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中国经济改革争论的评析

智石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卫祥云

自从人民日报今年5月9日发表权威人士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言论以来，讨论中国经济发展改革的观点此起彼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判断和分歧。有经济学家认为，把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称为L型过于保守，并有政府自我抑制经济速度之嫌；有经济学家认为，政府亦应主动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改变L型发展趋势，并应采取措施促进中国经济实现U型和V型转变。有经济学家甚至对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应把扩大市场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并在扩大市场有效需求的同时，进行供给侧改革。

纵览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争论和分歧，每一种观点都有其自圆其说的道理。但所有观点和争论仍然未脱离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主论调，可以说，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和思维逻辑显然落后于中央权威人士的政策研判和建议，甚至停留在计划经济为主导的发展逻辑轨道。如果是作为一场经济发展速度的讨论有利于明辨是非，似有一定积极意义。如果是想要对政府政策建言，则不必要引起更大的关注。因为中国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成为人所共知的常识。为了消除学界对中国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疑虑，我认为从以下四个方面切入讨论和研究比较理性和现实。

一、存量为主改革的争论。

中国经济发展的行业过剩和危机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存量不调整，增量改革就难以找准方向和目标。以能源为例，煤炭生产能力严重过剩，那么在限制煤炭生产的同时，发展其他能源就是方向吗？显然不完全是，因为风电和太阳能产业在中国也出现了过剩，皆因政府主导介入市场太多太深造成资源错配，而且政府补贴新能源的政策也出现了很大漏洞，亟需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以纠正。所以，尽管企业效益堪忧，增量发展严重不足，需要政策关注，但却不能因此忽视存量改革。因此，以存量为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向不能动摇。

二、产权要素改革的争论。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真正的资源要素改革并未开始。城市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拉开了产权改革的帷幕，但仅限于部分国有企业职工持股。由于土地资源要素未进入市场，及使国有企业形成了许多僵死企业，而处理僵死企业等于国有资产彻底消失。值得引起重视的是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实际执行的结果往往比通过产权交易小部分流失，大部分划归全民社保基金严重得多。而且，各级政府还要一次次地承担安置下岗职工和做好职工再就业的代价。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虽然已经名存实亡，但仍未正式纳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范畴。部分省市的集体资产股份折价实现了集体土地所有制改革的伟大创新，但未得到中央首肯和全面推广，示范意义远未显现。尤其是中央已经确定的一带一路、振兴东北等区域政策省份的资源要素未进入市场，致使现有政策停留在口号上无法落实。而能落实的政策只有地方政府发债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与过去的西部开发和东北振兴战略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无制度创新之举，改革希望渺茫。所以说，产权要素改革作为存量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已到了不改不可的地步，而且存量改革对增量改革有较强的制约作用。

如果不对以产权要素为主的存量进行改革，增量发展几乎没有动力。而且，增量发展应属企业的份内之事，而非政府所能所为。至于中央政府的区域性优惠和补贴政策，属于二次分配行为，有些政策甚至造成了严重的分配不公，其结果还会影响增量发展的积极性。所以，产权要素的改革已成为束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性改革。

三、结构与制度改革的争论。

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调结构、促转型和谋发展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和互相配合的有机整体。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十分突出，产能严重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同时存在。而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不能只靠政府主导的财政补贴，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虽是当务之急，而要满足广大的消费者的特殊需求如医疗、养老和义务教育等，又必须从供给侧的结构调整入手，要求政府改变投资结构和方向，增加公益性行业的投入和放开行政垄断，以实现和促进国有经济的真正转型。

而要真正实现国有经济的转型和发展，不仅要加大调结构的力度，还要在调结构的同时进行创新和制度改革。而创新和制度改革又与产权要素改革紧密相联，不解决这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所谓的制度改革的边际效应就会进一步递减。种种期望中国经济实现U型和V型发展的美好愿望和理念，只能是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

四、发展模式改革的争论。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尤其是GDP已位列世界第二令人羡艳。但人均发展规模远低于发达国家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面临中国老龄化时代的到来，未富先老也成为经济学家的共识。与邻国日本相比，虽然他们也已进入老龄社会，但其富裕程度早已达到发达国家标准。其完善的市场体制和产权基础足以维持国民平静、祥和、有秩序的社会环境和生活质量。而我们与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即使如此，我也认为未富先老并不可怕。只要我们知耻而后勇，勇于改革，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借鉴国际先进的制度和模式，就能逐步挣脱束缚创新的蕃篱，谱写改革致富的新篇章。而可怕的是在学界蔓延的未富先骄。有的经济学家热衷于总结所谓的中国模式，对于全世界已经证明是普遍真理的做法和制度不去认真研究，甚至不屑一顾，反而津津乐道于所谓中国增长模式的伪研究，是对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严重误读，已成为束缚人们思想解放的桎梏。他们不愿意承认中国经济L型发展的现实，企望通过政府的介入和干预改变L型增长为U型和V型增长。这种良好的主观意愿恰恰违背了经济学自然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中国政府制定合理有效的政策危害甚大，应引起高度警惕。

2016年6月10日写于东京

2016年6月13日改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