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转基因愚民运动在中国

2011-07-26    

作者：李昂 
转自豆瓣网

       反对转基因农作物的社会思潮经历了若干个阶段的发展，一一道来。 

     萌芽时代 

       早在2001年，有本书叫《美梦还是噩梦》，作者侯美婉，被翻译成中文。这本书介绍了西方社会对转基因作物的争议。这本书在当时并未引起公众和生物学界太大注意。但是发行量还是可以的，在不少高校的图书馆里都能找到。但是，这本书却有一个副产品，就是方舟子和不少自然主义者开始决裂。方舟子因为对这本书的批评而树立了一批死敌，这些死敌可以说是最强硬的，在历次倒方运动中，坚决的团结方舟子每一个新敌人，对方舟子的打击也都是最到位的。

       这个阶段，是转基因安全性争论的萌芽阶段。争论的范围小，局限在科普和 科学哲学的小圈子里。转基因技术在西方的争议被中国主流生物学界认为是西方宗教对现代科技发展的桎梏。学界和政府都乐观的认为，中国没有基督教氛围，是无神论国家，转基因和干细胞研究都不会受到制约。因此，转基因技术在中国 会发展的非常迅速，而且应用潜力巨大。题外话，韩国当时也是那样认为的。 

      西风东渐 

       逐渐的，绿色和平组织等NGO开始在中国宣传转基因技术的危害。当然在最 初阶段，绿色和平组织的宣传还是具有浓厚的西方色彩。自然主义情怀和西方左翼思维——认为人类不能任意改变物种，反对现代化，警惕大公司的垄断——是绿色和平这一期宣传的主要基调。绿色和平组织努力的宣传，在2005年前后已经引起民众注意。有些跨国企业已经向绿色和平组织承诺，食品中不含转基因成分。

       绿色和平组织在专业技术上并不出色，但是绿色和平组织对中国媒体的影响和组织可谓卓有成效。绿色和平组织的很多结论并无严格的对照和重复，但是他们积极的宣传自己的结论，先入为主的影响了大部分机构媒体（当然都是官方的）。

       这一时期，中国的反转基因运动还在幼年期，但是它已经开始超越学术争论的范畴。已经是一种社会思潮，一种亲西方的社会思潮（右翼）。但是，右派思潮在中国那时还是少数派，转基因的争议离普通民众还远。 

       反转运动的中国化 

       21世纪头十年，乌有之乡这个极端左翼论坛兴起。乌有之乡秉承文革传统。成员兼具狂热性和组织性，这个组织非常有战斗力。乌有之乡成功的把转基因演绎成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一次阴谋行为。显然，阴谋论比宗教情怀更适合中国人民的口味。

       而且，乌有之乡的手段非常灵活。包括影视传播——制作了《孟山都的阴谋》 的中文字幕，并通过p2p下载工具广泛传播；公众集会——到中国农业大学张启发的讲座上公开质询；现代化的传播方式——在QQ群中有组织的发布相关链接，在各大社区论坛中驻点发帖。这样，乌有之乡这一极左翼组织成功的把反转基因从思潮，转变为一场社会运动。这个时候，星星之火，已呈燎原之势。 

       国民的狂欢 

       从去年开始，反转基因运动已经发展到高潮阶段。大家在狂欢中，可以各取所需。这真是一场盛宴。

       首先，这是时势造英雄的时刻，反转基因的领袖人物，无论是乌有之乡的领袖张宏良，还是后来加入的形形色色的生物学家，下达转基因食品禁令的地方官员，只要他们登高一呼，就可以享受万民拥戴。成为所谓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有良心学者和官员（ps：武汉少先队的黄大队长也是这样认为自己的）。

       其次，这是牟利的时刻。商业宣传成功参与其中，有机食品受到追捧。郭成林案可以成为这一时刻的最佳注脚（郭成林为鲁花宣传，写了著名网文《金龙鱼，一条祸国殃民的鱼》，后入狱，同时也成为英雄）。

       最后，这是全民泄愤的时刻。事实上，左翼的乌有之乡和右翼的网站们一开 始都不喜欢谈论转基因问题。但是，谈论国家政体，民主自由，军事扩张，风险太大了。说不定哪天服务器都要被查扣。于是转基因就成了网民绝佳的发泄出口。 

      高潮在继续 

       主流科学界终于做出无力的回应。先是，张启发先生免费提供转基因大米给方舟子等尚有公信力的人物食用。然后，饶毅先生等一批科学家开始正面评述转基因技术，进行科学普及。

       但是，个人认为，这些举动是无效的。原因很简单，反转基因已经是一场社会运动了，已经超越科学范畴，已经是一种公众非理性的泄愤式的表达，而且里面牵扯了太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无论是体制外的方舟子，还是体制内的饶毅，这些理性的声音都会陷入嘈杂的大合唱中去。 

       教训 

       反转基因运动的壮大对中国科学普及工作无疑是一次重大打击，而且对中国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也有巨大的阻碍作用。中国主流科学界也在这个运动中丧失了太多的公信力。回顾反转基因运动发展的整个历程，中国科学界犯了太多错误。

       首先，如果在2001年前后，向公众积极科普，说明转基因的原理和安全性实验的严密性。那么，公众就会及早接受转基因技术。而那个时候，只有方舟子等少数人进行这个工作。

       第二，如果中国科学界有一批科学素养合格，专业知识过硬的科技记者，那么，媒体就不会盲从绿色和平组织等NGO的单方面宣传。——在哥本哈根气候谈判时，中国媒体也被西方NGO渗透的厉害，完全导向西方立场。

       第三，中国科技界傲慢的对待公众，很少主动与公众沟通，被乌有之乡这些草根组织钻了空子。

       第四，当社会运动形成后，理性的沟通已经不可能。这个时候，谣言和组织是最厉害的武器，可以轻易的击败著名科学家的说明和解释。寻找盟友，进行反宣传才是应对之道。 

       结语 

       最后，可以肯定的是，类似反转基因运动在当下还有很多，基本上都是公众的狂欢。比如三峡，高铁，草原恢复等等。中国社会性质已经变化，这是群体无理性时代，大家不必惊诧。

    
原文网址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1313191/?cid=2678987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