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是民主的母亲

一

《庄子·天地篇》有这样一段话：“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愲愲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瞒然惭，俯而不对”。 这里的“机事”就是科学方法的应用，“机心”就是科学精神和理性能力，“道”即等级制度。

“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观点似乎和庄子的观点相对立。庄子似乎明白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在庄子看来生产力和科学知识都是革命的因素。文革中的极左派却把知识当然也包括科学知识当作反动的因素。但从本质上说却是一致的。极左派用 “知识越多越反动”来压制有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有独立判断能力的知识分子，维护其唯我独革的形象，本质上也是维护其特权地位。所谓“反动”只不过是庄子“胸中则纯白不备”的另一种说法而己。

有位学员把一位曾经辩赢外地名律师的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现为农民）认为自己有理，政府不满足其要求就不停地上访，作为上访户心理疾病的典型。为什么把这个农民当作心里疾病的一个典型，需要心里疏导的对象。科学精神就是判定一个判断是真的只有两个办法，一是通过实验，二是能够通过正确的逻辑推理从己知为真的判断推导出来。反过来就是说通过正确逻辑推理从己知为真的判断中推出来的结论，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不管你是不是权威，不管你是不是当官，不管你官有多大，你都必需接受。为什么儒家和道家反对科学技术。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使科学精神进入人们的头脑。一旦老百姓拥有了科学精神，必然要用科学精神来对抗政府。我从事实和法律推出我应该享有某种权利，我就向政府提出这种权利要求，你政府要么指出我所依据的事实、法律、推理过程有错，要么你满足我的权利要求，不允许你有第三种选择。如果政府拿不出充分理由来说服我，又不能满足他的权利要求。我就必然不断地上访甚至搞群体性事件。

为什么官员要把希望通过理性的办法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当作有病呢？一旦官员必须坐下来和老百姓讲道理，他和老百姓也就平起平坐了，等级制度受到强烈的冲击。就根本损害了封建等级制度这个“道”。提高效率之道（机心）相对于等级制度之“道”而言是小道，小道必须服从大“道”。宁可不要提高效率也要维护等级制度。这就是儒家和道家反对科学技术的原因。一旦官员必须和老百姓讲道理，官员手中权力的自由应用空间也就大大缩小了，更没有滥用权力的空间，权力的价值也就大大缩水了。这就是今天的官员不愿坐下来和老百姓讲道理的原因。

现代教育的特点是知识学习和科学精神、理性能力培养相结合，实质在于培养科学精神和理性思维能力。因为一个人的思维能力和知识之间存在这样的关系。思维能力强的人有强烈的学习兴趣。思维能力强的人喜欢思考。知识是思维的材料。一旦开始思考就会发现自己的知识缺陷，就会自觉去学习新知识。思维能力弱的人不会思考，也不喜欢思考，不仅不会感到自己缺乏知识，反而感到自己许多己有的知识都是多余的，不会有学习新知识的愿望。因此现代教育从根本说是一种理性教育。一旦官员不用科学的精神、科学的办法去对付老百姓，无论增强逻辑思维能力和增长知识都没有任何意义。因此他们没有任何学习兴趣。因为长期缺乏思维能力训练，目前干部最大的问题是逻辑思维能力偏低。他们一方面对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束手无策，另一方面又感到学习任何知识对解决眼前的难题都毫无意义。他们需要的是解决难题具体有效的办法，是能够直接替代能力的“知识”。他们发现党校根本不能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知识”。从这些干部的自我感觉而言是本领恐慌，知识过剩。

1919年五四运动的热血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向封建礼教以及封建专制思想猛烈开火，并由此走向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现在北大校园里还有“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雕塑。我以为五四运动的热血青年准确地看到了当时中国社会需要什么，但他们把民主和科学的关系搞错了，搞错了性别和辈份。我要说：“科学是民主的母亲”。搞清科学和民主的性别和辈份对当今中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省去民主类型的争议，让科学精神四处生长。只要让我们的官员低下高傲的头颅，和老百姓平起平坐论道理，就自然会生出民主这一“儿子”，并且这一儿子肯定是有中国特色。我们不应该让儒家和道家的“道”去压迫科学精神，让科学精神成为发育不良的少女，永远成为不了母亲，永远生不出民主这一“儿子”

