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G20的问题，是未来国际秩序构建中的重大问题。因此，我想从未来国际体制的选择，这一角度来切入。
未来国际秩序的构建，我想，是两方面进程的一个汇合。一方面，乃是目前正在推进的关于全球治理的重要议程的提出，这里，包含着一系列重要国际机制、体制的建立，而这些设施的构建，就需要有多边、双边的重要峰会来加以沟通、协商和确认。除此之外的另一个方面，我觉得，还要有一个比较大的构想，也即，从中国的立场，同时，也从整个国际发展的背景出发，今后国际体制的构建可能是一种什么目标模式，这是个重大问题。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考量，我们在具体的运作过程当中，就会出现刚才几位同事都讲到的，要么，只是从一己角度提出问题、要么，失去自我；或者，只注重具体领域，而失却总体目标的考量。我们今天既要有一个自主性、主体性、总体性的考量，在关怀天下的前提之下，来谈每一次对于全球治理的具体推进。
这是我讲这个题目的主要背景和想法。
回顾历史，近代以来国际制度的发展经历了几百年的锤炼。有很多历史教训，但也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和积累。
近代国家体系始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这是重大的时间关节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欧洲人的发明，其建立经过了不止一个条约，而是有好几个条约的签订，一起构成了威斯特伐利亚这个系统。1648年确立的这个系统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关键的意义就在于，自此，国际问题不再由教廷号令天下，虽然，在此之前也并非只是教皇一人说了算，世俗君主也还是不断地在跟教廷竞争。但1648年之后明确“民族国家至上”的原则，这是非常关键的变化。这个变化对于之后国际秩序的稳定，特别是对于新兴国家（我们是既古老又新兴的国家），以主权来保障自己的权益，起到了很关键的基础性作用。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欧洲“三十年战争”的结束，也被认为是近代国际关系史的开端。自此以后，“国家主权至上”的原则被确立
但是，争论没有停止，政治学家们经常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很重要、非常关键，整个国际发展没有一个民族国家，就不成体统。但是也有另外一个观点，历史学家出来说话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后，世界太平了吗？仗打得少了吗？到了20世纪，打了一次世界大战还不算，还要打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现在，还有人蠢蠢欲动，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太平。所以，这还是一个问题。
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拿坡仑推广民主，并且，也在此同时发动了欧洲扩张的战争。当时，从体制上说，属于比较保守的欧洲君主体制国家（其中包括英国、俄国、普鲁士），联合起来打败了拿坡仑。打败拿坡仑之后，1814-1815年确立维也纳体制。那么维也纳体制最重要的实际后果是什么？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句话：“1814年之后欧洲出现了百年和平”。“百年和平”是专有名词，这中间不是说没有战争，比如说克里米亚战争，德国统一战争，局部还是发生了战争，但是没有全规模的欧洲大战，这是事实。
为什么维也纳体系能够取得相对的欧洲百年和平这样一个局面呢？一些重要的学者讲过，维也纳体系只是一个保守主义、君主专制的同盟。我不只是这样认为。我认为，它恰恰是当时欧洲多种文明并存的国际体制。因为，参与维也纳体制构建的重要角色中，有来自日耳曼、安格鲁萨克逊、欧亚地区的俄国的等等。这实实在在地是多种文明并存的国际制度的一次重大实验。这会对今天提供一种启示。
