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怎样过鬼节
口 钮海津
开局，先亮这句话：宝塔镇河妖，鬼节镇中国。
上句的“宝塔镇河妖”，听之已久。有人说，流传N年的“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一句里的天王，是指托塔天王李靖，他就是我幼年时读《西游记》里的那个托塔李天王。李天王的法器是“玲珑宝塔”，用于降魔伏妖，但他只是将妖魔降住，并不杀生，是为好王。
下句的“鬼节镇中国”，是我加塞的，但不是胡诌的。
鬼节，顾名思义，即鬼过的节日，在世的俗人则祭拜鬼神。
无须讳言，中国是一个信鬼的国度，我们的上祖创造出四大鬼节，比之西方万圣节、墨西哥鬼节、泰国鬼节的三大鬼节还要多一个。而且，中国还有一座鬼城——丰都。
中国四大鬼节是“清明节”、“上巳节”、“中元节”、“下元节”。过过的人都知道，过鬼节和过春节是完全不同的。
先说“清明节”。农历春分后十五日的清明节有着两千多年正史，古代文青称之为踏青节，他们插柳枝、戴柳帽、放风筝、荡秋千，这节玩儿着过。但民间则来得直接，俗称“扫坟节”、“鬼节”、“冥节”，俗民过清明节扫墓时，一定会携带酒食果品、纸钱等物品到墓地，先将食物供祭在亲人墓前，再将纸钱焚化，继为坟墓培上新土，临离前折几枝嫩绿的新枝插在坟上，最后是跪地哭别或伤感哀别或鞠躬礼别。这里，本家拜祭的地块，在己家，称先人或故亲的祖墓；在他人，多有视之为鬼坟。
二说“上巳节”。农历三月初三的上巳节这个巳字读sì。过上巳节，前有《后汉书·礼仪志上》曰：“是月上巳，官民皆絜(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病)，为大絜”；现有江南民众尤其是百越族的后裔，将每年的农历三月三直接称为鬼节。他们的上祖传布，这一天鬼魂出没。于是这晚，相信这传说的住户在自家门前（有人甚至在每间房屋里）鸣放鞭炮，驱吓来鬼。我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南方度过三亚黎族的“三月三”、连南瑶族的“三月三”、 禄劝彝族苗族的“三月三”，观其“节目”，全是祭祀鬼神、祈求丰收的严肃流程。当然，经多年的变革，现在的“三月三”多已被改造成旅游观光项目，大众不远百里来过的这个鬼节已成为欢乐节了。
再说“中元节”。农历七月十五的中元节是阴间最大的鬼节。中元节在中国各地的日期略有不同，有的地方定七月十四为这个鬼节，有的地方定七月十五为这个鬼节，相差一天，抑或可理解为连续两天。上祖传下，每年从农历七月一日起，“地鬼之王”阎王爷就下令打开地狱之门，让那些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终年受苦受难受禁锢的冤鬼们走出地面，哭诉的哭诉、呐喊的呐喊、伸冤的伸冤、复仇的复仇。所以有先人称农历七月为鬼月。信徒们则视农历七月为不吉月份,既不敢开张新店，也不敢搬家砌灶，更不敢嫁夫娶妻。由是，每年农历七月十四/十五日，人们在这天晚上准备好三五样佳肴，或全猪全羊，或全鸡全鸭，备齐酒水、面饭、瓜果、金银、衣纸之类的东东做祭品，认真祭鬼，马虎不得。回想一下，过往我们在农历七月十四/十五日这两天路过大街小巷时也多有看到这种景象：有人默不作声地蹲在十字路口点明火、祭冤鬼。现如今，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有财有权的话事者，更将中元节办得煞有介事——这个鬼节的前一天就先在街口村前搭起法师座和施孤台，供“超度地狱”鬼魂的“地藏王菩萨”，地上还供着一盘盘面制桃子、大米；还有，在施孤台上立着三块灵牌和招魂幡，每件祭品上插上一把蓝、红、绿等颜色的三角纸旗；鬼节当日，举行“放焰口仪式”，乐队吹奏庙堂音乐，法师敲钟点香并带领众僧诵念各种咒语，然后将一盘盘面桃子和白大米撒向四方，如此反复三次，谓之（向鬼们）“施食”。
最后说下元节。农历十月十五的下元节在中国各地的日期也有不同，有的地方定十月初一为鬼节，有的地方定十月十五为鬼节，相差一旬。下元节来自“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故事，太假，不复述了。说怎么过，农历的十月是冬天的第一个月，气候日渐寒冷，人们怕在冥间的祖先灵魂缺衣少穿，因此，祭鬼时除了食物、香烛、纸钱等一般供物外，还有一种不可缺少的供物——冥衣。在祭鬼时，人们把冥衣焚化，叫做“送寒衣”。近年来，这祭作有了些变化，信徒们不再烧寒衣了，而是“烧包袱”——把冥纸封在一个纸袋里，写上收者和送者的名字以及相应称呼。封包袱者认为，冥间和阳间一样，有钱就可以买到东西——“有钱能使鬼推磨”。于是，印冥纸的商人觅得发机，遂将冥纸分印为阴币、港纸、美元不等，供信鬼的人们大把地买、大把地烧。我朋友当中很多人都是这样“烧钱”过这个节的。
在中国，关于鬼节祭祀的鬼魂，通常分为两种，一种是“善鬼”， 另一种是“冤鬼”。
“善鬼”是指寿寝正终或平和离世的亲人。人们认为，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鬼魂非但不会害自己，而且还会在冥冥之中成为本氏族或后代的保护力量。于是，清明节被人们选作祭奠善鬼的重要活动，通过祭祖活动祈求鬼魂保佑和降福。
