却一无所有，就可能产生极端民主，或者纯粹的寡头统治；或者从任何一极——最散漫的民主或寡头——产生专制。[5]

 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的意图是，通过中产阶级在富人阶级与穷人阶级之间，在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之间进行调和矛盾，以此缓解冲突，兼顾贫富，实现政治制衡。正是基于此，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努力在促成橄榄型社会的形成。所谓“橄榄型社会”，是指社会阶层结构中极富、极贫的很少，中间阶层却相当庞大。从社会学意义上说，中间阶层的壮大，使得对立的贫富两极成为一个连续性的排列，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看到拾级而上的希望，有助于舒缓贫富差距积蓄的对立情绪以及由此衍生的系列社会问题。

当然，就亚里士多德的中产阶级思想而言，也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其主要观点是中产阶级本身的力量是十分脆弱的，他们的经济地位是不稳定的。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会发生分化，或上升为富人阶级，或沦落为贫人阶级。遗憾的是，历次的投机泡沫史都证实了这一点，且进一步表明投机泡沫无助于中产阶级的壮大。

第二节泡沫膨胀期：抑制中产阶级的壮大

最近于我所在的一个微信群里，流行着这样一个观点：“房价越涨越不容易掉下来，尤其在中国，房价直接为超发的货币提供了一个直接的去处，而不冲击底层生活。同时，房价形成了一个聚点均衡，越来越成为中产阶级的投资共识。另外，由于政府垄断供地，房地产为政府提供了第二税务总局。如此，房价上涨是政府，央行，房地产商与中产阶级的共识或共谋，形成了一个独立于实体经济的独立循环，与实体经济无关甚至负相关。形成此循环的三个基本条件目前仍然坚实：货币超发、土地垄断、实体经济萧条。”

对于这种观点，当时我就表认同。但也明确提出：“这个共犯结构却存在一个致命的特洛伊木马：整个共犯结构体系，其实就是一个闭环。实体经济持续萎靡，也就意味着中产阶级无法壮大——这个结构体系之外的阶层，便无法有效的向上流动，阶层固化就此形成，事实上这是以损害一个国家增长的基石为代价的。”

对于我的这一观点，马丁.沃尔夫应该不会反对。沃尔夫认为，房价的上涨，虽然表面上增加了一国的财富，但是这种价格的上涨会影响社会的阶层财富结构：房价的上涨会将人们手中的财富予以再分配，结果是：需要住房的年轻人的财富，就此逐步转移到了拥有几套住房的中老年人那里去了；或者将消费性购房者的财富转移到了投资性购房者的手里去了。结果是，社会阶层的收入差距被越来越大。为此，沃尔夫认为较高的房价会使一个国家更为富裕吗？答案很简单：不会。[6]甚至于在他看来，房价的上涨会损害一国经济增长的基石。

这又再次牵涉到了成谬误这个概念。无可否认，于一个阶层、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甚至某一具体的人这样的微观个体而言，争取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诉求，其合情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正如“合成谬误”所指出的，于宏观而言，情况就恰好相反了。因为社会财富的分配其实就是一场零和游戏，当某个阶层、某个地区、某个单位、甚至某一具体的人，将自己利益最大化时，这也就意味着与之相对应的另一些阶层、另一些地区、另一些单位，甚至另一群人的利益最小化了。这时，社会的对立与矛盾也就随之出现。而如果这时，原有的社会财富分配的政策没有得到应有的调适。那么，这种财富分配制度，只会导致社会财富格局中的马太效应进一步加剧。最后，社会的对立与矛盾也为之彻底恶化，社会亦就此撕裂。[7]

由此可见，房价过度上涨，受损的岂止是经济增长的基石，它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的冲突。这又绕回到了亚里士多德命题这里来了。

 

第三节泡沫破灭时：消灭中产阶级

首先表现在泡沫破灭时。在历次的投机泡沫中，损失最大的恰恰是那些国家的中产阶级。关于这个问题，请容我再引用一下我在《下一轮经济危机2：中国凭什么幸免于难》一书里所做过的论述：

