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观点」
今年以来，全国民间投资增速出现断崖式下滑，民间投资疲软让人忧心，其下行原因是什么？产权保护能否应对下滑态势？自2015年股灾以来，中国股市一直备受关注，如何进行改革保证其健康发展？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如何？同时经济学理论的哪些创新发展，能够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让我们听听姚洋如何解读中国民间投资下滑之谜、中国股市发展之路，详谈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路径。
关于民间投资的下滑，姚洋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现在处于经济周期的底部；如何应对？姚洋表示首先认识到这点非常重要，这意味着民间投资下滑是短期情况，不能用长期的方法治理，短期唯一的办法就是政府加杠杆，扩大赤字到5％-6％。
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动力在哪？姚洋认为城市化本身就是动力，中国作为一个赶超型国家，不仅有技术进步，还有投资，增加资本存量本身就会增长，他主张用发债的钱投资实业，建设基础设施。
对于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关系，姚洋直言如果政府急着干预，最后会欲速则不达。“政府做事情太急，总想立即见成效，而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其实都是比较缓慢的，要柔性地干预市场，不能直接干预”，他说。
对于中国股市的改革和发展，姚洋建议股市要通过注册制改革扩容到1万家左右，股市厚度增加了，操纵股市就困难了，就不可能出现像去年一样暴涨暴跌的现象。
另外，关于中国经济学界的创新与发展，姚洋表示中国经济学界要对世界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一定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战后从低收入经济体变成高收入经济体的例子只有七个，这是小概率事件，我们得去研究，为什么这七个经济体做对了？为什么中国在过去的35年做对了？”他认为中国特殊的地方在于体制，这可以给我们很多新的启示。
第一节姚洋：中国现在处于经济周期底部
金融界陈炜：今年以来，中国民间投资断崖式下滑，为什么民间对未来的投资信心不足？最核心的因素是什么？
姚洋：民间投资增速下降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周期。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一直不承认中国有经济周期，实际上中国现在处于经济周期的底部。基本上7年一个小周期，14年一个大周期。
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民间投资下滑是短期情况，不能用长期的方法治理，现在总是把长期和短期的问题弄混，所以方法找不对，比如银行不给民营企业贷款，长期就是这样的，但是派督导组督导银行放贷，是拿长期的办法来治短期的问题，不行的，一定要找到短期的办法，短期的办法是什么？
目前来看，民间不愿意投资，国有企业投资基本上也是浪费，居民消费也不可能飞速增长，如果让它飞速增长，就是积累债务，零首付也是有一定危险度的。我觉得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政府加杠杆，再扩大一点赤字，在这种关键的时候，3％的赤字太低，我觉得短期应该扩大到5％-6％，让地方政府发一点国债，国债可以做两方面选择，一方面地方政府投资，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购买剩余库存。房地产库存那么多，有那么多老百姓需要改善住房，地方政府可以购买后再低价卖给老百姓。
李克强总理提出“三个一亿”，一亿进城人口的户籍问题，一亿棚户区的改造问题，一亿新增进城人口的城市化问题。七亿库存除以三亿人口，人均住房只有2平方米，怎么可能有过剩库存？关键还是结构问题，结构问题怎么解决？就要政府去做，全社会的钱重新分配，由未来出生的孩子承担成本。
金融界陈炜：很多库存其实在三四线城市，一二线城市其实没有多少库存了。
姚洋：三四线城市需要给一定的激励，如果房价很便宜，可能大家就会买，在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可能有些人愿意回去。一些三四线城市并不是都在不发达的地区，比如嘉兴距离上海很近，嘉兴有剩余库存，去嘉兴也挺好，我相信边际上会有人调整的。不指望一线城市的人都回去，二三线城市还有那么多城市化的工作可做，还有那么多棚户区改造，包括北京，有潜力可挖。
第二节姚洋：政府应增加投资基础设施
金融界陈炜：中国已经经历了几个周期，之前的迅猛发展是因为一些改革或者外部激励，目前你觉得有哪些新的发展动力？
姚洋：中国人总提发展的新动力，对一个经济学家来说，这个词本身就有点可笑。美国这么多年经济在波动，哪有新动力，这就是经济周期，经济周期本身就存在，中国现在人均收入8000多美元，你说我们就停滞了，没有动力了，这是不太可能的，还有很多领域可以开拓，如果非得让我说新动力，城市化本身就是动力。
金融界陈炜：是否需要一些改革释放红利才能发展呢？
姚洋：不一定。比如美国没什么可改的，照样还在发展，靠的就是技术进步的推动，经济增长平均围绕2％波动，当然中间有波峰、波谷。美国是成熟经济，进入了稳态，完全靠技术进步推进经济发展；但是对于一个赶超型国家而言，中国不仅有技术进步，还有投资，增加资本存量本身就会增长。
金融界陈炜：但是民间投资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
姚洋：可以政府投资，多投基础设施，不要再去投工厂。现在地方政府不太可能再进入过剩行业，但是可以改善基础设施，做PPP，和民间资本一起投资新经济部分。我不主张用发债的钱投资实业，发债的钱就应该建设基础设施，改善民生，购买过剩的住房，这些领域不会扭曲经济结构，但是会刺激消费、刺激投资。
第三节姚洋：柔性干预市场而不是直接干预