很多人以为“民主”就是多党制，民主就是选举竞争。假如公民不能用科学理性去捍卫自己的利益，那选举又有什么意义。假如公民不能用科学理性去捍卫自己的利益，又怎能防止一起又一起的拆迁自焚事件重演。假如公民不能用科学理性去捍卫自己的利益，我们还有什么力量能扼制腐败的横行。

允许公民用理性手段去捍卫自己的利益，也许会让能言善辩者得到一些便宜。但它肯定会让讲道理的精神在中国的大地上发扬光大。智慧将比权力和金钱更受人追捧。这将极大地激发人民去煅炼思维能力。中华民族逻辑思维最为强大的清华、北大的学子，将不需要远渡重洋去安身立命。很多人认为这些远渡重洋的人是去求金钱，求事业。其实错了。他们是去求自由的。最近网上关于“为什么能当美国院士当不了中国院士”评论很多？有很多人认为：因为当中国院士需要关系，当美国院士只需要水平。新京报记者问高尔文莫莉（美国国家科学院新闻办公室高级媒体官员）：“施一公之前落选中科院院士，但成为了美国双料院士，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 高尔文莫莉说：这个问题你需要去问中国科学院。我想替中科院作出回答：美国院士只需要有一种精神，即科学精神，中国院士需要两种精神，科学精神和奴隶精神。同时具备这两种精神太痛苦了。我们以为很多中国的学子是因为不能忍受此种痛苦，才逃到美国去。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是没有今天知识分子的痛苦的。因为古代教育不是培养科学精神和理性能力，而是培养奴隶精神，即“士为知己者死，女为阅己者容”那一套。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说的就是通过学习奴隶精神，再学习统治奴隶，到有能力在一个家庭内建立奴隶制以后，就有能力去治国平天下了。因为治国平天下和齐家的“道”是一样的。“君叫臣死不得不死，父叫子亡不得不亡”。所以古代知识分子苦苦读书修身以待明主。况且古代强调“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知识分子虽然是“明主”或昏主的奴隶，但毕竟、属于劳心者一族，是治人的，是高于普通百性的。所以当明主的奴隶是他们的共同理想，共同追求。

自从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批判儒家思想，学习科学精神。他们开始感受到同时具有两种精神之痛苦。追随明主也不再是他们的共同追求。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一叶孤舟漂洋过海去投奔彼岸的世界。当然大多数人还是留在了中国。曾国蕃以“一日三省我身”的精神，不断地进行自我批判，最终修得“依天照海花无数”的正果。可是有谁知道这种每日自我精神凌迟之痛苦，只能是“流水高山心自知”。我佩服曾国蕃的毅力。因为他的头脑中不乏科学精神的，深知科学技术对中国之重要。他掀起了洋务运动，创办了江南制造局和江南翻译局。因此他的痛苦是很深的。我深感中华文化之伟大，能孕育出曾国蕃这样靠每日自我精神凌迟，而修成正果的伟大人物。不像哥白尼因忍受不了容纳二种精神之痛苦，忧郁而死。更不像布鲁诺，因忍受不了容纳二种精神之痛苦，宁可选择被烧死。即便曾国蕃这样有毅力，也发出“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感叹。可见要容纳这两种精神有多难。他最终选择做圣贤去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忍受不了这种痛苦，又做不了圣贤，选择做禽兽去。我知道王国维做不了圣贤，又不肯做禽兽，又忍受不了痛苦，投湖去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虽然有痛苦，但因为教育不发达，他们还是属于少数治人之一族，他们的知识还是受普通百姓的尊重，心里还是有一丝安慰的。

所谓文化大革命，其实质是对曾国蕃实践的推广。所谓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的革命，狠斗私字一闪亮。其实质就是通过不断地进行精神的自我凌迟，最终达到可以容纳科学精神和奴隶精神的境界。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多知识分子既忍受不了这种每日自我凌迟之痛苦，做不了圣贤，又不肯做禽兽，最终走上王国维之路。

二

情商主要是指人在情绪、情感、意志、耐受挫折等方面的品质，包括理解和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识别他人情绪的能力，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情商是建立智商基础上的，是后天习得的。准确地说，情商是一个不准确的概念。智商是一种先天的东西，是天赋。情商是后天习得的处理心里情绪问题的能力，应该是叫心理能力比较合适。应把它与理性思维能力并列，而不是与智商并列，他们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智商与理性能力的关系好比举重运动的天赋与实际举重能力之间的关系。有好的身体条件，没有经过后天的刻苦训练，也不能有很强的举重能力。智商与情商的关系也与此相类似。把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进行比较很容易得出情商比智商更重的人结论。

