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方面的问题是社会生产效率的提升对社会形态的冲击。社会发展在根本上就是社会生产效率的提升，所以它对社会形态的推动是最为全面的，也是对社会形态的冲击最大，但并不核心。社会生产效率是一个综合概念，它是社会形态的综合结果。它不是仅仅与科学、技术有关，不是狭隘的生产力概念，而是与社会方方面面相关的综合表述。除了科学、技术，还和社会组织形态相关，比如社会分工。社会分工是一个表现社会组织形态的概念，社会分工自然涉及社会形态。一个人做一整件衣服，和十个人分工做一件衣服是不同的，后者涉及到社会分工。谁的生产效率高？这要看生产多少衣服。如果就生产一件衣服，一个人做反而会生产效率更高。但要生产一千件，那么后者就会非常有生产效率。但十个人一起做衣服就关系到社会组织形态，十个人构成一个社会组织。如果这个组织组织得不好，就不见得会有多好的社会生产效率。

不过，社会分工在总体上非常有利于提升社会生产效率。这一点早在古希腊社会就有人认识到了。苏格拉底就已经思辨地认识到社会分工是提升社会生产效率一个重要前提。人类社会在历史上的几次大分工为社会形态进步的重要标志。社会分工打破了个人、社会组织、社会的封闭，要求社会在更大的范围内保持开放，形成社会开放性循环，促进社会融合。这也是反映社会本质的层面，现今的全球化不就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分工吗？要求人类社会整体性的融合吗？

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一切文明的根源，也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是社会的根本所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组织都是社会形态的具体表现，个人生活的幸福与社会组织的健康都是取决于社会形态是否良性。当然，社会形态反过来是人的生活形态与社会组织形态构成的。创造人类社会文明的高度更是取决于社会形态的。社会生产效率的提升本来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渴望的，但社会必须调整好社会形态来容纳它，否则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

社会生产效率的提升是一个累积过程，有着明确的方向箭头，它不可能改变箭头的方向，尽管它是一条曲线。就像人的经验积累一样，社会生产效率是社会的经验积累，它怎么会逆向呢？社会组织形态可能是反反复复的，异常复杂的，但社会形态却是如同社会生产效率一样不回头的。在理想的情况下，人、社会组织能认识到这点，将有效地促进社会形态的良性发展，尽可能地避免人、社会组织对社会生产效率提升带来的消极影响，不要像老聃那么悲观，更不要像孔丘那么抵制。儒家学说对社会形态的变迁持一种反动的抵制观念，它渴望一种静态的社会，那就是西周初期的社会形态，永远那样，永远不变！绝对静止的物体！这个是致命的！

社会生产效率的提升是社会形态变迁的结果，社会发展之初，社会生产在破坏中恢复。社会生产能被破坏吗？当然能被破坏。这个不是社会生产效率的一个反复，而是社会生产的一个反复。社会在恢复生产的过程中会自发地欢迎社会生产效率的提升，但随着社会形态形成惯性，社会形态的变迁出现多种可能。社会生产效率要求社会形态不断地作出调整，好有利于它的进一步提升，社会分工要求社会组织与个人有意识地参与进来，自觉地适应社会分工而产生的社会组织。要求政府组织自觉地尊重新的社会组织，并帮助新的社会组织发展壮大，帮助个人积极融合到这些新的社会组织中。但现实情况往往不是这样。政府对社会组织充满敌意，恐惧这些社会组织夺走它的既得权利，宁愿被杀也不愿主动放弃。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将陷入历史的循环怪圈中。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社会产生？没有近代社会，哪有近代科学！陷入历史的循环怪圈中，怎么可能形成近代社会。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社会生产效率的提升是如何冲击社会形态的？举个例子，比如牛和铁犁的使用。大约在战国时期，铁犁获得了比较广泛的使用。在没有使用牛和铁犁的时候，耕地非常费力，耕种一百亩土地假如需要二三十劳动力，在这些劳动者中，青壮年处于有利地位；那么在使用牛和铁犁之后，同样耕种一百亩土地就不再需要这么多人了，一些劳动者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社会组织形态直接受到了冲击，而多余的劳动力涌入社会构成了对社会的冲击。

以上，我们简略地探讨了社会因发展而容易滋生的三个方面的社会问题。还是言归正传，刘秀建立东汉政权，第一次重复西汉社会的发展轨迹，是第一次历史循环。但这个循环的历史责任不在刘秀，汉武帝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当然，刘秀不是华盛顿，更不是林肯，他无力为社会发展做好前瞻性社会制定设计。但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这个历史循环，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刘秀有他的时代局限性，这个局限性是每个人都有的，关键的问题在于不要滥用这个时代局限性，为个人的错误寻找借口。时代的局限性在于社会形态所具有的本质特征对个人的束缚，比如奴隶社会关于奴隶的平等探索，封建社会关于君主制度的选择探索等。在知识积累上的一些关键知识的突破问题也是时代的局限，但时代局限不能作为不遵循求实精神的借口。

刘秀的历史功绩在于反思官方意识形态的危害，反思战争的危害，确立对社会的主体性尊重。当然，刘秀无法保证东汉社会的长治久安，好的制度也需要人的理解与实施。东汉社会在三代以后就陷入了重重政治危机，外戚专权，皇帝接连年少夭亡，宦官弄权等。这些危机一开始还约束在政权的有限范围内，但渐渐扩散到东汉社会，最后到了严重破坏社会的地步。不过，有一个现象在东汉社会出现，就是皇帝一直在社会中具有良好的名声，就连末代皇帝汉献帝的名声也很好。当然，这不能说明什么，但起码可以表明东汉皇帝没有严重腐化。社会的贵族阶层也没有整体严重腐化没落。这些都是后话，刘秀无法做到，李世民也无法做到。不过，东汉社会却迎来了中国古代第一次文明创造的高峰，实在难能可贵。这个文明的高峰是巍峨的，后千年也难以超越。这里面尽管不能说都是刘秀的功绩，但刘秀的作用是明确的。对社会的主体性尊重是刘秀所遵循的政治思想，而没有这个思想，东汉社会是不可能迎来文明创造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