金融界陈炜：对于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关系，您一直有独到的见解。现在放眼中国经济的发展或改革，你觉得政府在哪些方面的行为值得赞许？哪些方面需要改善？
姚洋：我觉得政府做事情太急，总想立即见成效，而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其实都是比较缓慢的，政府如果急着去干预，最后会欲速则不达。比如刚才提到的民间投资，如果政府急着督导，银行硬塞钱给企业，又会出现当年四万亿的情况。当年，温州其实已经发生金融危机了，很多老板当时不想投资，但是银行说必须投，老板们不明白，政府让投就投，最后亏损了。
现在不能再干这种事，要柔性地干预市场，不能直接干预。社会也是一样，一说要搞社会建设，政府马上就去管，这不行。公民社会的建设，就是靠大家一起参与讨论，像万科事件、雷洋事件。总体来说，我觉得政府应该相信社会、相信市场、相信法律。
当然不是说制定的法律都是正确的，比如在万科事件上，法律是有问题的，法律对创业团队的保护是极其不够的，但是现行的法律就是这样的，改变法律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可能要三至五年，这个可以让学者先去讨论，讨论完之后，再看是不是修改法律，不能说有问题，一下子就把法律改了，那就乱了。
第四节姚洋：推行注册制改革扩容股市
金融界陈炜：之前股市的注册制改革炒得沸沸扬扬，你一直坚持认为注册制改革要继续推进，但是如果现在推进注册制改革，整个市场可能有大的波动，你对注册制改革的推进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姚洋：首先，注册制改革讨论了这么多年，决定要改革，说明大家对它的好处有充分的认识，现在为什么退缩？我实在不懂。说怕影响市场，现在市场已经坏到这个地步了，还能怎么坏？再者，股市的涨落和实体经济关系不是很大，我们要引导资本市场为实体经济服务，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就是让更多的企业上市，发新股，筹集资金，然后转移到实体经济，所以我觉得股市还是要通过注册制改革扩容，扩容到1万家左右，股市的厚度增加了，操纵股市就很困难，也不可能看到像去年一样暴涨暴跌的现象。
金融界陈炜：监管有什么需要改进？
姚洋：我觉得监管没有太大的难度，现在都是电子化，很容易监管，一举一动都能知道，比如万科倒手多少次，哪些机构在倒手，完全可以很快知道。当然纪律要增强，ST开头的公司必须下来，不能停在那里，如果企业多了，地方政府没法干预。
金融界陈炜：现在很多停牌的ST公司，复牌好像很容易。
姚洋：是的，要手起刀落，推出更严格的机制，不能停牌又复牌。不仅仅是注册制改革，还有上海的科技创新板，我觉得类似的还要再增加，中小企业、创新企业需要有一个地方上市，筹集资金，这就是鼓励经济转型。我们总说经济要转型，要搞新经济，总得有些手段，资本市场是非常重要的支柱。
第五节姚洋：中国的启示更多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金融界陈炜：中国自身的发展创新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
姚洋：我觉得中国应该具备不辜负时代的思想，能够提出有理论意义的研究中国课题的经济学家，这是从中国的实践中总结对世界、对经济学本身有意义的。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给了我们很多启示、经验，如果不总结，那就是浪费。
同时，我觉得两种倾向不太好，一种是描述中国，但是不去想问题，通过描述中国来研究中国是有意义的，但是还不够，还要再提高一步；另外一种，就是把中国作为猎奇的场所，在中国找数据验证西方理论，特别是有一些人还专挑西方，特别是美国感兴趣的东西，有些人甚至只找中国不好的地方，比如环境污染。这种研究方式，我觉得非常不可取，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研究，这种研究是毫无意义的。正确的应该是观察中国，然后研究中国，最后总结出对世界、对经济学本身有意义的理论。
我也在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中国给我们的启示更多的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怎么管理经济，政府怎么支持经济增长，我觉得需要挖掘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经验，所以现在我的很大部分精力在做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当然，仅仅研究中国不行，还要做跨国研究，通过国外的数据反观中国。
金融界陈炜：在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探索方面，中国还应该关注哪些视角？哪些方面有可能出现理论创新？
姚洋：我觉得中国经济学界要对世界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一定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为什么？纯粹的经济学基本已经成型，而且已经传播了几十年。大家都知道，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都是正确的，但是为什么只有少数国家采纳了那些政策，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比如中国在储蓄、投资、制造业发展、工业化方面基本和那些奇迹经济体做得一样好。战后从一个低收入经济体变成高收入经济体的例子只有七个，这是小概率事件，我们得去研究，为什么这七个经济体做对了？为什么中国在过去的35年做对了？
中国特殊的地方在于体制，这种情况可以给我们很多新的启示。长期来看，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经历过很高速的经济增长，我觉得大多是因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没有做好，导致没办法采用好的经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