由于智商与理性能力之间有较强的正相关。也就是说理性能力强的人都有较高的智商。人们常把理性能力和智商相等同。实际上获得理性能力要经过艰苦的训练，具有坚强意志力的人才能承受这种艰苦的训练。理性能力强的人同时具有很强的自我情绪控制能力。理性能力强的人是否有较强的处理人际关系能力，则取决于能否将科学精神应用于处理人际关系之中。在一个允许将科学精神用于处于人际关系的社会中，理性能力强的人当然也具有很强的处理人际关系能力。在美国科学精神不仅可以应用在科学研究之中，也可以用于处理人际关系之中，所以美国人可以集高智商高情商于一体。

在中国科学精神只能用于科学研究之中，却不能用于处理人际关系。处理人际关系需要的是奴隶精神和主人精神（在地位比自己高的人面前是奴隶，在地位比自己低的人面前是主人）。因为当今中国，主人必须从奴隶中选拔出来的，必须先有奴隶精神，才能拥有主人精神。很多高智商者做不了主人又不愿做奴隶，或者说是不具有奴隶精神更没有主人精神，老是用科学精神去处理本该用奴隶精神或主人精神去处理的事情，就老是处理不好，只好背负高智商低情商的骂名，并被视为“有病”，或者跑到美国去。美国人高智商者都去当CEO搞管理，然后向全世界招募高智商人才去美国搞科研。在中国当老板的，当官的大多是高情商人才（当然也有例外，比如你老爸当官或做高官的女婿，那怕你情商不高，也照样当官），高智商人才只能去搞科研。而且搞科研也不能一点情商都没有。如果一点情商都没有，申请不到科研经费，什么研究也做不了。在中国搞科研一定要先学会处理人际关系，先具备奴隶精神。

情商这一概念首先是美国人提出来的。美国人提出这一概念是有着深刻的背景的。首先是对美国“战后一代”的困惑、迷茫和颓废的原因分析中得出的经验。其次是后福特生产方式突出团队精神的重要性。再次，当然是为华尔街精英们通过金融投机获取巨额财富的正当性作证明。自从文艺复兴以来科学理性在西方国家取得了绝对主导的地位，无论如何强调情商的重要性，都无法撼其地位。更不会认为情商比知识更重要。而且也不会把那些全心全意致力于科学研究而没有多少时间去研究如何处理人承关系的陈景润式的人物称为高智商、低情商。我们看到许多专业上很有建树，却不通人情世故的“怪人”受世人的高度尊重。有许多非常重要的科学研究成果，著名的社会科学理论、优秀的文学作品是由这些“怪人”做出来的。怪人有非常大的施展才华的空间。华尔尔街精英是典型的依靠情商赚钱。虽然情商理论为华尔尔街精英提供了理论支持，但老百姓并不认同，占领尔街运动就表明华尔街精英巧取豪夺的强烈不满。

在中国隐性的等级观念，领导者逐步地脱离“劳心”的工作，把大量的“劳心”工作交给秘书们去做。以及大学性不再是天之骄子，而是被视为新生代农民工。极易产生“劳情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的观念，极易产生情商比知识更重要的观念。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对陈景润高尚品德的歌颂，曾激励了多少青年学子。如果今天我们把陈景润当作低情商的傻子，那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果呢？《包氏父子》中的包国维会不会成为青年效仿的榜样呢？如果是那样又怎样建设创新型国家，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进一步说，“文革”要求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试图去掉其身上因知识增加而增长的科学精神，增加其因知识增加而失去的奴隶精神。这一“再教育”使教育科学事业几乎瘫痪，个人崇拜达到极点，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靠拉关系走后们、行贿受贿和各种造假活动升官发财大有人在的今天 ，甚至“穷人都是良心放不下的人”的今天，在留学生海外置留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七的今天。我希望不要在“情商比智商更重要”的口号下，去鄙视高智商低情商的陈景润式人才，不要去挤压他们的生存空间，不要去迫使他们放弃科学精神去学习四面讨好八面玲珑的方法。我希望我们的社会能给陈景润式人才更多的尊重，更多的发展空间，把他们从海外吸引回来。因为这些人吃的是草，挤的是奶。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极大，要求的回报极少。他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需要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