“冤鬼”即那些非正常死亡的鬼，民间称为“枉死鬼”。自古，中国人对枉死鬼的鬼魂是相当恐惧的。恐惧，就要定时定点定式祭奠冤鬼，通过祭奠活动，使冤鬼们平身、安息。
古之以来，祭奠冤鬼的活动，历来以中元节为大，为重。可以说，中元节是中国四大鬼节里最具严肃和最具敬礼的鬼节。
今年的8月28日，阴历七月十五，即是俗世定为最大鬼节的中元节。神棍们云：今日宜：沐浴-入殓-移柩-除服；今日忌：娶嫁-移徒-入宅-开市。
我想，古代的鬼应已休息了，当代的鬼则应在阴历七月都出来走一走，叫一叫。
所谓当代的鬼，我以为是“假、大、空；冤、假、错”致死而不肯死者，屈成了鬼，撑魂魄于世；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致死而不肯死者，打成了鬼，泣凄厉于市。
“文革”那十年，恶海翻腾浊泻地，草菅人命无法天。于是阴历七月，因“文革”之恶致死者，一起出来哭度鬼节，鸣怨控诉，太乙当是准予的吧。
我怜屈鬼，首先总会念及“文革”中死于自己作品的那些前辈，他们中不乏有不堪屈辱而自杀身亡的（用当时的语言来说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那些年，先否定作品、再打倒作者（学者、唱者、演者、奏者，等等），并使他们遭受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摧残而逼迫死亡的文学界、艺术界、体育界、教育界、传媒界等人士之多，之惨，令人惊愕回顾、心颤不已。今列名祭纪，永不忘却——
李平心，历史学家，死于1966年6月20日。
老舍，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死于1966年8月24日。
李达，武汉大学校长，死于1966年8月24日。
陈笑雨，文艺评论家，死于1966年8月24日。
傅雷夫妇，翻译家，死于1966年9月3日。
陈梦家，研究员、考古学家、诗人，死于1966年9月3日。
言慧珠，京、昆剧表演艺术家，死于1966年9月21日。
杨端六，武汉大学教授，死于1966年9月。
向达，教授，死于1966年11月24。
马连良，京剧演员，死于1966年12月16日。
刘永济，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死于1966年底。
叶以群，文艺理论家，死于1966年。
刘盼遂，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死于1966年。
罗广斌，长篇小说《红岩》作者，死于1967年2月10日。
李立三，中国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之一，死于1967年6月22日。
陈琏，陈布雷之女、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死于1967年11月19日。
胡慧深，表演艺术家，死于1967年12月4日。
严凤英，表演艺术家，死于1968年4月7日。
傅其芳，国家级乒乓球运动员，教练，死于1968年4月16日。
林昭，北京大学学生，死于1968年4月29日。
熊十力，北京大学教授，国学家，死于1968年5月24日。
容国团，中国第一个世界乒乓球冠军，死于1968年6月20日。
蔡楚生，电影导演，死于1968年7月15日。
杨朔，作家，死于1968年8月3日。
赵九章，气象学家，死于1968年10月25日。
李广田，作家，死于1968年11月2日。
上官云珠，电影演员，死于1968年11月23日。
田汉，《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作者，死于1968年12月10日。
翦伯赞夫妇，历史学教授，死于1968年12月18日。
焦启源，教授，死于1968年。
周瘦鹃，作家，死于1968年。
范乐成，医学博士，死于1968年。
刘绶松夫妇，文学教授，死于1969年3月16日。
吴晗，历史学家，死于1969年10月11日。
顾而己，电影艺术家，死于1970年6月18日。
遇罗克，北京工人，《出身论》作者，1970年3月5日被处决。
赵树理，作家，死于1970年9月23日。
潘天寿，画家，死于1971年。
闻捷，作家、诗人，死于1971年1月13日。
盖叫天，京剧演员，1971年1月15日病逝。
张东荪，哲学家，死于1973年。
顾准，经济学家、思想家，1974年12月3日病逝。
……
——“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著名音乐家还有郑律成、马可、黎国荃、向隅、蔡绍序、陆洪恩、费克、舍拉西、查阜西、李淦、张斌、王建中、沈知白、李翠贞、阿泡、杨宝忠、高如星；
——“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著名电影艺术家还有蔡楚生、郑君里、袁牧之、田方、崔嵬、应云卫、孟君谋、徐韬、魏鹤龄、杨小仲、刘国权、罗静予、孙师毅、夏云瑚、冯喆、吕班、王莹、赵慧深、瞿白音；
——“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还有周信芳、盖叫天、荀慧生、马连良、尚小云、李少春、叶盛兰、叶盛章、高百岁、裘盛戎；
