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种人类问题都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解决方式——简洁、貌似有理、但却错误。
——H.L.门肯(H.L. Mencken)
以确定开始的人,将以怀疑结束......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假设你患了慢性腰疼,你决定听取两个整形外科专家的意见。第一个假专家为你做了检查,查看了一些核磁共振成像图,并对你说：“我见过许许多多和你类似的病例，通常情况下，很难说究竟什么出了问题。关于这种疾病,不同的疗法在不 同的病人身上有不同程度的效果，很难预期哪一种疗法会对某个病人有效,大部分时候没有哪一种疗法是绝对成功的。我真的无法预言什么样的治疗适合你。我建议试试疗法A,这个疗法通常没啥效果,但至少比任何别的疗法对你这样的病人有更微妙的助益。一个月以后你再来,如果有所好转我们就继续用它,如果没有我们再试 试别的。”第二个医生为你做了检查,查看了一些核磁共振成像图,并对你说:“我见过许许多多和你类似的病例,我可以准确地告诉你你的腰出了什么问题。大部分得这个病的病人都对疗法B有非常积极的响应,我相信对你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每个月来进行一次这种诊疗,你的病一定能够好转。”
你会听哪个医生的话?当我向人们提出这个问题时,几乎所有人都说他们会听第二个医生的。于是我又问了另一个问题:如果你被告知,这两个医生的其中一个最近被国家整形外科协会誉为“本年度最智慧的整形外科医生”,另一个却被同事们私下里称为愚蠢的家伙,你们猜猜他们分别是谁?几乎每个人都毫不犹豫地猜测第二个医生是那个不受人尊敬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偏爱那个其聪明才智迅速遭到我们质疑的人的建议呢?显然我们太喜欢第二个医生的建议了,我们愿意赌一把,即便对其可靠性无限疑惑。
我们已经看到,就算那些完全有能力逼近真理的专家们也可能为我们提供错误的结果。但是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问题的一部分在于我们自身,因为我们不仅不能够辨识好的专家和坏的专家——我们实际上还主动求取那些劣质的东西。在专家的头脑里和聆听他们的我们的头脑里,究竟正在发生着什么?
几年前在对“如何获取组织能力”的行业研究中,我发现讲授组织能力的专家们能够让那些通常既尖锐又善于怀疑的商业管理人员着迷于某些意见,这些意见稍加思索便知其毫无价值——比如,每天拿出一小时处理所有电话（仿佛你能够控制别人方便谈话的时间），通过立即处理每一份放到你桌上的文件避免办公桌的杂乱(仿佛你可以转身处理消费报告,不顾某件事情的紧急的最后期限),或者绝不在早上查电子邮件（仿佛这个世界能够等着你抽出时间来处理在你邮箱里放射性地跳动着的每一项危机）。一些专业的节食规则,即便总是带来问题而非促进长期的减重,也能够在公众中引起经年累月的反响,不管是每天饮用大量的水,吃丰富的早餐,还是不再食用水果。是什么让我们被这种建议吸引,即便我们的个人经验、常识 或者对事实证据的哪怕只有几分钟的调查便足以警告我们这些建议多半充满了问题?
有时候,我们热衷的是专家本身。一位专家的声望、信誉、风格全都可以影响我们对其建议的接受。当我见到他的时候,费伯在听众中的口碑,以及如此自信、愉快和智慧的风格,使我相信即便他要求我们戴着可怕的假发去哄哭泣的孩子,大部分人也会考虑真的这样做。当然,我们并不是全都被同样的专家们征服。比如, 在政治、文化和哲学领域,专家的吸引力能够分化成不同的等级。美国和欧洲的自由党人尤其愿意相信科学家和其他学者,而反知识分子的倾向存在于一些保守团体,使得这个世界的一大部分人对学者们的说法保持怀疑。或者,正如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有一次在椭圆办公室的录像中抱怨的:“教授是我们的敌人,教授是我们的敌人。”许多保守党人,如果继续使用这个粗糙的概括,与自由党人相比至少更为注意那些不那么具有公信力的流行专家、媒体大亨和宗教人物的意见——虽然在自由党人之中也存在着对替代医学和《秘密》代表的正向思考运动的巨大支持。2000年一项由英国科学与科技部和威尔科姆信托(Wellcome Trust)共同赞助的对英国公众的调查表明,56%的被调查者认为“我们过于依赖科学,而对信仰重视得不够。”同时,被调查的人 群对科学家的事业表达了广泛的尊重,75%的受众说他们对科学家们的成就感到“惊讶”。显而易见的是,人们对科学家的认识完全建立于大众媒体和口碑之上,2005年一个由非营利保健支持者团队“研究！美国”执行的问卷调查表明,82%的被调查者与科学家 们没有任何私交。
