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日渐放缓，中国近年来逐步进入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震痛期”，原本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房地产为重要引擎的经济发展战略面临发展势头减缓和发展动力减弱的严峻挑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三农问题不仅攸关国家发展稳定大局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原则，而且与就业、环保、医疗、教育、住房、收入和服务业等领域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环环相扣，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成为中国能否真正启动内需市场，加快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变数。但是值得高度警惕的是尽管三农问题自晚清以来一直是中国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和研究的重点，进入新世纪以来，相关公共财政支出持续快速增加，但是长期思维惯性形成的单一分析解决模式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三农问题不断恶化的趋势，相反很可能出现公共财政投入越多浪费越大最终导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积累的财富消耗殆尽的悲惨结局。

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需要穿越现实悲情和社会表象的超前意识和视野。遍布全国数量庞大的中小乡镇村庄并不会由于政府的重视和加大公共财政投入而扭转因在积聚资本技术人才等市场要素上的劣势地位而最终全面衰败的命运是中国三农问题不断恶化的深层根源。从根本上扭转三农问题不断恶化的趋势迫切需要推进思想观念的大变革，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的勇气彻底破除原有观念的束缚，以如何解决土地储备和人口规模问题为思考重点，将农村人口大迁移和放宽建筑容积率为作为破解矛盾和问题的中心环节，必须深刻地认识到集中的人口是财富，分散的人口是负担，只有鼓励农村人口向由经济强镇迁移，才能解决粮食安全、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彻底根除农村留守问题，只有放宽各大经济强镇建成区建筑容积率，推动市场要素向本区域经济强镇高度集聚，才能走出城镇规模过小，服务业发展滞后，土地储备匮乏，企业外迁，公共基础设施落后等系列经济社会领域的困境和挑战，有效提高公共财政投入后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实现经济社会的良性循环发展。

作为中国未来经济社会转型的强大推力和重要平台，由经济强镇兼并周边乡镇后形成的大型城镇的城市建设更需要有放眼看世界的眼光和促进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远见。除了参考借鉴宁波杭州上海等国内一线城市发展经验外，更应该把目光投向人多地少，文化相近的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的城市建设。认真研究新加坡人如何在土地稀缺的条件限制下实现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活富足、文化多元、交通便利等国际一流城市的发展目标，将新加坡的成功经验运用到各地区大型城镇的城市建设，另一方面由于西部农村地区自然环境持续恶化引发的生态危机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向中部地区转移的趋势导致的用工需求的快速增长，利用教育、医疗、养老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优惠措施鼓励广大西部农村人口举村举乡迁移到中部地区应早日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最终形成以“西部地区回归自然生态保护，中部地区承接沿海产业转移，东部地区加快经济转型升级”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总战略，未来依托全国3000-4000个大型城镇，以建设中等发达的新加坡式花园城市为发展目标，凭借一流的人居环境，充足的土地储备 庞大的人口规模，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民间资本，健全的社会保障，着力破解经济社会领域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有效提升对全球产业、资本、人才、技术等市场要素的吸引力，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保持全球领先的经济竞争力奠定坚实的基础和强大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