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工具的选择原则和范围
(一)宏观经济调控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协同效应
1.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宏观调控工具的选择
“一个国家有许多不同的政策工具可以被用来实现其宏观经济目标。其中主要有:1.由政府开支和税收组成的财政政策。政府开支影响与私人消费相对的集体消费的相对规模。税收取自收入并减少私人支出,但也会影响投资和潜在产出。财政政策至少是在短期之内影响总支出,从而影响实际GNP和通货膨胀。2.中央银行实行的货币政策决定货币供给。货币供给的变动使利率上升或下降,从而影响用于如机器或建筑物等项目上的支出。货币政策对实际GNP和潜在GNP都有重要的作用。3.由政府实行的收入政策是为了直接影响工资和价格变动趋势,以便缓和通货膨胀。4.对外经济政策,汇率干预、贸易政策或者甚至货币和财政经济政策,试图保持外汇市场平衡以及防止进出口相差太远。”[1]
“财政政策有助于决定开支在私人物品与集体物品之间的配置,它还有助于决定开支总水平和影响总需求;2.货币政策特别是通过确定货币供给来影响利率和信贷条件影响经济中对利率敏感的各部门。最重要的是住宅和商业投资。它们随着一国的中央银行把利率提高或降低而上升或下降。3.收入政策。这是政府直接影响工资和价格决定的办法是要在不引起衰退和失业的高昂代价的条件下,控制通货膨胀。4.根据外部环境,各国可以采取措施影响其对外贸易和商业。如汇率、关税、配额等。”[2]
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笔者认为,萨缪尔森关于相关政策性调控效果的论述,仅仅停留在严格的理论假设以及对宏观经济总量的关注上面,而对于经济发展质的提高却没有做深入分析。一般而言,两个经济发展总量相同的国家,经济发展的质量以及潜力是不相同的,如果单纯为调控而调控,不考虑经济发展战略性全局的需要,则短期来看,根据萨缪尔森所说的调控理论,可能会达到预期的调控目标,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质变”问题却没有最终得到解决。有鉴于此,结合萨缪尔森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论述,当前在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政府开支和税收组成的财政政策虽然会影响消费和投资,但是政府开支的使用方向以及效率、税收的来源渠道等方面的差异都会对宏观调控效果产生重要影响。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笔者认为当前政府支出的增加不应该只体现在工程支出和行政性支出上面,而应该着力于加强教育和科技投入,为经济发展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和技术准备。同时加大社会保障投入力度,以最终解决消费由于社会保障不确定预期而导致的疲软问题。从税收收入来源来看,当前应通过公平税负、实行结构性减税的措施来激活市场微观主体,通过税收优惠的方式鼓励企业创新,发展新兴行业,以新兴行业的供给带动新的需求。此外,为了保证政府支出所需要的税收收入来源,当前应通过开征遗产税、资本增值税、调整个人所得税税基和税率的方式,一方面取得增量税收收;另一方面调整收入分配不公,使生产与消费相协调。
第二、货币政策对于宏观经济的调控主要体现在货币供给量和利率两方面。笔者认为,增加货币供给量并不是在货币政策选择上刺激经济增长的唯一手段。理论上而言,在重化工业阶段,自然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以及不断货币化的特征,决定了如果管理当局根据货币供给学派的观点,按照经济增长的速度保持适当的货币供应,那么,在一个相对静止的时间点,货币供应将是多余的或不短缺的,其主要表现为银行存款大于银行贷款。当然在以资源消耗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下,通过适度的货币供给加速自然资源货币化进程,确实可以起到推动经济增长的效果,但鉴于自然资源的不可再生性,这种以资源消耗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能持续的,因此,其并不是一种科学的增长方式。由此可见,就货币政策而言,其对经济的调控不应该体现在总量货币供给的扩大上,而应该体现在调整货币供给结构上,即通过货币供给的结构性调整,优先增加能够有利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满足民众实现消费升级的行业的货币供应,如加大对新兴的信息业、服务业、文化等精神产业的货币供应等等,通过对新兴产业的培育带动市场需求,最终使经济发展在质的提高基础上,实现量的扩张。因此,要实现货币供给由总量调控向结构性调控的转变,其主要做法在于两点:一是当前应该转变商业银行贷款风险评审标准,以发展的眼光适度降低成长性强的新兴行业贷款门坎;二是通过大力发展以直接融资为表现形式的资本市场,为成长性强、体现经济发展方向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就利率调控而言,当前应该通过利率升降对投资和消费总量发挥调控作用。在结构上运用利率对经济进行调控时,可以通过调整不同行业的差别贷款利率或者降低成长性强、体现经济发展方向的企业贷款门坎的方式,来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经济质的提高和量的扩张。
第三、当前在我国重化工业时代,劳动作为生产要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极低,由此导致生产与消费极端不平衡。因此,迫切需要通过国家财政政策对之进行调整,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现有条件下,通过规定各行业最低工资标准的方式,保证劳动者基本的消费需求;二是通过加大教育投入力度的方式,提高劳动者素质。通过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加大他们在未来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三是通过建立强大社会保障的方式,减少居民对于未来支出的不确定预期,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
第四、就外贸宏观调控而言,在全球贸易分工和全球特殊的货币体系下,现行的贸易政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很难对贸易顺差以及资本项目顺差起到平抑作用。在目前特殊的国际贸易分工以及特殊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贸易输出呈现明显的单边商品输出特征。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通过资源、劳动等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出口,换取了大量发达国家的货币,而发达国家并不需要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的方式,来实现这些货币的购买力。在部分发达国家拥有世界货币发行权以及对高科技产品禁止出口双重因素影响下,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取得的外币,在发达国家并不能购买相应的商品。笔者认为,当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实现贸易收支均衡的路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中国家将其通过贸易顺差而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到全球各国采购商品,将外汇储备的价值形态转化为使用价值形态;二是发展中国家将外汇储备投资于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以此实现国际收支的均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货币化条件下,由于不发达国家奉行的是低工资、低物价的政策,因此,在这些不发达国家利用其先天的廉价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对发达国家出口商品的同时,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的开放却吸引了大量发达国家的投机资本,这些投机资本进入发展中国家,追逐发展中国家廉价的资产,由此加剧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常性和资本项目下的双顺差。对于一些资本市场尚未完全开放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投机性外资往往会通过虚假贸易的方式,进入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贸易收支呈现虚假的顺差。鉴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贸易和资本市场发展方面存在的特殊属性,当前很难通过汇率变动以及相关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手段,来调节贸易收支的不平衡。综合考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具体国情上存在的巨大差异,笔者认为,当前平抑贸易顺差、实现国际收支均衡的最佳方式,就是调整贸易出口结构,提高贸易出口的技术含量,改变过去单纯地依赖资源以及廉价劳动力的出口方式。同时,还要注重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对于外商投资企业投入的资本,不仅在价值上表现为外币形态,而且在使用价值上要有与这些外币形态相对应的可以在国外获取的实物投资品作支撑。就资本市场而言,当前还要加强投机性外资入境监管,防止投机性外资打着贸易的旗号进入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廉价的资产进行大肆炒作。通过采取这些有力手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贸易失衡和一般项目、资本项目存在的双顺差现象。
2.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
这个论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现代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应该是周期性的调控,即一方面表现为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表现为防止经济过热。这个论述对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