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夏天，严复开始翻译《天演论》（《严复的一些史实》之一百二十）
严孝潜
1896年5月31日（四月十八），夏曾佑自北京前往杭州，途经天津时曾与严复长谈。在夏曾佑的日记中记有“午后至天津，……晚与严又陵至莞生处长谈。”
1896年夏天，严复受中日甲午战败刺激，致力于译述以警世。开始翻译《天演论》。“未数月而脱稿。桐城吴丈汝纶，时为保定莲池书院掌教，过津来访，读而奇之。”（《候官严先生年谱》）吴汝纶是最先读到《天演论》译稿的人。
《天演论》原名Evolution and Ethice（《进化与伦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著，初发表于1893年，系演讲词。1894年7月重刊时，作者又加了一篇《导论》。严复所译《天演论》系以赫胥黎此演讲词及其导论为底本译述而成。严复译述该书时，根据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及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当时的中国国情，采取意译的办法，加以改写，而且加进不少按语，按语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有的按语长于译文。《天演论》初稿经过不断修订、增删（见《天演论》手稿本），直到1898年6月才由慎始基斋正式雕版刊行。《天演论》的译述，第一次系统地向中国人民介绍了西方进化论思想。
1896年8月6日（六月二十七），夏曾佑再至天津，在日记中记有“与莞生、慕韩、……又陵、……等畅谈，尽日达旦，未尝少往。”
夏曾佑回京后，写信给汪康年，向他介绍这次的天津之行：“……到津之后，幸遇又陵，衡宇相接，夜辄过谈，谈辄竟夜，微言妙旨，往往而遇。……盖吾人自言西学以来所从不及此者也。……《天演论》为赫胥黎之学，尚有塞彭德之学，名《群静重学》，似胜于赫。……”在津期间严复向夏曾佑介绍了他所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和《群静重学》。（《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325页，夏曾佑：《夏曾佑致汪康年函》）
1896年8月26日（七月十八），吴汝纶写信给严复。
在信中吴汝纶讲：“尊译《天演论》，计已脱稿，所示外国格致家谓顺乎天演，则郅治终成。赫胥黎又谓不讲治功，则人道不立，此其资益于自强之治者，诚深诚邃。……尊意拟译穆勒氏之书，尤欲先睹为快，” （《严复集》第五册第1559页）
在吴汝纶日记卷九《西学》下，还记有吴汝纶致严复的另一封信称：“尊译《天演论》，名理绎络，笔势足穿九曲，而妙有抽刀断水之致，此海内奇作也。脱稿在迩，先睹为快。”
1896年10月15日（九月初九），严复为《天演论》译文初稿写好自序，取名为“赫胥黎治功天演论序”。（《严复集》第五册第1412页）
不知当时严复为什么将《天演论》自序，定名为《赫胥黎治功天演论序》，在10月15日写好自序后，托亲家吕君止将译稿带给吴汝纶，请他指教。时吕君止（增祥）已由日本卸任回国，时常来往天津、保定两地。
严复同时也将另一份《天演论》译稿初稿寄给梁启超，并给梁启超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甲午春半，正当东事臬兀之际，覚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于是有《原强》、《救亡决论》诸作，登布《直报》，才窘气茶不副本心，而《原强》诸篇不为完作。……今者取观旧篇，真觉不成一物，……拙译《天演论》，仅将原稿寄去。登报诸稿，挑寄数篇，金玉当前，自惭形秽，非敢靳也。《原强》如前所陈，拟更删益成篇，容十许日后续呈法鉴如何？” （《严复集》第三册第513页）
严复在这里表示要对《原强》拟更删益成篇，进行修订。原来，在《原强》这篇文章的末段说：“至于民智之何以开，民力之何以厚，民德之何以明，三者皆今日至切之务，固将有待而后言”。表明该篇文章，话还没有说完，还“固将有待而后言”；借着梁启超要在《时务报》上转载《原强》，严复对《原强》进行了重大的修订，修订稿与原本相比较，不仅文字上有很大改动，而且补写了很多内容，增添了将近一半的文字。
在这次修订中，严复将“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的观点，增添到修订稿中。他在修订稿中写到：“知吾身之所生，则知群之所以立矣；知寿命之所以弥永，则知国脉之所以灵长矣。一身之内，形神相资；一群之中，力德相备。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生之与群，相似如此。卜此其故无他，二者皆有官之品而己矣。故学问之事，以群学为要归。唯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呜呼！此真大人之学矣！”隨后，严复就将修订稿寄给了粱启超。
不知为什么，经修改后的《原强》，《时务报》始终没有转载。经历了五年的时间之后，南昌读有用书斋在1901年出版了由熊元锷等编的《候官严氏丛刻》。熊元锷将修改后的《原强》，以《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一册第15页）收录入《候官严氏丛刻》中，公开出版发行，严复的“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的思想，才得与国人相见。
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12月访问法国时，曾两次提及严复的“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的观点。
另，严复给梁启超寄去《天演论》原稿，后来《时务报》也一直未予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