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年的中国经济，似乎一直是挑战众多经济学家的论题，在你一片看好的时候，他似乎也没有质的飞跃，而在遇到危机唱衰时，他也没有一蹶不振，还是保持小步快跑的方式，一步步向成为第一大经济体而迈进，对此，我们将其定义为“中国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而这究竟是指哪些因素，却很少有明确的说明。

　　钱穆先生是中国的文史大家，在其《国史大纲》中开宗明义，应对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保持温情与敬意。在其晚年新亚书院讲学中，也专门讲到中国社会与经济的关系，经其弟子叶龙整理成《中国经济史讲稿》，倒是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中国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深层次原因。西方经济学往往将经济与社会、政治结合在一起分析，但很少计算文化、传统、习俗对经济及经济方式的制约。比如，按照凯恩斯的推算，只要银行降低利率，企业存款意愿就会降低，投资意愿就会加强，对应的就业率就会升高，消费就会拉动经济增长。但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欠债消费、寅吃卯粮却还是败家的恶行，所以美国的次贷危机及个人信用破产，目前还很难大规模在中国涌现，对应的，通过拉动房地产和刺激消费来促进经济发展，也很难持久。在这点上，制约经济发展方式的，并非是制度，而是文化传统和习惯。

　　全汉昇先生台湾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家，在他的弟子叶龙整理的《中国社会经济通史》的讲稿中，体现了对钱穆先生经济观念的继承，以及在融合了西方经济学研究成果后的发展。相同的是，经济研究都离不开“财”与“物”，在古代中国即为“食货”，而在工业革命之后，决定经济的因素则增加了资源、技术和制度几个因素。全汉昇先生从这两个方面出发，将中国经济如何从小农时代迈向工商业时代做了一个详细的勾勒，主要特点有两个，一是转型的时间很长，历朝历代的经济政策往往只是“无为而治”，只有赋税方式的调整，以平衡社会矛盾，而没有国家层面力推的创新和飞跃；一是工商业在中国从萌芽到发展，一直被外力和内乱所中断。但在我看来，这正好是中国的“后发优势”——也是“中国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原因所在，工业革命引发的激烈冲突和人性异化并未在中国产生，在今天迎接第四轮工业革命时，经历过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中国新生市民阶层依然充满热情，不是如同今日的欧美一样，为了自身利益沉迷于罢工和街头抗议。

　　所以，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先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得到了中国官方和民间的一致推荐。与以往工业革命旨在征服自然、释放劳动生产力不同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是智能化和信息化，也就是说，要在技术的发展中注入人性的因子，真正做到“科技以人为本”，无论是物联网、人工智能，还是数字化身份、3D打印，所有这些新产品和黑科技的共同特点都是，人的智能和意识、情感通过技术在自然中渗透和延伸。从这点来看，第四次工业革命之后的未来，影响经济最大的变数不在于制度，而在于不同的文化与传统习惯的冲突。文明的合作与冲突，将会是经济兴盛与衰退的根源。

　　说到文化，近年最大的热点的莫过于IP（“知识产权”）。在吴声的《超级IP：互联网新物种方法论》中，作者似乎为文化内容生产者找到了一个新的盈利增长点，并断言“一切商业皆内容，一切内容皆IP”。应该说，这也是在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旗帜下诞生的“新物种”，与以往的工业产品不同的是，它是以文化ip为起点，在小众文化逐渐变成大众流行的过程中，往往能从产品变成人群的聚集地，从而成为具有温度感的平台，在移动互联网目前没有统一的超级入口时，最简洁的方式便是通过内容和ip来找到适合的人群，通过内容运营、网红直播、社区粉丝运营作为新的流量入口，进一步，微商和电商还将通过ip授权、增加了ip的logo的文化衍生品也成为了新的行业增长点。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一本很专业但确实是很重要的书，《架构即未来》。熟悉互联网行业的人都知道，架构师所承担的任务及其水平，往往决定了这个公司能走多远，能长多高。对此，联想曾用一句广告词来形容——“思想有多远，你就能走多远”，简单点说，设计枪支的人，要有设计大炮和导弹的想法和理念，才能使你的枪支在不断扩容之后，顺利演变成为无坚不摧的超级导弹，而不是要另起炉灶、推倒重来。在钱穆笔下的农业时代，“食货”是永恒主题，平衡与均等是应变的根本，而在工业革命及科技时代，高明的架构不仅要严谨细致，还要如同超级ip一样，从萌生到爆发，从创新到革命，从黑洞到爆炸，都能自由伸展。拥抱工业革命的农业社会，也将在新的架构和组织中，完成产业发展、组织变革乃至一代人思维方式的升级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