多米尼赫.列文有一本关于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世的新著，他在送我新书的时候，特别强调，他说要纠正一个看法：1812年俄法战争，拿坡仑入侵俄罗斯，按照托尔斯泰的解释，这是一场人民战争，结果，把拿坡仑打回老家去了。托尔斯泰只写到1813年，他没有讲关于1814年整个维也纳体系的建立。但是，今天是书展的演讲，我讲一点读书体会。列文森认为，更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在于，维也纳体制构建的过程中，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甚至起到了一个主导性作用，亚历山大一世在1814年4月进巴黎城的时候，那一天阳光灿烂，骄傲的巴黎居民居然夹道欢迎。欢迎来自战胜国——俄国的国君。这似乎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但是，据记载，当时巴黎居民对俄国沙皇的感觉，并没有觉得他是一个占领者、或者是战胜国，而认为他恰恰代表着一种均衡、实力、以及秩序的稳定。当时的法国也是王政复辟，进入保守时期。
战胜国和战败国的关系，居然这么快可以转换过来，这是一个奇迹。但这些问题还远远没有深入研究。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不是成了战胜国、甚至不只是建立战胜国为主导体制就完事了，战胜国还得实现天下归心，这是关键。
维也纳体系之所以确立，并维持“百年和平”，还不仅在于国家间关系的一种新含义，而且，在于国家内部体制。欧洲从19世纪至少40年代开始是“三教并立”：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并存，在一定程度上融合并且相互交织渗透。这样一种三教并立的历史过程，比较复杂，我不在这里展开。举两个例子：1848年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当中说，工人的解放是有历史条件的，只有当工人跳出小的手工作坊范围，只有当工人处在一个能比地方教堂尖顶更高的境界，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工人才能解放。只有当所有人取得自由的时候，个人才能自由。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并不矛盾。我这里讲的自由主义并不是无法无天，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完全不是，自由始终是处于法制之下。再比如说俾斯麦，他统一德国，曾经是被成为民族统一的英雄，虽然，这个人物到今天为止还有争议。但是，他是作为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但恰恰开始实行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男女同工同酬、工人最低工资标准，这是俾斯麦推行的。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现在欧洲福利国家最原创最基础的那些东西，最早出现在德国、英国。欧洲内部的“三教合一”，对于外部国际体制的稳定，究竟起到了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值得我们花很大力气去加以研究。
我还比较关注雅尔塔体系。它的主要含义是大国合作、主导世界。联合国有个安理会，二战结束之后，纠正了一战之后国际体制过于孱弱的状况，对于确保国际秩序的稳定，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大国间的合作，要靠利益的驱动和平衡。有关中国国家利益的那些事，各大国也背着我们做了不少决定，不在这里一一展开。不管怎么说，雅尔塔体制直到今天还在管用。
冷战结束后关于国际秩序有更多的讨论。谁都不知道世界往哪里走，福山说历史终结了，背后是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主宰一切，甚至说单极世界到来了。前两年参加一个国际大会，职位相当高的一位美国政要做了一个演讲，当时是2010年俄罗斯梅德韦杰夫执政的时候，梅德韦杰夫的取向，看上去是比较接近西方。于是这位美国政要说，现在，是真正“构建北半球民主共同体”的时候到了，美国、加拿大、欧洲、俄罗斯，我们要联合起来，一起构建一个“北半球民主共同体”。我当时正好在场，讲完话我和这位美国政要就一起进餐厅了。这位老先生问我，他今天的这个讲话是不是有点过于挑战中国了。他的问题让我觉得有点突然，然后，他又问了一遍。我回答说：您今天的讲话内容确实很复杂，我们可以讨论。我说，您说要建立“北半球民主共同体，”但是，有不少国家正在学习民主、正在实践民主，正在推进民主，倒不一定是您所说的那种民主国家，那么，您的“北半球民主共同体”要把这些国家置于何处呢？这位老先生说，我不是说过G2，你们不愿意吗？我说，这是比较大的问题，我们可以好好讨论。但是当人们还在努力地学习与实践民主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您一下子提出“北半球民主共同体”，会造成什么结果呢？他说，结果很简单，你们可以和伊朗、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等等组成你们的共同体。我说，这样的结果，不就是相互之间的confrontation（对抗）吗？说到这里，这位老先生说，今天我们的话就谈到这里，请你不要把我的名字见诸媒体。冷战之后，特别是西方朋友，对未来国际秩序这个问题有很多考虑，也提出一些想法，但其中有一些不太符合实际，也包含有太多的意识形态的成分。
