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过渡理论”读后感

——兼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局限性

 

马克思主义的“过渡理论”是指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一理论阐明了社会主义的过渡性质，彻底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同其它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界线。

马克思就是这样给“科学社会主义”下定义的。他说：

“这种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的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1]

十分明显，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即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即如何实现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马克思再次阐明了“过渡时期”这一概念的科学内涵。他说：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2]

以上论述充分说明，所谓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即指整个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它的根本任务是通过变革生产关系（生产方式）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向共产主义过渡。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实现这一变革和过渡；社会主义偏离了这一革命任务，就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还严格界定了“生产资料公有”这一命题的科学内涵。他说：

“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产阶级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于是“劳动所得”这个由于含义模糊就是现在也不能接受的用语，便失去了任何意义。”[3]

由此可见，“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即继续保留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继续实行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的所谓实现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社会，决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生产资料公有”的社会。决不是真正的“生产资料公有”。决不是真正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而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歪曲、篡改、背离和背叛。

那么“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应当具有那些基本特征呢？马克思写到：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的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全部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各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的一份。他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公共基金而进行的劳动），他根据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领回来。

显然，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情况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任何其它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以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等量劳动相交换。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着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是平均来说才存在，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总是还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力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要当作尺度来用，就必须按着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象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力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尺度去计量，就只有用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作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作别的什么，把其它一切者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因此，在提供的劳动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4]

这一大段论述，不仅阐明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同时说明列宁、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只能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待社会主义取得完全胜利后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是完全错误的。

毫无疑问，那种既不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属于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所谓“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根本不存在的，因而那种既不属于资本主义，也不属于共产主义的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不存在的。

所以根本不存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只存在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即根本不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只存在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不懂这一点，就只能背离马克思主义，就谈不上进入社会主义，即谈不上进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就只能把社会主义事业引到邪路上去，就只能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制度。

显然，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马克思强调的是在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生产方式的变革，是强调必须逐步用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不能偏离这一改革任务，“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对此，马克思接着写道：“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就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如果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劳动者集体的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围绕着分配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5]

其次，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马克思强调：“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情况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任何其它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

可见，当下我国资改派搞的生产资料私有化“改革”决不是什么“改革”，而是彻底背叛“科学社会主义”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复辟罪行。完全违背了建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改革原则，也完全违背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按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要真正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首先必须准确地计算劳动的量。而“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6] “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7]

可见，不用“劳动卷”或“劳动卡”或簿记方法等取代货币，就不能准确地计算劳动的量，就谈不上按劳分配，谈不上社会主义，谈不上向共产主义过渡。

当然，用劳动卷取代货币的意义并不仅在于此。它将为彻底消灭人与之间的货币关系、资本主义关系，消灭权力私用，消灭不通过劳动而通过其它手段获取金钱的现象，消灭人被金钱所奴役的历史开辟道路。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卷只是社会资源实现完全的公有和自由利用的一个过渡形式。”[8]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明了与马克思完全相同的观点，他说：

“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  动，无论其特殊的有用性质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直接成为社会劳动。那时，一个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  这个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社会可以简单地计算出：在一台蒸汽机中，在1000公升的最近收获的小麦中，在1000平方米的一定质量的棉布中，包含着多少劳动小时。因  此，到那时，它就不会想到还继续用相对的、不断波动的、不充分的、以前出于无奈而不得不采用的尺度来表现产品中包含的、现在己直接地和绝对地知道的劳动量，就是说，用第三种产品来表现这个量，而是会用它们的自然的、最恰当的、绝对的尺度——时间来表现这些劳动量……因此，在上述条件下，社会也不会赋予产品以价值。生产100平方米的布，譬如说需要1000劳动小时，社会就不会用间接的和无意义的方法来表现这一简单的事实，说这100平方米的布具有1000小时的价值。诚然，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也必须知道，每一种消费品的生产需要多少劳动。它必须按照生产资料来安排生产计划，这里特别是劳动力也要考虑在内。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9]

我们已经反复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既发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过渡理论”就是根据这两大规律得出的必然结论，是对这两大规律的概括和总结。这一结论虽然阐明了过渡阶段的基本特征和原则，但是马克思主义又明确指出，这些过渡措施的更具体的细节，只能由那时实施这一变革的人们在实践中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逐一解决和逐步完善，而不可能、也没必要事先设计——否则，就只能陷入空想，而且设计的越详尽，就越是陷入空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毫不隐讳的、公开阐明的其理论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但是，有许多人并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历史局限性，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局限性表述为：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现今出现的“新发展、新变化”，因而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改造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科学方法和手段。

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首先，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10]

其次，所谓现今资本主义制度出现的“新发展、新变化”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变化，而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允许范围内的变化，在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同时，兼顾劳动者阶级的利益，施小恩小惠，鼓吹劳资合作，搞“福利资本主义”，“民主资本主义”，“宪政资本主义”，实行“最低生活保障”等等。其根本目的并不是消灭阶级和两极分化，实现人人平等，而是为了化解革命因素，防止无产阶级革命的暴发，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苟延残喘。同时西文少数国家的高福利政策也是建立在富国对穷国的剥削基础之上的。

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必须用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并没有过时，仍然是消灭现存资本主义旧制度，实现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学说。

因此，马克思主义虽然有其必然的历史局限性，但至今仍站在人类的最高峰，最前沿，看的最高最远。而一切不懂马克思主义发现的“两大规律”的人，虽然生活在现代，却都是井底之蛙，仍然被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束缚着，完全拜倒在资本主义的脚下，拜倒在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脚下。

衷心希望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渡理论”，深刻领会其科学性，力挽狂澜，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早日走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康庄大道。

 

 

 

[10] 同上第一卷2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