 上层的特权阶级是有特权的，这种特权至少可以部分地保护其财产。而那些穷人，压根就没有资金介入资本市场，萧条时期他们固然艰难度日，在繁荣时期为应对通货膨胀，他们还是艰难度日。这场泡沫运动的真正输家，无疑是那些夹在中间的中产阶级。他们有部分的闲钱，这令其可以自由地进入资本市场，同时在泡沫时期他们的信用也得到扩张。在繁荣时候他们可以利用这种信用以高杠杆形式大肆投资，在这时他们固然可以获得更高收益，可一旦经济衰退，其高杠杆也会给他们制造更多的负债。[8]

 香港的郑女士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她发表于《北京青年报》上的一篇文章中，她这样写道：“伟大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划分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我们香港在十年前产生的这个‘负资产阶级’，恐怕老人家也没有想到吧。”郑女士亲身经历了香港十年中他由中产阶级沦为负资产阶级这一角色转换的悲情人生。

香港的中产阶级基本上会将钱投在楼市和股市上面，一个拥有1000万资产的中产阶级，会将其中500万花在楼市上，300万花在股市上，另外再买200万的外汇和基金。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冲击了楼市和股市，从而对整个中产阶级构成了毁灭性打击。回顾这段经历，郑先生这样写道：

 “回想十多年前的香港简直疯狂，不论是大资本家还是小资分子，没有头脑冷静的人。大家就是买！买！买！买房子、买股票、买邮票……任何有价物品都有人排着队买。亚洲金融风暴席卷下香港资产一夜之间大跌，房产价格几乎被拦腰砍断。与人们的想象不同，这场风暴受打击最大的并非是房地产资本家，而是像我这样的贷款买房者。依照传统，香港人基本上会把储蓄投在楼市和股市上面，那次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了楼市和股市，从而对整个中产阶级构成了毁灭性打击。许多像我这样的人在资产高涨时贷款买进高价房，价格跌落后，不仅资产增值化为泡影，且迅速沦为负资产一族。

1997年香港恒生指数最高点18000点，2003年‘非典’期间跌到6000多点，而楼市跌得更惨，跌幅最高的达70%。当时我投资的那套500多万的房子每个月要向银行还贷2万多元，加上物业费、政府征收的各项费用，我每月在这套房子上的开支接近3万元，出租收来的租金却只有不到2万元。这时候卖出去要亏200万。”[9]

 香港《南华早报》在大陆的首席代表黄先生与郑女士有着类似的——由中产阶级沦为负资产阶级——的痛苦经历。黄先生一直都在新闻界，早前在一份英文报纸做了十几年的主编。其对经济形势是了解的，但是他苦笑着说“股市没有专家，楼市也没有专家”。在那个癫狂的时期，连超人李嘉诚也犯了错误。黄先生说“股市在高位的时候李嘉诚也买，市场已经疯狂了的时候，没有冷静的人。”

黄先生回忆，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黄先生影响非常大。当包括股票和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开始下跌时，他卖出了手头的一二线股票，剩下的是那些三四线的股票。这些股票，“从开始的一块钱一股变成了一分钱一股，留下来的这几百万股票缩水了99%。”

但是他更怕的是这之后带来的连锁反应。当时变成负资产阶级之后，黄先生还想，“就算股市的钱缩水没有关系，就放到那里不动，等着股市复苏，500万的股票跌成50万我也跌得起，把钱放在那里等他回来。负资产也没有关系，反正房子要住，只要有工作，就每个月还给银行钱，最后留下了房子，我楼还是照住，只要还供得起。只是每个月五六万块钱供楼，压力非常大。”

可是在2003年“非典”时期，黄先生的工作也没有了。由于长达7年，整个香港的经济衰退，导致香港的失业率达到8%这一历史最高点，而在以往这个数字基本徘徊在3%。面对着金融危机的冲击，很多企业都必须要收缩，要活下去。这个时候黄先生供职的公司也开始养不起太多资深的人，黄先生因为薪水太高，于2003年失掉了工作。其后一段时间，家里的生活就靠太太的收入维持着，而原来这个家里的顶梁柱却是黄先生。[10]

