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新年伊始，美国硬盘巨头希捷科技突然宣布关闭位于苏州的工厂，并裁员2000人。其实，成立于1979年的希捷科技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硬盘、磁盘和读写磁头制造商，总部位于美国加州，希捷苏州工厂成立于2004年6月，经营范围包括研发、制造、加工各类光盘、磁盘驱动器等。但值得关注的是，希捷在泰国的工厂仍在扩产。希捷科技曾在2015年2月宣布，计划在2015年至2019年向泰国投资153亿铢（约合4.70亿美元），以扩大其在泰国最大工厂的产能；该公司在位于柯叻的工厂建设了一座新厂房，在2016年投入运营，这座新厂房把产能扩大49%，并增加约2500个工作职位。显然，鉴于在中国成本的上升，美国希捷科技把在我国苏州的工厂转移到了东南亚国家泰国。
再联想起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2016年10月在美国建厂，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看好在美国投资，称中国税负等成本过高，在美国能多赚百分之十几。
毋庸置疑，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人力资源的提高，中国确实有很多制造业企业面临成本上升、面临困境的问题。但并不看重中国低成本的企业仍然可以在中国找到很好的发展机会，这些企业看重中国产业配套、基础设施以及正在改善的各项环境。其实，中国的投资环境应该更加系统地来看，比如服务业就有很多的发展商机。众所周知，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既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也要注重用新技术新业态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这正如甘润远在《螺网理论——经济与社会的动力结构及演化图景》所言，“自20世纪中叶起，人类社会就逐渐进入信息业时代”，“从人类社会主导产业的发生次序来看，主导产业依次是农业、工业、服务业和信息业”。“在服务业时代，人类对工业经济的技术手段和经济制度进行着替代、改造和提升，从而推动人类社会从工业时代向服务业时代转化和过渡”。
在研究了各种产业结构的代表性理论后，在他的著作《螺网理论——经济与社会的动力结构及演化图景》里，甘润远提到，“一国经济系统演化的直接外部动因，主要来自其国内环境中的人文、政治、科学、法制、教育等因素”；“一国经济系统演化的间接外部动因，主要来自国际环境中的人文、经济、政治、科学、法制、教育等因素，特别是来自与该国具有贸易、投资、信贷等经济联系的社会环境因素。
进一步，甘润远希望解决现实世界各国的经济问题，提出了以下几点：
第一，从国民经济系统的外部环境来看，影响经济系统发展的一般性外部因素是需求和供给；
第二，外部环境的需求因素是拉动经济系统发展的原始动力，外部环境的资源要素供给是经济系统发展的必要条件；
第三，从长时段来看，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经济系统成长演化的过程，就是不断从外部环境中吸纳、内化、整合包含生产、产业、市场、分配、消费、知识、技术、制度、文化、教育等要素的过程；
第四，影响一个国家经济系统发展的内部因素，来自经济系统内部的生产、产业、市场、分配、消费、知识、技术、制度、文化、教育等要素，其中最主要的动力因素来自经济系统中的产业体系和消费体系，在产业体系中的所有产业中，主导产业对经济系统的成长演化具有重要的带动作用。
第五，在现代社会，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深刻影响，影响一国经济系统的总需求，实际上包括来自国内环境的国内总需求和来自国际环境的国外总需求两部分；影响一国经济系统的总供给，实际上包括来自国内环境的国内总供给和来自国际环境的国外总供给两部分。
2016年中国经济全球瞩目，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从楼市调控、债务问题到人民币贬值，从实体经济下滑风险加大到资本外流引发不安，但2016年中国GDP增速是6.7%，总体上中国经济呈现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局面。
放眼全球，二十国集团2016年在杭州的全球领导人峰会后发布的公报认为，全球经济增长弱于应有6水平，仅靠货币措施不能实现经济均衡增长。事实上，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低迷、复苏乏力、增长动力不足，当前全球经济进入平庸期，全球经济失衡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客观问题。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正在鼓励制造业回流，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上台后，计划大力减税，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强烈反对自由贸易，这会引起资金回流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各种关税壁垒、反全球化思潮开始形成。
