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芮玛丽将由蒋介石领导的那次中华民族中兴运动称之为“东施效颦”，她甚至认为，蒋介石们的作为根本是对中国保守主义这一个伟大的传统的亵渎。至于中兴运动失败的原因？芮玛丽的解读是：“复兴读经运动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出现了一场阻碍现代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教育的运动。”
作者：政经天一楼主韩和元
芮玛丽其人
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1917—1970年），美国著名汉学家，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她毕业于瓦萨学院，1951年获拉德克利夫学院博士学位，芮玛丽是费正清教授最有才华的学生之一。此后，即在大学历史系任教。先后任耶鲁大学历史副教授和教授兼大学图书馆远东文献部顾问。她总是抱怨说，在使用中文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像个瘸子。其间，曾任1965年成立的清代研究会议的领导人。芮玛丽的主要著作有：《同治中兴》、《中国历史和历史职业》、《中国再次估价它的过去：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著作》、《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等。
其中由以《同治中兴》一书最为出名。在对“同治中兴”这一历史事件予以系统分析后，芮玛丽写道：“同治中兴的失败异常清楚地表明：即使在最有利的形势下，也不存在把一个有效的近代国家移植到儒家社会之上的途径。”
中国进入不了现代社会——儒家文化的必然
对于“同治中兴”的失败，芮玛丽所给出的解答是：“中国之所以不能成功地适应近代世界潮流，其障碍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是满清统治，不是官场的愚昧，更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儒家学说本身的基本构成因素。”也就是说，芮玛丽抱有鲜明的文化决定论。
芮玛丽把“同治中兴”这段历史概括为“中国保守派的最后反抗”，其实就是说的中国儒家文化的最后的反抗。她认为，“同治中兴”就是那些深受儒家文化教育和影响的保守派们“第一次试图在不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和体现这种价值观的制度进行革命改造的条件下改善中国政府，使之在近现代世界中立于不败之地所作的努力”。
蒋介石对儒学文化的“复兴”
可惜的是，正如芮玛丽所指出的：“然而在紧继其后的几十年里，那些曾得到检验而且被认为需要发扬光大的政治思想始终没有被赋予一个体面的葬礼。”
尽管事实所表明的，儒家的政治思想已陈腐不堪，但它却被政治领袖们再次复兴起来。这些政治领导人面对事实仍然坚持中兴是一次成功，并坚持认为对20世纪的中国进行政治控制的关键在于继承中兴的遗产。而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当年的国民党政府。芮玛丽对此做了如下论述：
国民党于1927—1928年的掌权标志着革命旋律在党纲中占支配地位时代的结束，标志着在历史上竭力使一场革命变成古代传统合法继承人的最饶有趣味和最具教益的时代的开端。有四个理由使我们关注国民党的这种努力：
（1）该党改变其路线的迅速性；
（2）国民党寻求恢复的儒家制度与该党不久前胜利领导的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
（3）蒋介石和其他领袖不仅对传统社会价值观念，而且对体现它们的特定制度的那种彻头彻尾、大张旗鼓的维护；
（4）这些领导人为了在与共产党的竞争中赢得胜利，而做出的持久而自觉的努力——翔实的文献证明他们在20世纪中叶恰恰运用了中华帝国政府曾经在19世纪中叶镇压太平军起义的手段。
作为中国的新执政者，国民党领导人研究了中国昔日处理经济衰落、社会解体、政治无能及武装暴动的方法。他们把同治中兴当成典范。如果说国民党在其革命的年代里还曾把自己看成是伟大的太平军起义的后继者，那么掌权后的国民党则认同清代帝国政府及其表面上的成功。
蒋介石和他的同事把同治中兴的成就归功于那个时代的英雄人物所具有的高尚道德品质以及对儒家社会进程的洞察，所谓的英雄主要是指恭亲王、曾国藩、左宗棠以及胡林翼。他们明白中兴包括的不仅仅是政治，而且包括中国人的全部生活。中兴不仅仅包含镇压起义、选拔与控制官吏、训练军队，而且还包含通常社会生活中的行为规范、家庭内外的私人关系、妇女的作用、不同代之间的关系、工作的选择、对商品的需求、娱乐形式等等。
