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傻子（原名“准发小”，记传体小说连载） 

文/潘国尧

              九

高二那一年，农村的形势变化有点快，之前劳动力不能外流，一村的精壮劳力都困死在每个生产队百十多亩地上，就那点农活，还真不够一两百个劳动力干的。大伙儿每天就在地里耗着，谁的锄头举高了，就会被旁边的人嘲讽：吃饱了？或者，你他娘的想做队长啊？谁如果在一字横排的锄地队伍中超前超得厉害了，那些年纪大的农夫就会去他锄过的地里找茬，不是锄头伤苗了，就是土没挖松，然后把他拽回来重新干一遍，目的就是让他听话，别他娘的自找不自在，把大伙儿干活的速度给带快了，“你个狗日的上午把活都干完了下午跟阿多打炮去啊？”年纪大的教训说。阿多是村里的小寡妇，男人死得早，留下一串孩子要养，公婆不让她改嫁，却又没钱养家，村里的光棍多，“三分钱，半量粮票，放一炮”，这是基本的行情，公婆对此也只能看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阿多的生意还做到了邻村，东村有个“罗店王”，儿子在外面混得不错，做了某个国营食品加工厂的厂长，家里常常有冰冻过的鸡鸭鱼肉吃不掉，阿多就隔三差五地去拎一些回来。罗店王每次完事后总是要亲自把阿多送到村口，然后对着一地里干活的女人们喝道：败家的娘们，好好的东西都让外村人拎走了！干活的女人就逗他说：你怎么不把这好事留给你那几房儿媳妇呢？老头就叹口气说：爬灰的不要，统统的外销！

扯远了，总之，这样的的日子大伙儿已经过得太烦了。几年前，小个子第二次上台那会，村里几个年轻人就撺掇我叔到省城找活干。那会儿都是冬天农闲时节，大伙儿瞒着村干部，或者村干部也是开一只眼闭一只眼，把村里的光棍们放一批出去，去省城钢铁厂敲石块，一天能挣块把钱。

那时这可是个大数字，在家里，一个壮劳力，干一天苦活，也就挣个五毛，就是自干五，而且还要到年底结算，结算的时候扣掉全家的口粮钱，不但所剩无几，好多人家还要“倒挂”，就是干死干活一年，到年底了，还倒欠生产队几十块钱划拉到下一年去还债。

这样的日子真是苦透了。偏偏俺们村家家户户开门就能见到江对岸的大青山，俗话说，山管人丁水管财，村里解放后男丁十分兴旺，全村20岁以上的老少光棍有三四十个，号称“光荣村”。有不少家里都是兄弟四五个，甚至最多的有8个，村里的一句俚语，叫“阿七阿八，桥头放鸭”，就是说的这一家。8个儿子中最大的快40岁了，最小的还在读初中，自阿八以上光棍七条。

阿八爹就天天耷拉着个苦瓜脸，有一天，公社牛福书记来地里视察，见阿八爹的苦瓜脸实在看不下去，就问你整天苦大仇深的就不能笑一个给我看看，“现在是新社会了！”牛福书记说。阿八爹勉强挤出一点笑容说：我知道是新社会，可是我家8个儿子，我要给他们都解决新社会的放炮问题，短着一万块钱呢。

一万块，我的娘哎，牛福书记只好摇摇头走开了，他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40块钱呢，不吃不喝20年才能挣够这个数呢，何况是年年倒挂的阿八家。

又扯远了。所以每年的冬天，村里的光棍们去趟省城，干两个月的活，天天喝霉干菜泡饭，到过年每个人能带回家三四十块钱。

胞兄从十四五岁起每年就跟着老光棍们跑省城，到二傻子读高一那一年，我娘就把他送到姨夫在邻县的工地上学做泥水匠，学了不到半年，他就把砌砖抹粉墙的活学了个顺手。因为读过初中，数学还特别好，后来姨夫就把看图纸施工的活也交给胞兄打理了，他的工钱也上涨到了老师傅水准，每月能挣三十多块钱。只是在外面吃饭是个大问题，顿顿吃梅干菜，嘴里都淡出个鸟来。

二傻子放学后除了割猪草，就是去小河浜里抓鱼。特别是暑假的时候，几乎天天就泡在水里，用毛竹片弯成直径一米多的大海兜（渔网），在水草底下或者哪个河湾的深水处兜鱼，每次总是能抓些鲫鱼、白条鱼，回来瞒着老娘，偷偷地把鱼腌了，往往几天时间，家里的瓦楞上就晒满了这样的鱼干。到了我爹借同事的自行车回家的那一天，二傻子就把这些鱼干装在化肥袋子里骑车送到邻县的工地上。

这些鱼干留给胞兄深刻的记忆，若干年后，已经做了小老板的胞兄怀念那些鱼干的味道，就去菜市场里买了一些回家蒸着吃，却怎么也吃不出早年的那个味来了。

总之，高二那一年，上课还是学了点东西，回家更多的是帮着老娘做些家务活。因为很多男人都可以出去挣钱了，日子似乎也好过起来，好多人家的草房都翻成了瓦房，也有外村的女人愿意嫁到“光荣村”了，甚至连阿八家的几个老光棍都娶了外村的媳妇，这让阿多失去了不少市场份额。虽说那些破房子还是不够兄弟几个分家，但是一大家子的人手多，四处拾掇一些断砖破瓦，竟也盖起了四五间平房。阿八爹的苦瓜脸也就慢慢变成了倭瓜脸。