——“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著名话剧艺术家还有章泯、焦菊隐、舒绣文、兰马、高重实、万籁天、白辛、伊兵、孙维世；
——“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著名戏曲艺术家还有张德成、李再雯、竺水招、苏育民、顾月珍、筱爱琴、韩俊卿、丁果仙、阎逢春、徐绍清、蔡尤本、刘成基、白云生、韩世昌；
——“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著名曲艺家还有王尊三、王少堂、张寿臣、俞笑飞、江枫、连阔如、肖亦吾、固桐晟；
——“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著名作家、诗人还有阿英、柳青、周立波、何其芳、郑伯奇、郭小川、芦芒、蒋牧良、刘澍德、孟超、陈翔鹤、纳·赛音朝克图、马健翎、魏金枝、司马文森、海默、韩北屏、黄谷柳、远千里、方之、萧也牧、李六如、穆木天、彭慧、姚以壮、邓均吾、张慧剑、袁勃、徐嘉瑞、李亚群、林莺、沈尹默、胡明树；
——“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著名文艺评论家还有冯雪峰、邵荃麟、王任叔、刘芝明、何家槐、侯金镜、徐懋庸；
——“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著名翻译家还有董秋斯、满涛、丽尼；
——“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著名美术家还有潘天寿、王式廓、董希文、丰子恺、陈半丁、秦仲文、陈烟桥、马达、倪贻德、肖传玖、吴耘、张正宇、吴镜汀、叶恭绰、刘子久、乌叔养、符罗飞、贺天健、彭沛民、郑野夫、李斛、沃渣、王颂咸、李又罘、张肇铭、李芝卿；
……
这些“牛鬼蛇神”，这些中华民族精华，都因自己的作品和作为被否定而被活活地鞭死、锤死、捅死、勒死、捆死、挤死、压死、累死、冤死、斗死、整死、气死的。话剧艺术家孙维世被迫害死时赤身裸体，头顶还被楔进了一根长长的大铁钉！
我在上面开列的那些冤鬼仅是两三百名文化界艺术界体育界学术界著名的“牛鬼蛇神”们。而文革运动的首要标的则是“叛徒内奸工贼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中有更多更多的人成为政界冤鬼。
《令人谈虎色变的“文革”专案组》（国家人文历史-黄金生2014-09-22）披露，在1966年5月与“中央文革小组”同时成立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是文革煽起动乱的第一个环节，“小组”负责决定整人、揪斗、隔离、逮捕等等党务法务，超越于党章和宪法，凌驾于党组织和政法机构之上，十年间他们“查”了约200万人，而且对干部定性不给任何申诉机会。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下面设立三个办公室，简称一办、二办、三办。一办主要负责中央和国家机关的负责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负责人的专案审查，一办下属彭真专案组、刘少奇专案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专案组、陶铸专案组、张闻天专案组等等；二办主要负责军队系统内部的高级将领的专案审查，下属贺龙专案组、彭德怀专案组、罗瑞卿专案组等等；三办主要负责公检法系统的领导干部的专案，下属“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专案组”、“抓叛徒专案组”等等。各专案组在审查中滥用专政手段，大搞逼供信，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加上受牵连的亲属和有各种社会联系的人，全国被株连的群众达1亿人。在诸多专案组中，“刘少奇专案组”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将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并置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死于无医无人的救治之地。
在“文革”中相续被斗死的党政群干部还有陶铸（国务院副总理）、张霖之（煤炭工业部部长）、贾拓夫（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邹大鹏（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刘秀峰（建筑工程部部长）、何伟（教育部部长）、陈正人（第八机械工业部部）、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胡锡奎（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刘锡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刘仁（北京市委第二书记