通过回顾过去这一系列国际秩序问题的探讨，来展望今后体制的建立，我觉得这是一项必要的工作，我们无法平地建高楼。
今天人们思考这一问题的角度很多。一些原来的传统流派和观点，也正在出现既被沿用、但也正在变型的状态。比如，有些国际朋友，包括澳大利亚的朋友，提出了很多想法，他们经常提到中国和美国在东南亚做一个切割，美国应该让出东南亚、让中国成为主导。这是否现实呢？是否还需要和东盟的朋友多商量商量呢？我并不认为，传统的地缘政治观点可以被一成不变地用到今天。
全盘回到雅尔塔体系，能不能行得通呢？大国主导和主宰的局面是否都能够为中小国家所接受呢？
国内也有不少讨论，比如说，有人提出了中国传统中的“天下秩序”如何运用与当代的问题，而且讨论越来越深入，涉及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这个方案有一个积极含义，是以中华文明的高度，超越近代民族国家的界限，并且以天下一家的情怀，来创造一种新秩序。这一构想主要还是针对威斯特法利亚体系，认为凡是“国际政治”，弄到结果，就一定还是“民族国家”的政治，“民族国家”的利益，我觉得，的确，当今有些大国说的是“国际政治”，但做的是“一国至上”的政治。“天下秩序”肯定还是体现了中国特色。我认为，体现中国特色是好事，但怎么接地气，怎么跟G20、“一带一路”这些具体的治理问题接上轨，可能也要深入全面考虑。
“一带一路”以及G20这样的一些构想提出之后，中国人的主导性意识加强，而且我们有了大量的创新性的实践。“一带一路”当中最核心的东西，是以体制性的和非体制性区域合作的方式并行推进，一方面，我们有比如说亚投行，另一方面，我们不像一些国家，不管对方需要还是不需要，拼命地构建以自己为核心的区域合作的大概念、大系统。今天，很多国际冲突，跟这种对冲性的区域一体化过程有关。你以为你自己站在一个高度，或者你以为你自己在这个区域是主导性地位，这样做的结果，就会烽烟四起。
我们关注体制性的建构，既量力而行、也注重多边合作；不搞势力范围，也不应搞单边主义，比如亚投行。更广泛地说，我们通过G20这样的安排，谋求国际合作，特别在当前，力争摆脱金融危机的后果，打破贸易保护主义壁垒，加强对发展中世界的投入和帮助，我们在这些方面提出议程，勾画我们的未来体制，也尽力而为地提供我们的努力，但不能仅限于一时一地的利益得失。我们通过非常务实的各种经济项目的推进，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并且增长我们的能力。我有个感觉，中国人目前国际运作能力，还有待提升，越是国际化向纵深推进，内部体制中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就会暴露得越多。无论多边还是双边，国际合作越深入这些问题都会出来。G20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中国人如何在新形势下践行全球治理。
总结刚才所讲的国际体制选择的历史经验，我觉得，未来的国际体制应突出三个要素。
第一，多种文明并存。这当然离不开以我们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客观背景。
第二，大国合作。“霸权稳定论”恐怕是行不通的，但国际经济的发展，还是要靠大国合作，特别是大国政治合作和安全合作，没有大国之间坐在一起摆平，下面的事情就难做了。
第三，大小国家的均衡与公平。最近基辛格写的《论世界秩序》这本书里面用了“均衡”这个词，它不是简单的balance，而是讲究更高水准的、动态性的、内容非常复杂的一种平衡，这很值得我们研究。中国人目前推行的基础设施建设，福山先生有过这样一段话：战后西方搞过很多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援助，但是成效有限；到了80年代之后，在民主理念下，又支持公民社会的发展，比如说医疗卫生、社区建设，但是如果没有道路、桥梁、等这些基础设施，怎么做？他说，中国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的这个做法是有道理的。我的意思是，我们中国人做事，并不是一定要得到外国人的批准才能做，但是老外们的评价，可以作为参照，判断哪些事可以做得更有成效，更持久均衡。
总的来说，还是要回顾历史，总结过去每一次国际体制转换所带来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在未来国际构建的过程中，能够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