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7日，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在北京举行。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中美对话要在战略与经济之外谈人文？人文交流在外交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仅仅是作为“调味料”吗？
人文交流缘何受关注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人文的作用被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周易》里写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人文化成”。把天文与人文放在同等重要的对等位置，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文的高度重视，即所谓“赞天地之化育”。
人文是一个动态概念。它可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就人类社会而言，文化既包含了人们外在的衣食住行，也涉及到体现为观念、价值和规范的人类内在心理、意识或思维活动。由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存在着区域的限制，并有着时间上的不同，人类在文化及认知上存在着差异。人文的核心是“人”，人文交流乃是人与人、心与心之间的交流。人类心灵之间的真诚沟通，构成人文交流的独特魅力之处。
近年来，推进中外人文交流正在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个新亮点及开拓方向。把人文交流引入中国对外关系，这乃是当代中国外交理念的一个创新，也是中国外交实践不断开拓进取的体现。透过人文交流的视野去看待当今世界，将更为贴切地观察并理解国际关系所具有的人文特质。
首先，在当今全球化及网络时代，人类相处以及相互认知的方式正在经历革命性变化。它逐渐打破并超越各种传统阻碍所造成的藩篱，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断延伸为社会与社会、人民与人民、种族与种族（乃至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关系。在推动世界朝着真正人类共同体方向发展方面，“人”这个要素日益成为至关重要的力量。人与人的交流、心灵与心灵的交流日益构成国家之间关系的不可或缺部分。
第二，随着国际关系以及全球公民日趋密切互动，文化越来越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部分。它不仅可以使一个国家去认知外部世界，而且有助于外部世界对这个国家的认知。这是一个彼此认知、相互塑造的双向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文交流既可以增进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也可以推动国家自身的文化发展（包括国家文化的自我挖掘、自我完善、自我进步、自我丰富），因而成为推动国家整体实力发展的重要手段。
第三，作为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中国对自身民族精神核心及国家身份的建构，通过一系列的文化实践（包括制度的建构、生活的安排、习俗的塑造等），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一种合理的社会秩序。对于如何建构社会秩序、建构世界及共存发展，中国人有自己的思想渊源、哲学传统乃至文明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文交流是中国传统中颇为珍贵的理念及实践，对创造未来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裨益。
常言道：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以情相交，情离则伤；惟以心相交，方能其久远。这段话语可大体说明开展人文交流的含义。
在国际关系方面，人文交流至少具有三种含义。首先，它是一种铺路石，可为国家之间发展积极关系打下深厚的社会民意基础。如果说战争是国际政治中最后付诸的手段，那么文化则往往是最先被考虑使用的工具。其次，它是一种柔性的力量，在方式上更加温和、更具有人文关怀。它直接以民众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仅可“淡化宣传的政治色彩”，而且使普通民众更为“直观地感受来自他国的文化感染力以及蕴含其中的善意”。第三，它还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社会实践。与军事交流或贸易往来不同，开展人文交流的成本更低，涉及的领域和范围以及参与者人数更多更广。尤其不同的是，人文交流可以因地制宜地开展，并且无处不在，因而也更便利于厚植国家之间的民意基础。
从“小外交”逐步发展为“大外交”
近年来，人文交流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新亮点和重要开拓方向。它与政治互信、经济合作一起构成当代中国对外关系的三大支柱。的确，国家之间关系不仅需要通过政治对话建立互尊互信、通过经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而且需要通过人文交流促进互学互鉴。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外人文交流具有高屋建瓴的战略性，更注重长期影响和效果。如果能在民间层面培养国民之间的彼此好感、理解和包容，长此以往，这种积极能量就会不断向上攀爬最终影响到政府决策层面。