40多岁的王先生与黄先生同行，是香港一家传媒公司的中上层职员，月薪5万多元。儿子读小学，太太则全职照顾孩子。这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住在港岛区名牌物苑的一个近千英尺的海景单位。该住宅单位是王先生于1996年以总价500万分期付款形式买入的，曾一度升到900万。但其后楼价一直在跌，最多时楼价大跌70%，到2003年他的那个单元只值200万了。但王先生却至今还欠着银行300多元的债务，他每月得向银行供3万多元。

比较黄先生而言，王先生可谓是幸运的，因为他的职位很安稳。以前每年公司都会加薪，但自1997年金融风暴后，公司一直处于冻薪状态，但王先生显然很满足了。于他看来只要工资不减，只要工作不丢就已经很幸运了。为了保住工作，王先生的个性开始变的没有了，对上司的一些无理指责他都无条件的忍受下来了，因为他不想失去这份工作。为了减轻家庭开支，王先生于2002年底开始将自己的单位以1万元的低价出租出去，自己则和家人搬回他母亲家中一起挤。事实上，从1998年以来，王先生一家都省吃俭用。[11]

那么，郑女士、黄先生和王先生的经历只是个案吗？答案是：不是！随着香港经济支柱产业房地产的全面崩盘，曾经是香港繁荣稳定基础的中产阶级，纷纷沦为负资产阶级。据香港金管局的数字显示，2003年时香港的负资产阶级家庭为8万多户。这一数据在当时就遭到了人们的质疑。香港主要物业代理之一的美联物业的首席分析师刘嘉辉就估计，当时香港的负资产阶级应有17.7万户，以香港平均每户4人计，[12]等于香港的负资产阶级人数达到70.8万之多。刘嘉辉的这一估算得到了黄先生推论的支持。黄先生说“香港人的习惯是结社搞组织”，据黄先生统计，“光是癌症方面的民间组织在香港就有200多个，而当时负资产人群一下子冒出来，很多变成负资产阶级的人就组成了负资产大联盟。这些人连续五六年都组织游行，最大规模的2004年有就有多达五十多万人参加了相关游行。”[13]我们知道，游行者一般多为青壮年，也就是以家庭的核心成员为主。如果再将没有参与游行的其他家庭成员，如过于年幼者、过于年长者或行动不便者都统计进来，负资产阶级的总人数可能接近70-100万。有关数据显示，2004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总人口（Total Population）为678万人。也就是说，当时沦为负资产阶级的总人数占到了香港总人口的近10%-15%。当年高价购置住宅，如今变成压得喘不过气的包袱，中产阶级也由社会稳定繁荣的中坚，变成了最为失意的一群。

但这些香港的负资产阶级人士也是幸运的，因为1997年至今的香港经济经历的是一个“V”字形的曲线。自2004年，香港经济触底反弹，随后香港经济一路走高。得益于经济的复苏，当年的负资产阶级也多数得以重回中产阶级这一群体了。但日本人就远没有这样幸运了，从1991年股市楼市全面崩盘后至今，日本一直深陷经济停滞的深渊而不能自拔。当年日本的那些中产阶级至今仍在负资产阶级里沉沦，房没了但却仍在为巨额的债务而奋斗。

56岁的木村先生，供职于旅日媒体人徐静波的报社中，其年薪为560万日元。租房住，但他每个月还得要还6万日元的房贷。这位没有自己的房子，却每个月还需还房贷的中年人，在20多年前供职于另一家大报社，当时的年薪高达1000万日元，并且在1987年买下了位于东京市中心的，售价达9000万日元的三居室公寓。

做出这个投资决定是因为他算了一笔账：自己每年的收入是1000万日元，房价是9000万，那也就意味着这笔房价不到他9年的收入而已，完全承受得起；更重要的是，这套公寓于3年前（1984年）其价值还仅仅只是6000万而已，短短3年时间就涨了三成。木村跟当时的所有日本民众一样，认为在日本经济一片大好的形势下，房价肯定还会继续上涨的。正是基于这样的乐观预期，木村出手了，他通过借贷将自己属意的那套房子买了下来。 　　木村当然没有预料到，这种盛世景象仅仅在3年后就一去不复返了。而木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工资一路下跌，直到被那家大报社所裁员。由于失业没有固定收入来源，无法偿还那笔房屋贷款，于是公寓被银行收回了。但问题在于，木村的公寓虽然被银行收走了，可是他还欠着银行5000多万呢。这5000多万他直到现在还在偿还着。

