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民主作保障的科学发展观会是什么---由吴英案所想到的问题
胡温执政之初，我们看到一崭新转变，从过去的管富不管贫，开始注重弱势群体的利益了，如：九年义务教育、取消农业税、农医合的积极推广和建设、新农村建设、乡村公路的改造等等。老百姓是肯定的。一度被誉为“胡温新政”。让老百姓看到了希望。在经济方面又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这一理论一直是作为第三代领导人具有创新性发展性的理论来对待的。这一理论的提出主要因为曾经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严重环境破坏的现实，所以他确实是有现实意义的。也非常及时。
但毋庸诽言，后来的发展却是令人失望的，我们看到的结果却是，以这一理论的名义，出台了一序列的新的法律法规，它的基本特点却是，发展的权力越来越收缩，越来越为豪强权贵所垄断，民间特别是底层的老百姓的发展机会和空间越来越少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非常值得研究和对待的问题。
这就涉及到对所谓科学这一基本概念的认知，科学他不是目的本身，只是手段而已，他掌握在谁的手里，它就为谁服务。换言之，权贵们自有他们自己的利益目标，如果是他们说了算，自然就会设计出一序列符合自己利益需要的游戏规则。在改革开放之初，因集体经济的全面失败，其改革的主旋律是对民间放权松绑，作为底层老百姓，我们能深切感受到，胡赵时期才是民营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下便成了事实。农闲时，有矿的地方开矿，有石头的地方打石头，有水的地方养鱼，经济的发展最为活跃，几个人，几把锤子，几根钢钎，几包炸药，就可以开工了。让一部分人很快的脱贫致富。当然，他确实造成了一定的环境破坏。但老百姓也不是傻子，像我处，老百姓马上又拿出开矿攒的钱，发展林业，我记得，从八七年到八九年我们村就栽了一千多亩杉树，形成了极好的良性循环。
但自从2000年开始，这些权利突然全部收回，要实行所谓的规范化，而所谓规范化是什么内容呢，一是办证，二是交押金。起初，像一个采石塘口，六十万左右，后来便是层层加码，几百几千万一个塘口的不在少数，其结果是，一般民众纷纷被踢出局，你现在看到的是，那些矿主，无一不是豪强和权贵。我就奇了怪，老百姓开采是环境破坏，豪强权贵开采就不环境破坏了，现实的情况是，环境的破坏不知比过去要惨烈多少倍。而且是毫无责任的破坏。
实际上所谓规范化的过程，就是逐渐把一般民众踢出局的过程。这种现象可谓愈演愈烈，涉及面也越来越广泛。我们再看看吴英案，让民间集资合法化对什么阶层的人最有利，国有企业有国有银行作保障，豪强们的企业也有自有资金作保障，唯有我们这些最底层的没有第一桶金的平民百姓最为需要。我就奇了怪，向亲戚朋友借钱还犯法了，这是哪家的法，又是多么荒唐的法。难道又在重新拾起商鞅民强则国弱的法治理论？说白了，民间集资合法了，就又有人来抢他们蛋糕了，垄断就有可能被打破。而对那些权贵们，是断断不能允许的。这就不能不然我们对所谓科学发展观理论的从新认识。
我始终认为胡、温都是极富平民精神的领导人，科学发展观理论也是带着良好初衷所提出来的，但却能如此的让人扭曲，这就向我们提出了非常严峻的问题。这问题的症结出在哪？其实不过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就是缺失应有的立法机制。你怎么可能要求既得利益者制定出不符合自己发展需要的法律法规。说白了，没有民主作保障，我们政治高层再好的愿望初衷也会被权贵集团们所绑架所强奸。他们已经有了这种力量。你去看看，那些人大政协的构成，哪一个不是权贵富豪？所以笔者才认为，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的任务非常之紧迫，现在已是极重难还。但我依旧是自信，在任何情况下，人民的力量才是伟大的，如果说什么才是改革三十多年最大的成就的话，那就是民众的普遍觉醒。他们再不是任人宰割的一群，都在渴望着参与到当家做主政治生活当中来。从乌坎、到今天的吴英案，那汹涌的民意无不显示出这一点。
我想我们的政治高层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能使自己良好的政治愿望，能实实在在的惠泽民众，显然依赖于权贵、豪强，根本就不可能做到，他们已经成为为自己利益所绑架的一群，已自觉或不自觉的走到了民众利益的对立面。如何打破这种局面，唯有进行最为彻底的民主改革才是出路。如果我们还能相信民众的力量是伟大的话，就应该有这种自信，利用民众的力量来推动我们的改革。从改变人大政协组织成分着手，积极推动人大政协的竞选机制，鼓励有责任心有正义感的人参选。只有一般民众占据到了立法决策位置，我们才能制定出符合我们社会民众科学发展的法律法规。才能使我们的政策不是惠及豪强权贵，而是惠及大众。让科学真正回归到服务于民众的轨道上来。
谢流石
2016-0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