过完年，高二的第二个学期开始了，班里有好几个男生跟老师打了招呼，说是想到上海工地上做小工去了，他们说反正也不想高考，不如去挣钱，要不将来老婆都要娶不起了。老师就答应他们说，等高考结束了一定给他们发毕业证书。有这等好事，哗啦啦，好多同学就都回家了。我很眼馋，就跟我娘说，我也想去上海做小工。我娘说，上海也不用去了，就去你姨夫工地上吧。带信给我爹，回话说不同意，说就几个月时间了，有枣没枣下一竿子，高考还是要去考、

这样我就只好每天继续抄抄写写那些复习资料。教室里人少了，也安静许多了，二傻子就安心地准备高考。

7月流火的日子，叔家翻晒床底下的一些旧物件，居然翻出来几本线装的古书，有《说岳全传》，《水浒》，《林海雪原》等小说，我找来了对付着读一些，虽然那些繁体字有许多不认识，但是前后连着看，大致的情节也能看得懂。有一天，坐在灶头一边烧饭，一边就翻小说，刚好体育老师路过门口，见二傻子捧着一本线装书在看，就说再过几天就要高考了，你还看小说？

我娘就把小说夺了要塞到灶堂的炉火中，我死活给抢了下来，说这两天我保证不看了，你把书给我藏起来，高考完了我再看。体育老师说，高考决定你以后穿皮鞋还是穿草鞋，你要是考好了，都不用下地干活了。

我点头表示听懂了，但是我心里想，那样的好事能轮到二傻子么？

晚上，我娘让开灯，叫我复习，我说算了，省点电费吧，该复习的都复习了，就看老天爷是否照应了。

到了晚上，胞弟偷偷地从床上下来，说我们去鱼塘里偷鱼去吧，给老大做鱼干。我说这个主意好，就把家里的那张大渔网（扮罾）扯出来，哥俩下水，各扯住渔网的两个角，在鱼塘里用脚踩水兜了几圈，往岸上棉花地里扔了好几条鲢鱼。我怕管鱼塘的来巡夜，说撤吧。胞弟说，再抓几条。哥俩就继续在鱼塘里兜。这时有几道手电筒的光在远处的水面上晃，我赶紧把胞弟拉到水草下躲起来，迎面朝上，留俩鼻孔出气。管鱼塘的听到棉花地里有噼里啪啦的声音，就知道有人把偷了的鱼扔到地里了，几道手电光就不停地在水面上扫，但是没发现我俩，说偷鱼的可能逃走了，就把几条鱼扔回到了鱼塘里。

等管鱼塘的离开了，哥俩才从水草底下钻出来，但是鱼没了，更要命的是，刚才慌乱中只顾拉胞弟，却把渔网给弄丢了。哥俩就在鱼塘里摸了许久，死活找不到渔网了。这张网是老爹花了好几块钱在萧山买来的，弄丢了的话，他一定会抽我们耳光。但是在黑漆漆的鱼塘里摸了许久，还是没摸到，怕天亮了被人发现，哥俩只好先回家了。

偏偏第二天刮台风下大雨，河水暴涨，我娘叫我俩用扳罾去桥头扳鱼，但是她死活找不着渔网了。没办法，我只好说，渔网给沉到鱼塘里了，这一发大水，怕是找不回来了。老娘说，就等你爹来收拾你俩了。

这也成了二傻子与胞弟最后一次抓鱼的经历了。因为两天后我爹骑着借来的自行车回家来，跟我娘商量说，航运公司现在有顶职的指标，但是条件是要提前退休，才能让儿子顶替。那会儿顶职就意味着吃皇粮，可以逃离农村，我们班上已经有好几个同学顶了父亲的职去城里上班了。

老爹跟老娘说，现在先办退休手续，过段时间再让儿子去上班。那么问题来了，让哪个儿子去顶职呢？我爹说，老大已经是泥水匠了，还是个熟手了，去顶职的话手艺就废了。老小要等到两年后才满18岁，按说二傻子最合适，“但是二傻子要高考，万一考上了呢？”我娘说，就二傻子这货，估计也考不上，让二傻子顶吧。我爹说，看看再说吧，但是单位里刚刚新组建了一个船队，正缺人手，说是每家可以先推荐一个临时工。我说那我去吧，老爹说你就安心准备你的高考，让老小去吧。

这样胞弟第二天就坐在老爹的自行车后座上去做水手去了，没了胞弟，二傻子一下子感觉空落落的。但也正因为家里的这桩大事，我娘也就没记得把渔网给弄丢的事说出来，或者她根本就不想把这破事告诉我爹。这使得我少挨了一个耳刮子。

7月6日那天的傍晚，我娘特地多煮了一点米饭，因为第二天我要去镇上参加高考了，老娘把米饭盛在一个大号饭盒里，往饭里面夹了一筷子梅干菜，还放进去一个咸鸭蛋。隔壁的体育老师端着饭碗走过来说：放一个鸭蛋进去，让二傻子考个零蛋回来啊？不好。我娘说零蛋就零蛋吧，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班里另外几个参加高考的同学结伴去镇上，书包里只放了一个饭盒和准考证、钢笔，到了镇中学，才发现很多考生都带了复习资料，趁着考前的一点时间还在拼命背诵着什么。我们几个则无所事事地在镇中学操场边上闲逛。

第一天上午考语文，试卷都是打印的，纸张也厚，拿到手里有点小兴奋，因为从来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试卷。前面那些判断题是非题，都只有1分2分的，二傻子嫌少，就稀里糊涂地做完了。后面是一道文言文翻译成现代文，记得好像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之类的一段话。我的文言文基础不错，这道十几分的题目自己感觉答的还可以。

但是最后那道作文题有点麻烦，好像是改写一篇文章，这玩意从来就没做过，平时作文，总是老师出题目，我们写就是，那有什么改写之类的，没练过，就傻眼了，也不知道怎么糊弄了，总之是时间到了，好像文章还没做完，卷子就被监考老师给收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