）、曹荻秋（上海市长）、傅连璋（卫生部副部长）、周小舟（前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田家英（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高芸生（北京钢铁学院院长兼第一书记）、李琪（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子光（河北省副省长）、程照轩（国家农业部副部长）、姚溱（中宣部副部长）、黄绍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赵汉（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许明（国务院副秘书长）、胡仁奎（北京林学院院长）、吴仲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刘长胜（全国总工会副主任）、张霖之（煤炭工业部部长）、赵明新（中科院华东分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南汉宸（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主席）、于江震（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兼秘书长）、卫恒（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邵凯（辽宁大学校长兼党委第一书记）、张永清（国家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栗再温（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宋乃德（轻工业部党组书记及第一副部长）、于天放（黑龙江大学校长）、贾拓夫（轻工业部部长）、曾一凡（国务院副秘书长）、曾镜冰（福建省人民法院院长）、马一浮（中央文史馆副馆长）、袁勃（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长）、李立三（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叶季壮（对外贸易部部长）、陈昌浩（中央马列学院副教育长）、陈一帆（二轻部副部长）、何成湘（甘肃省副省长）、孙泱（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吴芝圃（中南局书记处书记）、陈琏（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文教处处长）、刘素菲（中共中央西北局办公厅副主任）、李宇超（山东省副省长兼建设厅厅长）、王亢之（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刘芝明（文化部副部长）、陈公培（国务院参事）、吉雅泰（中共内蒙党委统战部长）、冯仲云（水利部副部长兼华东水利学院院长）、王世英（山西省省长）、彭康（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何思敬（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张琴秋（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徐冰（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张琴秋（中国纺织工业部副部长）、高仰云（天津南开大学党委书记）、刘植岩（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张韶方（四川省副省长）、丁瓒（中科院党组书记）、常溪萍（上海市委教卫部部长）、朱俊欣（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李秋野（北京对外贸易学院院长及党委书记）、熊蕴竹（贵州省妇联筹备处主任）、曾希圣（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范政（长春市委宣传部长）、张际春（中宣部副部长）、白坚（一机部副部长及党组副书记）、张秀岩（中央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兼第三厅厅长）、张孤梅（福州大学党委书记）、赵世兰（全国妇联常委）、李哲人（商业部副部长）、寿松涛（西北工业大学校长）、田汉（中国文联副主席兼中国剧协主席）、刘少白（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凌其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王凯（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局局长）、饶彰风（广州外语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