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鸡腿妈妈”事件被两名警官发到微信朋友圈，倡议给孩子捐款捐物，引来爱心潮。随后，有记者6月2日回访被偷超市，援引营业员说法曝光“偷鸡腿妈妈”是惯偷，称“她在我眼前已经三次了”。（据2016年06月02日新华报业网）

　　且不说营业员的说法是否可信，单就媒体深究当事人偷窃行为来看，舆论的着力点就偏离了正轨，陷入了揭短审丑的怪圈。一个可能引发制度层面反思的偷窃事件就此反转，进入道德与非道德的纠缠，将主人公抹黑一通之后，让人们心安理得地回到该干啥干啥的麻木状态。

　　这又是一次媒体站在道德高地审视草根阶层的典型事件，以貌似客观公正的姿态揭当事人隐私，对弱势群体进行道德审判，这样的舆论苛求是不道义的，偏离了医疗保障和社会救助的正途，表现的人性冷漠令人羞愧。

　　有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1935年的冬天，在纽约市一个穷人居住区内的法庭上，正在开庭审理一位偷面包的老太太。老太太说需要面包来喂养三个失去父母的孙子，他们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法庭给老太太两种选择，处以10美元罚金或10天的拘役。这时候，时任纽约市市长拉瓜地亚从旁听席上站起，向老太太鞠了一躬，说道：“请你接受10美元的判决。”他转身面向旁听席上的其他人，掏出10美元，摘下帽子放进去，说：“请诸位每人交50美分的罚金，这是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

　　就像记者在采访中看到的，病房门内，得到救治款捐助的孩子眉开眼笑；病房门外，有着类似境遇的家庭正等待着媒体的到来。

　　类似“偷鸡腿妈妈”之类的事件曝光后，总有人怀着好意建议当事人向社会求助。这些人，要么是对底层的苦难看得少了，要么就是故意装作看不见。

　　人们偶尔在新闻事件中看到大悲之后大喜的社会情景剧，从爱心捐助中感受到社会的温情，但舆论幸运儿背后，还有更多求助舆论无果的落寞者，身在舆论场的爱心人士，常常生出爱莫能助的无力感。

　　“偷鸡腿妈妈”因偷获救的悖论，可能影响弱势群体心理，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眼红，甚至引来效仿者，原因在于，在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越来越多的当下，需要得到社会救助的对象数量居高不下，中奖式的舆论救助永远是杯水车薪，只有兜底式的保障制度能够挽救底层的尊严。

　　笔者的乡土调查中发现，落后地区农村老人自杀现象非常严重，大多是身患重病后不忍拖累子女，最极端的例子是，一个七旬老人罹患肺癌两年多后，没有被不治之症击垮，却“为子女着想”选择了自杀。以绝大多数农村老人每月70元的基础养老金，他们只能靠子女的孝顺颐养天年。

　　设身处地为“偷鸡腿妈妈”想一想，她还有两个少不更事的孩子，她要在孩子面前扮演好妈妈。当社会舆论给她贴上惯偷的标签，她的孩子心里将投下怎样的阴影？她们在同伴中将如何被孤立？

　　在绝对贫困人口依然不少的当下，绝大多数贫者恪守着传统道德，甚至以贫者不受嗟来之食的清高，坚守着缺少物质保障的尊严。但我们不能对弱势群体食不果腹病无所依视而不见。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喜欢挥动道德大棒，夹带着道德优越感俯视苍生，恰恰缺少制度性反思的勇气和情怀，表现的体制性冷漠，正是社会仇富情绪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