对国民党领导人来说，以中兴形式出现的儒家思想看来关乎20世纪国内的平定与国际稳定。他们没有看出，尽管同治中兴曾有辉煌时，但它毕竟最终失败了。这种失败恰恰是因为维持儒家社会秩序的需要同确保中国在近代世界中生存的需要被证明是完全对立的。国民党立场的彻底转变发生于1924至1928年之间，而且蒋介石一直走在该党的前面。
国民党的第一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是革命的文献。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1924年），确定国民党的敌人是立宪派、联省自治派、和平会议派和商人政府派等。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6年）的宣言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相类似，但是更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的尖锐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该党的敌人是军阀、官僚、买办及土豪劣绅。随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9年召开，局面转变了，国民党的敌人变成“赤色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国民党左派此时有的改变了他们的观点，有的脱离了该党，而那些早年遭到清洗的许多人又回到国民党的行列中来。
在1926年末，有一幅漫画表明了共产党对国民党面前的选择的看法。这幅画张贴在南昌附近一座小城中的农民协会。画上的一侧是孔庙，另一侧是“世界公园”，其间绘上了马克思和列宁，而第三个位置却空着。中央一位穿着中山装的人拿着孙逸仙的肖像，却面对着孔庙画上写道：“孙本应在世界公园里，但是戴（季陶）却想要他在孔庙里。”
事实上蒋介石政府也确实是这样做的，芮玛丽在书中这样写道：
“国民党在地方控制和军事上努力利用同治中兴模式的行动，显然要求开展一场复兴儒学思想体系的运动，一场运动果然发动了起来。运动采用了多种形式：再版曾国藩的著作，并指定为学校的必读书；宣传儒家礼仪；论述传统美德的书籍和论文如潮水般出版；由推选出的教授发表有关保护中国遗产的声明；甚至‘国民革命的摇篮广州’掀起了官办的‘读经’运动。虽然自由主义的评论可以用很尖刻的语言，但是胡适因为在广东发表反对这一运动的演讲而被驱逐，而且还受到剥夺其公民权的威胁。为了反击那些针对国家弊病而提出新解决方案的左翼小册子和博学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国民党政府把传统著作的特殊普及版本发行于最混乱的地区，而且还禁止发行有悖礼教的书。”
“公开宣布尊孔始于1928年。直到1927年底，还有一伙暴民拖着孔夫子的稻草模拟像穿过长沙的街道，痛打并焚毁它，而且国民政府本身也已在2月15日下令废除官方的祭孔仪式，并把基金用于公共教育，其理由是：
孔夫子的学说是暴虐的。应用这些学说压迫百姓并奴化人们的思想已经两千余年了单就对孔夫子的狂热崇拜而论，是一种迷信的表现，它在近代世界里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当今中国是共和国社会。应当从公民的头脑中消除这些专制主义的残余。
然而，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消除这种残余。1928年11月6日蒋介石敦促他的军官们把其闲暇时间花在研究四书上。]1931年孔子诞辰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假日。国民军受命对所有地方上的夫子庙宇予以特别保护。
由于重视程度渐渐加强，1934年对孔子的崇拜达到顶点，当时叶楚伧作为国民政府的官方代表出席在曲阜孔庙举行的典礼，这时曲阜重新成为民族圣地。国民党从未停止谈论革命。但它恰恰在相反的意义上重新界定这个概念。对曾国藩的日趋崇拜标志着国民党路线方针的变化。曾氏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描述为清帝国中兴的杰出官吏和中兴的栋梁，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因为他不仅维护了清政府，而且也保全了中国。他是最伟大的中兴政治家，作为思想家他甚至更为伟大。他是一位革新旧社会、具有远见卓识的非凡人物。