为此，徐静波有次问他，“你那房子，现在能值多少钱啊？”木村的回答是，“大概就2500万左右吧”。[14]

须藤与木村可谓是同病相怜。这位48岁的汉子，是一位商业设施管理员，每月工资40多万日元。工资不算低，且独身，但却住在一栋月租金只有3万多日元的一居（12㎡）一厨（4㎡）一卫（3㎡）、5人合用一个浴室的楼房里。原因是，在日本经济泡沫时期的1988年，他花了6000万日元购买了一套二层别墅。现在这套别墅的价格已经跌到了3000万日元。但他却积欠了一大笔债务。没有办法，他只得将自己的别墅出租出去，而自己也住到现在这样的房子，目的就是好省些钱下来，与别墅的租金合在一起还银行的贷款。不过，由于他的妻子并不原意和他一起住这样的房子，而选择离婚了，所以他单身着。他计算过，等他65岁的时候就可以还清贷款了。他的计划是，然后再把房子抵押出去，好给自己做养老本。

川濑比木村和须藤好不到哪里去。川濑毕业于东京理科大学，不到40岁就成了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一直在公司总部工作。对公司发展贡献很大，基本工资近百万日元。1985年，也就是泡沫经济形成初期，川濑辞职创办了一家小工厂。一起步就发展很顺利，到1988年，川濑不仅贷款扩大了生产规模，同时在东京的一等地还购买了一套近2亿日元的高档公寓。没想到，1990年后，形势急转直下，工厂的订单几乎为零。川濑以1亿2千万元的估价，将东京的公寓抵押给了银行，希望度过难关、保住工厂。可最终工厂还是于1997年破产了。他原来供职的公司高层，念在川濑的能力和多年的交情，又让他又回到了原来的公司。不过总部是回不去了，工资也只有区区40万了。

也就是说，一旦泡沫破灭，包括房屋在内的资产价格出现整体性下跌，那么中产阶级家庭将最先受到冲击。一些脆弱的中产家庭，会因此一贫如洗而返贫、致贫。中产阶级人数的减少，穷人阶层人数的增多，这显然不是一个和谐社会所愿意见到的现象。

当然，更多的家庭或许不至于返贫、致贫，但庞大的负债也会将这些家庭压得喘不过气来，从而不得不大幅缩减在消费方面的指出。因为要偿还巨额债务，他们将不得不节衣缩食，而这对目前的中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尤其巨大：深陷债务中无法自拔，使得人们为偿还沉重的分期债务而迫不得已收紧日常消费。个人消费不振，必然对经济增长带来消极影响，这显然与我们的“由出口导向型经济向消费导向型经济转变”的战略是背道而驰的。

《不堪承受的中国房市之重》连载第二篇《不堪承受的高房价之重》第五章：高房价打击打击中产阶级

 

[1]基托.希腊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77.

 

[2]转引自：[美]利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商务印书馆，1993:1.

[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商务印书馆，1965:206.

[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商务印书馆，1965:206.

[5]转引自：[美]利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商务印书馆，1993:1.

[6]马丁.沃尔夫.错判房产市场的危险[J].海外经济评论，2006(22):15-16.

[7]韩和元. 合成往往谬误[J].当代工人，2013(23):24.

[8]韩和元.下一轮经济危机2：中国凭什么幸免于难[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29-230.

[9]郑玫. 在香港的炒房故事：楼价暴跌7成 迅速沦为负资产[N].北京青年报，2008-2-18.

[10]王卓.从中产到负资产再到中产的人生变奏[J].南都周刊，2007. 转引自南都娱乐：http://www.smweekly.com/magazine/cont.aspx?artiID=2501

[11]谭天媚.负资产的香港中产阶级[J].商周刊， 2003(34)：38-39.

[12]谭天媚.负资产的香港中产阶级[J].商周刊， 2003(34)：38-39.

[13]王卓.从中产到负资产再到中产的人生变奏[J].南都周刊，2007. 转引自南都娱乐：http://www.smweekly.com/magazine/cont.aspx?artiID=2501

[14]日本经济泡沫破裂20周年:千万亿日元瞬间消失[N].东方早报，2010-0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