毋庸置疑，结合国内外因素，中国经济形势面临深刻而复杂的局面，必须建立新时期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系统。深度推进改革，继续推进创新创业，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继续提高教育质量，这些应该成为常态；面对全球经济失衡和世界经济低迷，我国应主导构建信息业为主、服务业为辅和传统工农业变革的新产业体系，在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新能源、总部经济、高端装备制造业、以投资为主的金融业、文化产业、体育休闲产业等领域发力，从国内和国际总需求和总供给的角度考量，进一步提升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权重，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主导世界经济增长。
很久以来，对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不同的经济学家提出过不同观点，甘润远这么认为，“在产业发展过程中，除了需要市场进行自发调节以外，同时还需要政府进行主动调节”，“政府部门调节产业结构的总体方向是，保持产业成长的动力沿着‘消费结构→需求结构→供给结构→生产结构→交换结构→分配结构→国民收入增长→新消费结构’的路径良性循环”。显然，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我国政府部门调节产业结构进而保持产业成长，应该从国内和国际的角度综合考虑。
面对京津冀和上海等地区出现的雾霾，面对多处出现的河流污染，面对化工产业造成的湖泊和土壤污染，甘润远表示，“在影响国民经济系统发展的外部因素中，人类社会的消费需求是无止境的，而外部环境对经济系统的资源供给却是有限的，特别是自然资源，它几乎是制约一个具体经济系统发展的最大边界。”中国各地乃至全球各地都要重视环境保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如何实现国民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甘润远指出，从经济系统的外部动力因素来看有两个途径：一是限制人类社会消费需求的过度膨胀，二是不断开发出新的可供人类社会利用的资源；从经济系统的内部动力因素来看，完善产业体系、交换体系、分配体系、科学技术、经济制度和文化教育等因素的结构和功能，不断提高整个经济系统的运行效率和发展水平，从而使人类社会在现有的资源供给条件下实现经济系统的持续发展。对于一个具体的国家系统来说，就需要这个国家中人文、经济、政治、科学、法制和教育等系统的相互协同、共同配合才能实现，而其中政治系统发挥着重要的主导作用。
进一步，在甘润远眼里，就人类社会系统而言，“社会发展的动力因素由两条链贯穿而成：A链（表层因素链），生态优化→人文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发展；B链（深层因素链），资源利用→科学系统→法制系统→教育系统→文化进化”，“随着时间的进程。社会系统在A链和B链的运行轨迹是两条起点相同、逐渐扩展的螺旋线”。
与此同时，“在一个社会的演化过程中，分工与协同是两个最基本的发展机制”，“社会分工能够使一个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向专业化、纵深化、精细化方向发展”，“社会协作能够使社会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相互衔接、互相配合、协调发展”。“社会分工实际上是分叉律（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分工从抽象形式上看实际上形成了连续的分叉）在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具体表现，而社会协作是协同律在社会发展中的具体表现”，“从长时段来看，一个国家的人文、经济、政治、法制、教育等子系统都在分叉律和协同律的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着从单一到多元、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变”。
在现实中，在全球化和全球经济失衡的情况下，各国的经济政策十分需要协同，才能设计复苏的路径，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
在作者看来，我们也相信，“一个国家系统的成长演化，同时伴随着人文、经济和政治等子系统的协同成长演化”，“在这个过程中，人文系统演化、经济系统演化和政治系统演化是互相耦合的，三者之间形成了相互耦合的协同演化”。于是，在国民经济系统中，经济组织的演化过程以及社会组织的演化过程都是超级螺旋循环过程，因而，一个国家系统的演化过程也是超级螺旋循环过程。
应该看到，《螺网理论——经济与社会的动力结构及演化图景》尽管在表面上探讨经济和社会，但书中探讨的范围却已经超越了经济和社会。甘润远在书里通过分析经济系统的微观、中观、宏观层次，总结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规律，帮助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寻找到增长之路或者复苏之路。
无论如何，甘润远的这本书已经提醒我们，无论是全球经济还是中国经济，都需要规划和发展主导产业，既把经济作为一个系统，也把人文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科学系统、法制系统和教育系统等互相联系起来考虑经济系统，把国内和国外的总需求和总供给一起考虑确定主导产业、制定经济政策、发展经济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