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灾后须知》一文中谈及巴斯夏的看法，引起了些争议，觉得有必要进一步讨论下。当然，本文的读者应当是那些知道我同意又不同意巴斯夏的朋友。对于眼里只有同意或者反对的，一来可能是不够用功，二来可能是人品太差，但不是本文的读者对象是确定无疑的。若是不幸读了，心里隐隐不舒服起来，恐怕不是本文的过错。但若是能从本文学到些知识，倒是不幸中的大幸了。若一贯恶语相向者（最有意思的莫过于上来指责我人品差的人士，反观一下真是耐人寻味），到时觉得学到了好处，隐隐又不便表达谢意了，倒是完全不必有顾虑的，因为我从也没有这种期待。不用功、人品差，却是必然走向极化二分思维的。而且正正好，这是从巴斯夏雄文的第一部分可以看出来。
1 看得见与看不见
巴斯夏说经济学家之好坏只在一点：坏经济学家眼里只有看得见的后果，好经济学家不但能见看得见的后果，还能见那些“推测到的后果”。这句经常被用来批评凯恩斯主义及其变形所产生的短视性宏观调控政策。
不过很明显凯恩斯本人也未必认同自己是个凯恩斯主义者，这和马克思拒绝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者称号一样。为什么？“主义”有时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标签，但贴标签有时候会简化很多事情，并且引出不必要的麻烦来。阿玛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中就解释过这种简单粗暴可能造成的暴力困局。
那么凯恩斯到底是想表达什么呢？在我展开论述之前，有一点想要提醒，如果你碰巧看过《凯恩斯传》，你或许也会恰好发现，那就是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贡献能比得上凯恩斯，同时凯恩斯的智商和人品也远远在绝大部分同行之上。如果你认为大师智商跟你类似，能为你可怜的自卑增加那么一点可鄙的自信，我倒也没有太大的意见。因为听说意淫和手淫也能达到某种程度的高潮。当然，如果你读到这里认为我赞成凯恩斯，那你又错了。因为你又非此即彼陷入了二分极化的泥淖里了。
事实上，我的论述也是非常简化的论述，因此其结论也需要小心对待。凯恩斯认为如果承认“动物精神”的假设，那么长短期到底怎么权衡的确会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凯恩斯经常被人贴标签的一句话是“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以作为短期政策之辩护。但这其实不是紧要的。关键是人会不会“短视”，是否的确存在看重短期更甚于长期的情况？
答案是肯定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有一小撮（没准是一大坨，只是本人接触有限）网络上的辩论人士，号称自由主义者或其他类似的称呼，但一张口就是“SB凯恩斯”“XX扯淡”等，这是看重短期的口滑带来的快感，看不见长期的声誉受损带来的损失。所以很明显他们的行为其实更多像是凯恩斯的信徒，尽管表面上他们服膺奥地利学派，尽管他们表面上批评凯恩斯主义，但其行为却早已显示他们其实并非如声称的那样。这更重要的损失是，即这些口是心非的人士损害了自由主义思想的声誉，最终反过来使得其前头的宣传前功尽弃。这就是一个极其明显的看重短期的例子。
按照巴斯夏的说法，这种道德领域的当时让你觉得爽的“口语”，后来总是带来痛苦。主要是这些人没有办法洞悉当时不可见的后果，例如损害自己的声誉，例如损害自由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的声誉。但这正是短期诱惑的魅力，也正是凯恩斯论述的动物性的诱惑，前面讲到的这些人就是沉溺其中而无法自拔者。巴斯夏说：“这么做不仅是他天生的癖好，也是他自以为深思熟虑的结果”。
巴斯夏进一步解释这种自以为是主要是缺乏两个老师教的原因。第一个老师是经验，第二个老师是远见。这里的第一个问题是，在上述我所描述的人当中，其经验是相当有限的，或者其经验就是表达当下的“爽口”能带来周围同一群体的喝彩，进而在群体中形成相互比较“爽口”的程度，最终的道路可能是形成一类偏执极化的群体。这与自由主义的开放宽容性是相互背离了。这里的第二个问题是，上述人群同样不太可能超出其有限经验的局限，而思考长远的问题，也就是他们缺乏远见。
2 远见
巴斯夏并没有太多解释远见的问题，但远见通常是来自自省、竞争者的逼迫、以及合作者带来的启示。合作者的启示是经常被极化二分者忽视的，因为在这一类观点在二分中没有容身之处，而且二分极化的观点也没有意识到连续性的意义。但远见不仅使人意识到极端化的危害，以及被当期忽视或低估的未来看不见的收益，还使人意识到在复杂社会中连续性的意义。远见某种程度上与奥地利学派关于企业家的看法有契合之处，能见人所不能见，尤其重要的是为未来的看法。
也正是在这里，哈耶克对凯恩斯的长短期权衡提出了反对意见。这同样也是我不同意凯恩斯的地方。读到前面我说凯恩斯就喜出望外认为可以批评我支持凯恩斯的，不好意思，再次让你们失望了。因为当你们还停留在要么支持凯恩斯要么支持巴斯夏的时候，我稍微往前走了一点点，进入到了什么条件下提凯恩斯，什么情况下说巴斯夏的阶段，至于说这究竟是进步还是落后，总归也是见仁见智的。
