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驾马车’并不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只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短期手段而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对时代周报记者说道。他在今年3月主编的《中国发展动力研究报告》里，系统地整理过去数年自己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论述，并收入了其他一些专家、学者的相关研究论文。

　　回顾以往，由消费、投资、出口组成的“三驾马车”，快速地带动了中国经济尤其是GDP的增长—2005年到2012年，中国政府每年GDP增长的预期目标都在8%（以上）。然而，近年来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经济增长放缓。“三驾马车”里投资和出口，都开始显示疲软态势。

　　“同时‘三驾马车’还会留下后遗症。”李佐军分析道。其中之一，便是经济增长假如过分依赖“三驾马车”会增加资源环境的压力。以空气质量为例，根据环保部的数据，2014年全国空气最差的10个城市，京津冀地区占了7个。这些城市都是在GDP高速增长时期中，传统能源消耗巨大的地区。

　　2016年我国的GDP增长目标已经调整为6。5%-7%，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已成为“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经济工作的重心，任务直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对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越来越重视。早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到“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针对产能过剩产业的“去产能”也将对环保起巨大推动作用。李佐军就曾经指出应当“发挥环保作用，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驾马车”起主导作用的时代已经过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李佐军认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这“三大发动机”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当前和往后我们要优先推进经济发展动力结构的转型，从主要依靠‘三驾马车’转向主要依靠“三大发动机”，紧紧抓住全面改革这个‘牛鼻子’，推进经济全面转型，强化创新驱动，努力使中国经济较快地步入新常态。”

　　调动积极性需要科学的制度设计

　　时代周报：你在报告里，提到了供给侧的“三大发动机”。我想问的是，“三大发动机”与发展绿色经济，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着怎样的一种关系？从“三大发动机”内部来看，这三者之间又有着怎样的一种联系呢？

　　李佐军：“三大发动机”从提高生产率角度揭示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其中，制度变革包含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至于绿色发展，是我们要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模式。要实现既绿色又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一方面要通过“三大发动机”提高效率，降低资源能源的消耗与污染的排放来实现；另一方面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存量问题、培育增量来实现。

　　同时，发展绿色经济，就要提高产业的环保标准，控制那些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企业的发展。如单纯用行政命令方式去产能，效果不会太好，用统一的能耗与环保标准去产能，对企业来说是公平的，易于接受。

　　至于“三大发动机”内部的关系，虽然整体来说，都可以通过提高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都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手段，但在“三大发动机”内部，它们并不是完全平行的关系。制度变革是一个根源性的发动机，它可以影响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可以说制度变革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时代周报：无论是以前的改革，还是现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改革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比如有一些企业或者地方政府存在短视的行为，不愿意主动搞环保。这种情况应当如何处理？

　　李佐军：所谓改革，根本上是改制度，而制度是各主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安排。因此，在改革推进过程中，必然有一些主体的利益会受损。因此，这些受损利益集团会阻碍改革或者说不愿意改革。

　　同时，中国目前推进改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改革配套问题。假如改革不配套，就会使得各个改革方案相互掣肘、相互制约，达不到改革的预期效果。

　　具体来讲，假如要加强环保，对于某个特定地区来说，一些传统的高能耗企业就不能发展，地方经济就会受到影响，对那些高能耗、高污染企业来说，经济利益会减少。要想调动地方和企业环保的积极性，就必须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

　　如建立绿色GDP考核制度、自然资产产权制度、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生态资产核算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碳交易和污染排放权交易制度、碳汇制度等，使各个主体的私人利益与社会环保利益兼容，使各主体在利益驱使下自觉自愿地去保护环境。

　　时代周报：环保事业的推进离不开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首先看政府，从今年年初开始，环保部“督企”升级至中央环保组“督政”，如何看待这样的变化？

　　李佐军：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很多事情还是要靠政府才能落实，如何明确政府部门的责任、调动其积极性很重要。如果不“督政”、仅由环保部门“督企”的话，很多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目标还是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若通过“督政”，就可以增加各级政府环保的责任压力，并调动其积极性。从实际结果来看，中央环保组“督政”的效果肯定要比环保部“督企”的效果要好。

　　同时，这也是中央在强化环保部门在环境保护中的权威性。今后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中，环保部门的权力与职能是要加强的。我认为，对地方政府及其干部的考核，应由过去的唯GDP，转向增加环保指标的考核权重，这才能进一步调动地方官员环保的积极性。

　　绿色金融体系难度仍大

　　时代周报：现在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已成为国家“十三五”规划的重要内容，但此前有数据表明，我国绿色融资的需求和政府投入严重不对等，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提到过要建立一个包含证券、基金、期货、保险等在内的绿色金融体系，这应当如何实现？

　　李佐军：一方面，从政府角度来看，在财政支出安排上，对环保重要性的认识还有待提高；另一方面，从投资者角度来看，目前环保绿色产品本身的回报率还不够高而稳定。

　　信贷、证券、期货、基金等各种金融产品都可以和“绿色”沾边。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激励性政策引导银行的资金流向那些绿色项目做得比较好的地方。比如一个投资项目，只要达到了政策规定的环保标准，就可以优先获得贷款指标。其他金融产品也可以这样做。

　　时代周报：你提到了发展环保产业和市场，但是有数据显示，我国虽然目前有着价值约10万亿元的巨大节能环保市场，但由于节能环保市场发展时间较短，整个环保市场呈现“小而乱”的局面，我国的绿色产业和市场该往什么方向发展？

　　李佐军：环保市场有多大，要看如何来界定节能环保产业的内涵与外延。其实任何一件产品，只要降低了能耗和资源，减少了污染排放，都可以算作广义的节能环保产品。节能环保产品的市场前景肯定是十分广阔的。

　　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必须加快建立环保市场。如加快建立碳交易市场和污染排放权交易市场等。同时，生态产品的界定与核算机制也需要尽快建立起来。

　　时代周报：在书中，三驾马车和三大发动机，你都归纳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动力，此外你还提到了包括价格制度、土地制度、考核制度等颇具中国特色的特殊动力，如何评价这些特殊性动力？

　　李佐军：GDP导向的价格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和干部考核制度等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确实能使GDP得到快速发展，但从资源环境角度来看，会大幅增加资源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压力，因此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培育新的增长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