龚澎（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吴晗（北京市副市长）、陈昌浩（中央马列学院副教育长）、曹祥仁（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刘仁（中共华北局书记处书记）、侯振亚（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李景韩（中国邮电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马明方（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何英才（中共山西省委常委、省政协副主席）、邓子恢（国务院副总理）、冯白驹（浙江省副省长）、张志新（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袁福清（湖南省副省长）、钱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内务部部长）、周荣鑫（国务院教育部部长）、高崇民（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院长）、车向忱（辽宁省副省长）……
前有文官遭受残酷迫害，紧接着，军官们也遭受残酷迫害。已知被整死的“特重案”高级将领除了彭德怀（元帅）、贺龙（元帅）外，还有“重案”“同案”王尚荣（中将）、许光达（大将）、廖汉生（中将）、谭友林（少将）等人。
原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政委、司令员、中将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关于“在空军关押迫害干部174人，致使南空参谋长顾前和空军学院副教育长刘善本被迫害致死”问题，他认为“这是全国全党搞运动的结果，当时全军共有8万人受迫害，1169人被迫害致死。全国共有73万人遭到迫害；在审查林彪集团过程中，军以上干部8百多人被整，空军副司令员曾国华中将（大渡河十七勇士之一）在学习班中被整死！”
“文革运动”中，全军的各级军官被整死的有：
阎红彦上将，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于1967年1月8日凌晨4时服安眠药自杀。
陶勇中将，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1967年1月21日被惨杀。
吕炳安少将，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67年1月21日在武汉自杀。
唐金龙少将，武汉军区副司令员，1967年1月12日在武汉自杀。
赵尔陆上将，中央军委国防工委副主任，于1967年2月2日含冤去世。
杨文安少将，高炮指挥部副司令员，于1967年6月17日自杀。
张子珍少将，兰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于1967年6月19日含冤去世。
张和少将，总后勤部工厂管理部部长，于1967年7月22日被迫害致死。
安志敏少将，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67年7月23日含冤去世。
王其梅少将，西藏军区副政委，于1967年8月15日含冤去世。
李呈瑞少将，海军航空兵部政委，于1967年9月22日含冤去世。
汤平中将，总后勤部副部长，于1968年1月28日含冤去世。
袁子钦中将，总政治部秘书长，于1968年2年23日在非法关押中含冤去世。
刘善本少将,空军军事学院副教育长,于1968年3月10日在刑讯逼供中被打死。
傅连暲中将，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于1968年3月29日遭迫害死于狱中。
刘培善中将，福州军区第二政委，于1968年5月8日在北京某部锅炉房自杀。
齐勇少将，国家海洋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于1968年7月1日遭受迫害含冤去世。
文年生中将，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于1968年6月7日在被批斗中引发心脏病去世。
徐海东大将，国防委员会委员，于1970年3月25日遭受迫害含冤去世。
张广才少将，武汉军区副政委，70岁时下放农场劳动于1970年4月8日去世。
伊敏诺夫少将，解放军师长兼南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于1970年5月17含冤去世。
郭天民上将，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于1970年5月26日遭残酷迫害去世。
张学思少将，海军参谋长，于1970年5月29日遭迫害致死。
刘其人少将，总政治部副秘书长，于1974年1年16日含冤去世。
白天少将，中国科学院哲学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战争史），于1973年11月18日含冤去世。