凯恩斯之误在于一方面认为人会权衡短期长期，在此问题上个人是基于自己的主观判断和动物精神做出选择，是主观主义的旁证者。但是另一方面在提出短期宏观调控手段上，却又陷入了一个可以比较的客观主义误区。这误区一来是加总了个体的主观效用，二来是比较了短期内的总效用和未来预期的总效用，两者都违反了效用的主观性。哈耶克并没有明示上述论点，但在反对总需求、总供给一类的概念时，所坚持的原则与上述分析是一致的。简单来说，凯恩斯看到了重要的问题，但由于在效用主观主义方面的不一致，给出了一个错误的解决方案。
而且哈耶克进一步指出政府干预经济的方案产生了更严重的问题。不妨用哈耶克自己举的例子。哈耶克与凯恩斯在经济周期问题上的争论，都是为了解释大萧条。哈耶克说街角首先是咖啡馆，因为多发钱去刺激萧条时期的经济，街角就变成了银行，端盘子的也换成了所谓银行家。但这种“干预”加大了下一次“波动”的幅度，原本内生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中的小幅波动就被扩大了，变成了大危机。小波动到大危机，是凯恩斯方案的恶果了。
这是因为凯恩斯方案未能坚持效用主观主义，其背后也违反方法论个人主义，因而必然缺乏“远见”所致。远见意味着对个人主义的捍卫，也就是承认行动的人拥有无限的可能进行创新，从而带来经济的发展。而不是依靠总体加总的量来衡量救援方案前后的经济总量变化。如果个人的创造性没有因为经济刺激方案而得到扩展，那么这些干预除了加大波动之后，就没有值得留恋的地方了。
3 破窗理论之前提
也正是这样，上述巴斯夏的“远见观”绝非可有可无，这是巴斯夏对的地方。关于看得见与看不见的说法，也是我同意巴斯夏之处。但你若据此认为我是巴斯夏的粉丝，那么你又杯具了。接下来说一下我不同意他的地方在哪里。
巴斯夏批评一种谬见，即“破窗之后玻璃工有活干了，相关产业被带动，从而导致了经济发展”。巴斯夏说，你光看到了玻璃工有收入，你没看见的是如果窗不破，没准能买双鞋，鞋匠也有活干了，也能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现在因为破窗，鞋匠就损失了，相关产业就没带动了。鞋匠是隐藏在这个讨论中的“第三人”，破窗就是破窗，就是社会的损失了。因为玻璃工带动的收益，不能遮盖鞋匠遭受的潜在损失。所以“破坏有利经济说”是站不住脚的。
巴斯夏没有区分天灾与作为人祸的“破窗”。天灾是意外，不会因为人类出价高就不发生了。而破窗是人祸，会根据成本收益不同而发生改变。实际上，对于好人先生（JamesGoodfellow，巴斯夏笔下家里破窗的主人公）而言，他面临的情况是：1天灾，例如地震破窗；2人祸，例如邻家顽童。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吗？是的，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天灾属于不可避免的情况，严格来说，破窗论并不适用，因为这里头不存在一个“如果天灾不发生”的条件，也就是天灾不是能选择的。只有人祸才意味着有“如果”，这造成的破窗才适用巴斯夏批评的破窗论。但问题也正因为这个“如果”而来，这意味着有“选择”，从而在应用破窗论的时候，需要谨慎。
这里要应用的原则，也恰恰是看得见与看不见的。看得见是说两种条件下窗都破，看不见的是说在人祸条件下破窗其实是个经济选择，而并非意外。理由是，窗户如果值6法朗（沿用了巴斯夏的原文货币单位），那么如果满足顽童破窗效用的成本少于6法朗，例如说2法朗买块饼愉悦顽童，顽童也乐意，窗就不会破。这个简要说明还有很多约束条件，不一一讨论。而且其他选择的情况也各有可能。
但这里想指出的是，只要是人祸，就存在可以避免破窗的可能，使得破窗理论的应用前提受到了限制。而不是巴斯夏说的，天灾人祸无区别。因为这直接会影响到对破窗的判断。由于巴斯夏不区分天灾人祸造成破窗的差异，其落脚点就自然而言落到后续解决方案上，但看不到的是人祸条件下预防的成本可能是更小的。注重人祸后的补救与采用事先的预防，在具体的公共政策上，那是截然不同的取向了。存在预防可能性和可行性的情况下，而不采用预防而造成最后的损失再谈补救；与天灾之后的赈灾，那更是完全不同的故事了。我在《灾后须知》一文里已经解释过何以天灾之后必须赈灾的理由了。
巴斯夏批评破窗之后能有利经济的说法，大体不错。但这破窗之“破”的确有不同应用的限制。人祸破窗带来的启示是，窗之产权要守护，有时候要事先就付出“保护成本”，例如预防成本，而不是事后弥补。而事先的预防，并不完全是社会的损失，与事后的补救大不相同。这是其中的细微差别，也是我不同意巴斯夏的地方了。
读到这里，一个问题应该很明了了，这就是说，并不是简单的赞成或者反对巴斯夏的问题；而是在何种条件下支持或反对巴斯夏的什么观点的问题。我也希望通过这一篇《巴斯夏的对与错》，展示一种我希望的看待问题的方式，至于极化二分者能不能从中获得些有益的东西，自是不指望的。顺便说一句，巴斯夏的几篇文章又重新结集为《The Economics Of Freedom》出版了。虽然不能指望不用功的突然有了大热情去认真读书，或许能给用心的提供条额外的信息，却是希望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