1928年以后，曾国藩与胡林翼的选集实际上成为国民党党规的一个组成部分。各出版社源源不断出版了新的选本和蔡锷选本的新版本。党的领导人平时训话的一个内容就是命令军官研习这些格言。国民党把蔡锷和同治中兴日益紧密地连在一起，因为蔡锷把曾的“能力”、左的才干及江忠源的勇气，集于一身，所以他成为“青年人的楷模”。
这种把曾氏尊为圣人、把蒋介石神化为更伟大的曾国藩的提法并非未受到抵制，但是批评几乎没有什么效果。在危机的年代里，蒋介石反复号召全民族要把曾国藩作为全国的典范。曾国藩无处不在：在抗日战争中他是精神动员的象征，他是十全十美的军事指挥家，党纪的化身，是学术界的仲裁者。他的言行证明，每一个人都可能通过勤奋刻苦和坚定的道德观念而达到自身的完善。”
国民党的决策者中，持有上述观念的不独蒋介石。虽然，李宗仁与蒋介石有太多政治分歧，但他们的分歧更多的应该来自利益，而不是观念。李宗仁就曾重申过儒家社会学说的坚硬内核，他说：
“四千余年来，除了共同的语言文字、共同的血缘和文化遗产外，道德的规范把中国人民紧密结合于一体。孔夫子和我国其他的贤人哲士所阐述的这种道德规范是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生存下来的惟一理由。这种道德规范通过明确父母与子女、夫妇、兄妹、师生、朋友之间的正确关系，使中国人区别于其他民族。”
芮玛丽对上述言论及政策给出的评价是，“这很容易被看成是恭亲王（和硕恭亲王奕訢，道光帝六子，咸丰帝异母弟。他是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名王重臣，洋务运动的首领）就立国之本的社会习俗原则的论述。”
那么，蒋介石、李宗仁及其他们所代表的国民党，为何会这样做，芮玛丽给出的解释是：“一旦国民党领导人不再认为国民党是革命的先锋，而且最终把中兴看成是恢复秩序的工具，那么选择中兴作为样板就是一个极合乎逻辑的结果。”
民族中兴梦的破灭及其原因
这场轰轰烈烈的中华民族的伟大中兴运动，最后“是一次凄凉的失败，其下场远比它试图模仿的同治中兴更加可悲。”
芮玛丽之所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原因在于，国民党主导的这场中华民族的伟大中兴运动，不仅以失败告终，更重要的是，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其“对地方的控制没得到加强。军队的士气也没有得到恢复。从未做出真正努力来借以复兴儒家的经济。最主要的是没有使儒家的价值观念及另外一些东西恢复活力。”
而反倒是由恭亲王奕訢和曾国藩们主导的同治中兴运动，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保守主义是在19世纪60年代进行最后一次抵抗的。当时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转而欢迎一个由一批才能非凡的官吏组成的新政府；第一个中国近代外事机构使外交成为这个国家的有力工具；严重的叛乱被平息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受到极大的重视；通货膨胀得到抑制，岁入增加，税收减低；新式军队显示出高昂的士气，以及制造并使用西方最先进武器的出色能力；从北京皇宫到中国文化世界边缘的遥远乡村，儒家的基本信仰都得到强有力的重申。”
正是基于此，芮玛丽将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主导的那次中华民族中兴运动称之为“东施效颦”，她甚至认为，蒋介石们的作为根本是对中国保守主义这一个伟大的传统的亵渎。
那么，中兴运动为何会失败呢？芮玛丽给出的解读是：
“复兴读经运动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出现了一场阻碍现代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教育的运动。据认为，由于以中学为体，因而只有科学技术需要从西方引进。胡适和蒋廷黻都警告说这是向已为历史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同治中兴模式的复归。但是国民党领导人却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历史并未证明同治中兴过时。根据蒋介石的观点，科学是需要一点儿的，但中国人的教育像中国文明一样，具有一种特殊的基本特征，通过对曾国藩及胡林翼的研究能够使这一基本特征得以充分维护。”
事实上，芮玛丽早在评价同治中兴的失败原因时，早就明确指出过“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是命定地不可能步入近现代社会的。”
参考书目：【美】芮玛丽.同治中兴【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