桑颇·才旺仁增少将，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西藏地方政府藏军总司令，于1973年6月12日在拉萨含冤去世。
王良恩少将，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于1973年1月26日含冤自杀。
符确坚少将，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于1972年8月21日被迫害致死。
曾涤少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在农场劳改时于1971年12月14日因被迫害去世。
张经武中将，西藏军区第一政委，于1971年10年27日被迫害致死。
刘何少将，炮兵政治部主任，于1969年4月3日含冤去世。
雷永通少将，海军军事学院政委，于1969年4月16日受残酷迫害致死。
周长庚少将，总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下放劳动中于1970年1月29日去世。
钟赤兵中将，国防科委副主任，于1975年12月20日遭迫害去世。
萧向荣中将，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于1976年3月23日遭迫害去世。
胡秉权少将，军事学院训练研究部部长，于1973年10月10日遭迫害去世。
李震少将，公安部部长，于1973年10月21日自杀。
……
“文革”中被整死的军官有多少，我还没有找到官方数据，但以上的四五十名高级军官，足以组成一支当时全世界最强盛的军事总指挥机关。而中下级军官就很难统计了。我知道的，有一位全军著名的训练教官，以他的教术教程，解放军参加全球任何军中的队列比赛和搏斗比赛都能稳夺第一，他就是——贺龙元帅、叶剑英元帅、罗瑞卿大将推广的“全军郭兴福教学法”创立者、南京军区步兵高级学校教官郭兴福中尉，“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的他于1969年1月30日杀死三个孩子后，与妻子双双自杀，获救后被判死刑。
作为有三十一年媒体职业的传媒人，我,必然会对在“文革“中冤死的传媒前辈格外留记，他们的名字，一直印在我的笔记本里，直至脑海里。为了也让后人铭记他们死去的原因，我希望有一天他们的名字能刻在传媒广场上：
邓拓，《人民日报》总编辑，受迫害服毒自杀。
范长江，人民日报社社长，受迫害跳井自杀。
金仲华，《文汇报》社长，受迫害含冤去世。
刘克林，《大公报》记者，受迫害在中宣部堕楼而死。
孟秋江《大公报》副社长，受迫害跳楼自杀。
陈笑雨，《新观察》主编、《人民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受迫害投河自杀。
陈梦家，《考古通讯》副总编，受迫害自缢身亡。
向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部主任，受迫害含冤去世。
蒋荫恩，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教授，受迫害含冤去世。
司马文森，《作品》主编，受迫害含冤去世。
储安平，《光明日报》总编辑，受迫害投河自杀。
赵树理，《曲艺》主编、《人民文学》编委，受迫害含冤去世。
袁勃，云南日报社社长，受迫害含冤去世。
吴景嵩，《世界知识》杂志主编，受迫害含冤去世。
丁九，新华社华东分社副社长，受迫害含冤去世。
闻捷，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受迫害含冤去世。
冯雪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文艺报》主编，受迫害含冤去世。
侯金镜，《文艺报》副主编，受迫害含冤去世。
华岗，文史哲杂志社社长，受迫害含冤去世。
林汉达，《中国语文》杂志总编辑，受迫害含冤去世。
金灿然，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受迫害含冤去世。
高丽生，《工人日报》总编辑兼社长，受迫害含冤去世。
……
而在民间，有更多的平民冤鬼尤其是“黑五类”（ 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被活活打死。“杀黑五类”较著名的有三大事件：
——北京昌平事件。1966年8月27日起，北京昌平县由最初的打杀“表现不好”的“黑五类”分子，发展到消灭一般的“黑五类”分子，直至乱杀家属，十几天时间共打死327人。“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有两辆小推车往外运尸体……两个人抬起一个被打死的人装在小推车上，还没有推出门又活了，一挣扎掉在地上，一个人上去狠拍两铁锨，又装在车上运走了”(孙言诚：《血统论和大兴“八三一”事件》)。
——湖南道县事件。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湖南道县造反派对所谓不服管制的“黑五类”分子及家属子女实行专政，致4519人死亡，其中4193人被杀，326人被迫自杀。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 (章成、遇罗文：《文革：湖南道县大屠杀纪实和北京大兴屠杀调查》)。