新时期中国外交积极倡导并践行人文交流，进一步表明它已经从过去典型的“小外交”逐渐发展为“大外交”（有时称“总体外交”）。建国初期，中国政府重视政党外交和民间外交，并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由于当时国内外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外交活动高度集中，具有典型的“小外交”特征，即政治家尤其少数职业外交家通过谈判、沟通、互访及其他和平方式达到实现、拓展、维护国家利益目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内经济及社会的巨大变化以及国际格局的重大调整，中国赋予外交概念的含义也发生着明显转变，逐渐从传统的“小外交”演变为与时俱进的“大外交”（即国家的政治家、政府部门、社会政治团体与组织、经济文化主体，甚至公民个人均参与从事涉外交往活动）。
进入21世纪，中国外交强调贯彻“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指导方针。它意味着中国外交哲学从维护整体利益的国家中心主义到关切公民个体权益的转变，其宗旨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外交为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二是人民是外交的基石和后盾。它强调“主体参与性”，即在一个日益民主化和开放的世界里，建立公民利益表达和政策参与的常态机制，要求外交政策过程逐渐透明，使普通民众了解外交的基本运作和政策重点，真正成为外交工作的基础和后盾。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人文交流放在战略高度，明确提出扎实推进对外人文沟通和交流。作为民间外交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人文交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的基本思路与理念，乃是突出人的作用和价值，并结合了文化外交与民间外交的思想精髓。从外交主体上看，人文交流注重发挥社会的主动性和潜力，强调非官方的社会及民间力量的参与。从具体方式来看，人文交流关注的内容涵盖与人民群众生活相关的各个领域，使当代中国外交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从外交目标来看，开展人文交流意在传播中华优秀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搞好对外宣传”，促进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中国更加融入世界。从外交理念来看，它既有中华文化的个性内涵，也包含着“以人为本”的价值内涵。
人文交流的三个主要特征
人文交流可以看作是一种制度化的沟通活动。它通常包含三个层面的交流，即人员交流、思想交流和文化交流，旨在促进不同国家国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与认识，创造出一定的公共产品并对其进行有效管理和分配。相对于有关外交形式（如“民间外交”、“文化外交”、“公共外交”）而言，人文交流显然立足更为高远、更为广阔、更为包容，强调国际社会人与人、心灵与心灵之间的真诚沟通和交流，旨在创造一种和平、发展与合作的人类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文交流具有三个主要的特征。
第一，它从根本上讲乃是关乎沟通和交流活动。更为确切地讲，它是一种具有高度制度化的特定沟通形式。在沟通过程中，沟通者（譬如外交官和普通国民）通常遵循并受制于一定的交往规则和规范。沟通和交流的内容主要是包括思想及观念在内的文化产品。一般地讲，外交倡导以沟通和对话（而不是以军事暴力）的方式解决国家之间潜在冲突和敌意，但这并非说外交与军事之间没有关系，恰恰相反，一定的物质实力是外交实践的一种保障，有备方能无患，即中国古训“文事必有武备”。
第二，它使得更多行为体成为对外关系参与者成为可能。国家政体是外交舞台上获得公认的主要行为体。但这绝不意味着只要关注国家政体就可以理解当今风云外交的全貌。一个国家驻外大使是显而易见的获得国际公认的外交行为体。一个国家的企业家、艺术家、作家或者知识分子，他们在海外从事工作和交流，同样是获得国际公认的、代表自己祖国的行为体。随着全球化信息及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谁会得到国际公认也在发生着变化。这使得人们对参与对外活动行为体的界定不断呈现为开放状态。
第三，它关乎创造、管理和分配一定的公共产品。也就是说，经由人文交流活动而创造并带来的公共产品（譬如分享的价值、共同的语言、集体的认同等）将给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社会带来福祉，社会中一部分人被惠及到这些公共产品，但这并不妨碍社会的其他人也获得同样的惠及。近年来，人们逐渐意识到，通过外交途径所获得的公共产品日益具有相互关联性和融通性，换句话说，全球化正在把一定的局部公共产品重新定义为全球的公共产品。那些传统上属于国家层面的关切（如环境、健康、和平、公正）正在上升成为全球性的普遍关切。这种转型使得外交不再局限于为了实现本国国家利益，而是更多地着眼于解决和处理地区性、全球性问题，并考虑如何在地区及全球层面有效地安排和分配外交实践所带来的收益。