无论如何,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似乎愿意信任某种形式的草根专家。当然是这样。我们能怎么办?我们在所谓的“绿野仙踪”的魔咒(Wizard of Oz effect)下长大——从我们的父母开始,然后是我们的老师,然后是老师们向我们推介的教科书的权威话语,然后是那些我们的父母笃信的报纸和电视里的草根专家们。在成长过程中我们逐步被这样的概念浸透,即这个世界上有人比我们懂得的多得多,而我们应该相信他们说的每一句话。进化也许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的头脑信任专家。承认有些人比另一些人具有更多的经验和洞见,其优势是明显的,并且(正如我在附录二详述的),在历史中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找不到有哪个社会不承认并且依赖于草根专家的权威。此外,我们对专家的信仰还受基因的影响:神经科学家离析出一种在人脑中发现的名叫催产素的化学物质,这种物 质似乎能够影响我们信任他人的愿望——就像在游戏实验中被注射鼻减充血剂的人们一样,这些人比非注射者能够更快地将一小部分钱押在其他的游戏者身上,作为自己的投资。也许伯纳德·马多夫(Bernard Madoff)和他的代表们在见潜在的客户时,往自己身上涂了厚厚的一层。
我们并非同等程度地信任专家。比如,保罗·斯洛维克(Paul Slovic),俄勒冈大学的心理学研究者,在实验中发现白人男性中倾听少数专家的见解的百分比要高于女性和非白人男性。“这些人认为我们应该将决定权交给专家并且让他们来做事,”他告诉我。 但是将某种程度的信任给予某种类型的专家,这种情况随处可见。即便专家本身也会转而信奉一些超级专家,因为后者知道得更多。2000年,日本考古学家藤村新一(Shinichi Fujimura)向世界暴露 那引导他发现了一系列惊人的古代粗陶的秘密技术,这个发现让他变成该领域以及日本社会的传奇性人物:他在埋葬预备日后“出土”的陶器时被逮了个正着。无数的考古学家后来承认,他们一直认为藤村的许多发现与其设想的年代有着惊人的不一致,但他们却无法与一位具有遥不可及的声望的专家抗衡。
我聆听的杂志封面专家并没有将时间浪费在纠正在场的几位记者的古怪观念上,后者认为报摊销售大部分取决于惹人注目的措辞、对大胆话题的处理或者对丰富的故事和聪明的分析的承诺。只有两种确定无疑的方法能让杂志从书架转移到人们的手中,他解释道:年轻、漂亮的名人或者模特的照片,以及遵从此种模式的放在封面显著位置上的标题——“(6-13)种(读者想要掌控的这个世界的某个方面)的建议(秘密、规律等)”。这个意见并不仅限于报道名人八卦、生活方式以及经济贸易的杂志。以下是我在几分钟之内浏览的网络新闻标题:
美国律师:“一个强大的法律公司企业文化的四要素”
高速企业:“创造性的六个神话”
科学美国人:“管理隐私的七个途径”
我们都喜欢简单的建议,这是个普遍的现象。我很难想象有哪个遵循以下形式的专家意见,能够在任何地方、公众的任何部分取得任何效果,“为了有机会部分实现目标,你所需要做的138 件事,根据这29条条件中最贴切地描述了你和你的境况的那些条款。”相反的,我们寻找12个步骤、7种习惯以及秘密——那种使得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可以成就任何事业的一步到位的解决方式。我们希望专家意见能够简化成如同ABC一样核心、可执行的摘要,成为白痴或者傀儡的指南。事实上,如果我们可以处理所有这些复杂的问题,我们不会需要专家建议。但是,如果有一个快乐的媒体,我们大部分人却不会对其感兴趣。
以下是一些我们在专家意见中寻求的特性:
清晰: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更愿意被告知何谓正确的答案,而非一连串让人迷惑的“如果”“而且”“但是”。那种需要将不同的答案与不同的条件相匹配,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会让该建议完全失效的限制性话语,具有不受欢迎的复杂性,并让专家意见显得不那么根本和重要。终究,一个不够果决的专家也许并不是相关领域的佼佼者。比如,相对于不得不与一长列利弊关系角力,这些利弊关系需要仔细权衡并且不会明确地倾向于某个特殊选项,被直接告知某种医疗方法是最好的方式来慰藉人心。
笃定:那些对自己的建议没有足够信心的专家们会让我们感到失望。为什么要倾听一个不确定自己是否正确的专家的意见?我还记得,2008年初,我被一位居家房地产专家自信的口吻打败了,他在一个主流门户网站的早间新闻里告知未来的房产买主,房价正要降到最低点,现在正是出手购买 的良机。千真万确!