——广西事件。广西的大屠杀是在各地、县革命委员会普遍成立后有领导的发生的。“1967年冬至1968年春，主要在农村全自治区刮起了一股‘红色风暴’，说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及其子女起来造反，要杀干部群众，说‘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于是在农村中成立起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庭’，搞群众专政，杀了一大批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也乘机杀了一些‘4·22’观点的人。其中靠近湖南零陵地区的桂林地区各县，尤为严重，有的四类分子之家被全家杀绝。‘灵山县谭礼大队民兵排长黄培立召开民兵统一行动，把地、富及其子女全部杀掉，全大队共杀了130多人，财产、房屋没收盖礼堂，禽畜、粮食全部吃掉’(中纪委、组织部等六部委《关于广西落实政策情况的调查报告》附件之一，1981年7月15日)。1968年3月，上思县武装部长段振邦在县四级干部会上说：‘过去我们对敌人专政，要经过公安、法院，现在不需要了，现在实行群众专政，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群众不同意’。全县于同年的三、四月间乱杀了一批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和被认为是坏人的人。临桂县1967、1968年两年打死的1865人中，被打死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459人。灵山县‘贫下中农造反总部’(‘联指’)于1968年初，召开会议全县统一行动。全县共杀死2900多人。他们用‘种花生’（指枪决），‘种芋头’（指石头打死），‘种甘蔗’（指木棒打死）等暗语统计杀人数字。”广西屠杀的方法有砍头、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开水浇灌、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剐、炸药炸、轮奸后捅死、绑在铁轨上让火车压死等，最令人发指的则是吃人肉、人心、人肝。武宣县女民兵班长陈文留，她一个人吃了6副人肝，还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说是“大补”。同北京、湖南等地一样，广西也奉行对阶级敌人及子女斩草除根，一个不留的做法。1968年10月初，全州县东山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召集大队会议，商议决定召集民兵班、排长等30多个骨干开会。会上黄天辉说了湖南道县杀地、富情况，并提出：“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铲草除根一扫光”。他还宣布：“不准通风报信，谁走漏消息就和地主一样。”最后采取坑杀的办法，强迫被害者跳坑，有的不愿跳，被黄用棍打后推下坑。地主出身的刘香云在坑口向黄求情，请求留一个小孩给贫农出身的妻子，说：“天辉，我两个仔，到政府去判也得留一个，我老婆也有一个，我抱一个跳下去，留一个给我老婆”。黄说：“不行”。结果，刘被迫抱着两个小孩(大的3岁，小的1岁)跳坑而死(晏乐斌《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
我现居的城市广州也曾有“杀黑五类”的类似事件发生，其中“杀劳改犯”事件最为著名。2006年9月发表于《今天》杂志“纪念文革四十周年专号”的文章《文革十日》披露：1967年，“在素有花城之称的中国南方名城广州﹐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全市范围内滥用私刑处死所谓劳改犯的暴行。这次民间俗称吊劳改犯事件﹐开始时间可能是八月十一日傍晚，目前所知的始发地点是市中心的惠福路甜水巷，绝大部分暴行应该是发生在十一日午夜以后至十二日黎明之前。八月十二日一早，全广州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市区到郊区﹐到处可见吊尸。黄沙、西关、海珠广场、东山、河南同福路，长堤沿江路、惠福路、人民路、解放路、起义路、中山路、北京路、延安路、文德路、连新路、东风路……花城无处不飞尸。死者大部份是被打昏打死后吊在电线杆或路边树上的﹐也有不少就倒毙在人行道上。……上身赤裸的死尸，尚有余温的死尸，肿胀发黑的死尸……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这里躺一具，那里吊一双……有的满面血污，龇牙咧嘴，死不瞑目；有的张口无言，舌头垂吊，拖下长长的稠粘液……光天化日之下，美丽的花城广州，一夜之间，成了一个恐怖的尸城”。