人文交流涉及到与外交之间关系的问题。现实地讲，外交关乎政治，关乎国家利益和权力。若过分强调外交的分量，过于急功近利地把人文交流视为追求并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那么人文交流的意义可能会受到伤害。理想地讲，践行人文交流需要有一种天下情怀，而不是停留在以国观国或者以国观天下的圈子里。它还需要有一种以化成天下的胸怀，能够以潜移默化——或者说不着痕迹的方式，把人文和外交二者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这乃是人文交流实践的一个很高境界。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人文交流使者
为了有效开展对外人文交流活动，人文交流本身需要建立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的工作格局。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主导是必要的前提，公众参与是重要的特点，以便使人文交流能够在总体战略的指导下、经由人民大众的实践活动而朝着统一目标推进。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三个方面的因素需要给予考虑：战略布局的深化，运行机制的完善以及交流能力的提高。
战略布局涉及到资源、规划以及目标等方面。中国的人文资源大体有三个来源：一是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二是中国科学社会文化资源，还有就是可供借鉴的西方现代文明资源。把这些资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可以形成我国丰富独特的人文资源。需要强调的是，如果说践行对外人文交流是在尝试一种新的外交思路，那么，它需要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及哲学宝库中极为丰富的智慧和人文精神重新挖掘并表达出来。毕竟，对外人文交流必须从中国的文化秉性、国家秉性出发加以考虑。它的成长与发展，必须扎根于本国传统文化为主的土壤里。
此外，对外人文交流还需要有一定的（长远及近期）战略规划。它涉及到对不同地域及不同文化特征的考虑，深入了解和掌握对方基本民情、社情以及国情显然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涉及到与谁交流的问题，交流过程中难免出现文化上的彼此猜疑、恐惧甚至抵制的情形。搞人文交流不是一味地追求友好，交往到一定程度，就应该提出彼此遵守的准则和原则。
对外人文交流的战略目标，乃是推动中华优秀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文明之间的平等沟通和对话，既促使世界能够更加真实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也寻求在参与构建未来和平与稳定的全球秩序的努力中，中国能够向世界提供来自中国的治理理念和人文价值。如果对外人文交流能够发展出一套新的外交理念、新的外交语言、新的外交原则和精神，那么它将给未来的国际关系行为以及外交形态提供有益的参照。
在运行机制完善方面，人文交流的成功依赖于不断推进的制度建设。一是加强部门之间沟通和协作。为了避免对外人文交流“政出多门”的情形，可建立机构负责统筹和协调各部门对其开展工作。二是注重顶层设计。可由最高决策机构制定人文交流的总体目标及手段，尤其是科学统筹对有关人文资源的分配及投放，避免对外人文交流过程中出现不必要的政策失误及资源浪费。三是解放思想、进取创新。上层要管住，下层要放开。在人文交流活动的具体执行方面，更多鼓励并依靠民间机构、公司企业、大学团体等组织参与，通过各类具体项目带动人文交流的深入开展。
交流能力提高涉及两个基本方面。一个是沟通能力的问题，涉及到拿什么东西与别人进行沟通、交流和对话。要挖掘和弘扬我国古代以及现当代优秀的人文内涵。外国人对古代中国感兴趣，但对改革开放以来经历巨变和发展的中国也许更感兴趣。因此，过去的东西要讲，讲中国传统独特的、优秀的东西，更要讲今天的东西，讲中国与世界日益密切联系所产生的巨大变化。因此，把中国古代文明和当代文化的精髓挖掘并整理出来是至关重要的，它是增强对外人文交流能力的重要保证。
另一个是表述能力的问题，涉及到怎样讲和怎么讲好。人文交流过程中，要了解和认识国内外的文化传统，不做表面功夫，不讲大话、空话，而是真诚与对方进行心灵上的沟通。要以人们可接受的语言及沟通方式把中国呈现给这个世界。既讲中国特色和国情，更要讲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共性，讲人们共同追求和分享的价值，讲人类其实都拥有相似的愿望和梦想。这样讲比较容易被人接受，所谓“人生乐在心相知”。讲到底，人文交流就是要抓住人心，以德服人。
除了政府高层官员和职业外交官，社会基层的普通民众以及由他们所组成的机构也是对外人文交流的重要行为体。其实，大量的对外人文交流活动更多是在社会基层进行的。政治家和外交官出去讲话很重要。同样重要（有时甚至更重要）的是，一个知名诗人或作家到国外去朗诵一段诗、讲述一段小说、或是一部中国电影在海外放映，因为这种交流方式可能更易于被国际听众及观众所接受，也更接近人文交流的基本面貌。
事实上，人文交流是一种双向的社会实践。除了传承和弘扬自身中华文明、向世界叙述中国人文思想和观念之外，中国还需要学习和借鉴世界其他文明，聆听他者对他国文化的叙述。因此，如果说对外人文交流活动是由每个中国人的具体言行去进行的，那么，整个社会——无论是政府、民间机构还是个人——都要增强自身中华民族人文精神和气质的培育和修养，与此同时，还要具备了解和认识别国文化和文明的开阔视野，从而使中国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成为促进对外人文交流和沟通的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