普世:要从森林般的各种选择中找出适合我们独特的个性、经历、年纪、种族、症状、经济条件、生活目标等的一个,是多么令人困惑和烦恼啊。承认只有被证明了的建议是有效的,相当于承认坊间流传的大部分建议都空口无凭。另一方面,一体通用的建议,不仅能够被更方便地应用,还有着某种重要的真理的光环。沿街叫卖节食书籍的研究者和专家们极少费心解释,他们偏爱的减肥策略只能对人群中的一小部分有用。
乐观: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不会喜欢听人说我们就是无法解决人生中的某些难题,或者,即便存在解决方法,它们要么需要晦涩而黑暗的长期努力,要么需要困难的妥协,或者实施起来令人不快。心理学家早就知道大部分人倾向于积极正面的观点,甚至到了无理性的地步,而前景黯淡的建议会 与这种所谓的“乐观主义偏见”相抵。1952年,吸烟与肺癌的关联已经成为板上钉钉的事实,不管存在着多少合理的怀 疑和冲击性的新闻标题,在此之后,证实该关联的新的证据 和宣传也在不断积累。面对这个被坚实证明了的发现,即一种人们高度享受的习惯居然能够引起可怕的早夭,公众究竟 作何反应?大部分人的做法是拒绝接受。1958年的一次盖洛 普民意测验揭示出,只有48%的美国公民相信吸烟和癌症相 关,直到1968年,仍然有30%的公民认为该说法纯属胡扯。
可控:仅止于解释事实的专家意见有何用处?人们通 常希望被告知怎么做才能改善他们的处境。伍迪·艾伦曾经 说过:“你希望感到在某种程度上你能够掌控局势,因为 如果你不能,生活会变得更加可怕。”戴尔·卡耐基(Dale Carnegie)的《如何获得朋友和影响人们》(How to Win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在全球畅销书籍排行榜上位列 第73位,该书通过给出一个简单的公式(微笑、倾听)获得了成功,这个公式允许任何人胜利完成对人类来说也许是最难以公式化的一项任务:讨人欢喜。这本书依然卖得很好——2009 年初它还跻身于亚马逊(Amazon)的前100强流行书籍——虽然它也面临着更适合我们这个浮躁时代的另一些书籍的竞争, 比如说《怎样在90秒或者更少的时间里让人们喜欢你》(How to Make People Like You in 90 Seconds or Less)。
遂心如意: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充满偏见和信仰。想要人们咽下挑战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的建议是不可能的,无论 这个建议有怎样坚实的根据。如此,许多保守党人才继续相信禁欲计划和童贞宣誓是限制青少年性行为、怀孕以及通过性行为传播疾病的一种有效方式,即便专家们不断地累积事实,证明这些手段不仅不能减少青少年的性行为次数,反而导向了更高的怀孕和患性传染病的概率。另一方面,许多的自由党人似乎从本质上便无法公正地考虑、甚至无法承认少数专家提出的证据和争论,质疑我们是否真的处在人造的全球气候危机的迷雾当中。动物研究、大麻的使用、干细胞研究——那些深陷此种以及其他热门话题的专家们,只有在当其结论证实了人们已有的信仰时,才能获得支持。
将所有这些引人注目的建议的各种特性放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确定原则”:我们严重地偏好简单、清晰、可控、普世和乐观的建议。如果一个专家能够解释,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如何确实能够通过一些简单愉快的步骤让生活变得更好,许多人都会听取他的意见。难怪我们喜欢那第二个医生呢！
当专家建议符合确定原则并且被上述的几条规律打扮起来时,我们会与它们产生强烈的共鸣。这种建议吸引我们的注意,并 且一语中的,很容易让人喜爱。而它是否是最正确的一种建议,在我们看来并不是问题。
为什么我们从医学研究者和节食专家那里获得了针对肥胖症 的相互矛盾的观点呢?约安尼季斯提供了一种解释:当你试图理解 造成肥胖症的因果关系链条时,有多达3000个不同的因素会卷入其中,而个体专家倾向于只关注其中的一两个因素,不同的专家瞄 准的因素又各不相同。换句话说,他们试图将无数简单的答案强加于一个复杂的问题之上——难怪我们总是被不断地误导。
我们碰巧是生活在复杂世界上的一种复杂的生物,因此,我 们怎能期待对任何有趣问题都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呢?尤其是那些让 我们转而向专家求助的问题——我们如何能变得健康、富有、满足,我们如何能让我们的事业和我们的民族繁荣起来——这些问题 事实上身陷高度的复杂性。专家们在不可分析之物的边界工作,事 实本应如此。如果存在简单的真理,我们也许早就找 到它了,根本 不需要专家的帮助。而这向我们暗示了怎样的建议才是正确的,或 者在正确的轨道上:它将是复杂的,它将拥有许多限制,并且高度 依赖于环境的影响。正由于所有这些“如果”“而且”“但是”, 它将难以被操控。由于我们的信仰偏向于简单和乐观,它多半会与我们产生龃龉。换句话讲,好的专家建议将在所有的方面与那些吸引我们的建议相抵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