《文革的真实统计数据》（2012-07-29）披露，“文革”中死人集中于几个时期：1966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杀人10万，自杀者约20万人；接着的1967年至1968年武斗高峰，死人30到50万；及后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份子”三场运动一个连着一个，死人数在50万以上。江苏省曾笼统地公布了这三场运动中受迫害人的总数：“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几十万无辜的干部、组织打成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和‘五一六’份子加以迫害，成千上万人致伤、致残、致死”。文革十年间总死亡人数相当高，北京市因冤狱而死的即有9800多人。上海被“立案审查”的有24万余人，被折磨致死、自杀的超过1万人，被逼疯、打残的更多。至于县以下单位，全国两千余县，平均每个县死亡当在500至1000人。该文作者说：“总的估计，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和株连的达到1亿人以上”，“去台人员家属中的冤、假、错冤多达10多万。概而论之，说文革中全国的非正常死亡在200万以上不会过多”。
200万以上！非正常死亡！
作家秦牧这样评述文革运动：“这真是空前的浩劫，几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公开进行！”
“文革”后的1980年9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在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文革”中全国经过“法律手续”错误判处的“反革命”案件共17.5万多件，涉及18.4万余人，数量之大，后果之严重，为建国以来所仅有。
传说，陈云在中央的讨论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预备会上说：“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在战场上牺牲的高级将领，就只有左权同志。可是，在这次文革中整死了多少？上亿人挨整, 整死了几千万中国的精英。过去, 敌人想杀害的人，想破坏的事，他们都没有成功！可是在文革中，却把这些人都杀害了、破坏了。这是不是有罪嘛？”陈云的话音一落，全场立即鼓响了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持续了三分钟之久……
正是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这样一场反人类的罪恶运动，所以只是一次，仅仅只是一次小小的上层政变就足以让它惨败。曾记否，宣布“文革”核心团队惨败的那十几天，亿万民众自发地涌到大街上连日狂欢，在大小广场一歌再歌、一舞再舞，为所谓的“文革”做了一个民心所向的注脚。
“‘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见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然而，文革运动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伤痛并没有引起全社会清醒地认识到生命尊严和人格独立的宝贵。文革运动结束以来，一些“类文革运动”还在频频复现。试问，还有多少人记得，记得法西斯横行的黑暗日子的恶？又有多少人知道，知道它正在卷土重来？
一个民族可以忘记自己的光荣史，但千万不要忘记自己的耻辱史,忘记耻辱的民族不是伟大的民族。请这样要求我们自己吧，在谴责日本某些人不正视前日本的流氓式法西斯侵略罪行的同时，也应当对中国自己犯过的反人类罪做忏悔，做深刻地忏悔。
让那些在“文革”以及“类文革”里被活活地鞭死、锤死、捅死、勒死、捆死、挤死、压死、累死、冤死、斗死、整死、气死的屈死鬼们平身和安息，才是中国人在鬼节里必要的思考和必须的作为。
2015年10月2日 阴历八月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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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苏东坡：《江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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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海津：《我们应当怎样过鬼节》（2015-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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