咋现在又不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呢？

----一位原武钢党委宣传部退休的老干部愤愤不平地问我的话！

汪华斌

昨天意外碰见当年武钢党委宣传部的一位朋友，当年与他认识就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的讨论之时；当时他很有文才，写出来如何区别真理和谬误令我佩服不已。他说‘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正确区分真理和谬误’。然而当我旧话重提时，他竟然说惭愧；因为武钢现在的事实告诉我们，早就没有人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了。他说如果有，为什么武钢的邓崎琳能够腐败这么多年；如果真的有，为什么没有人承认武钢的改革失败；难道武钢的改革是成功的吗？

是啊！改革三十多年了，我们社会依然是正能量说改革成绩卓著；可武钢经过改革现在却越来越困难，难道就不应该对这样的改革反思吗？当年我们为了给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的老干部平反，所以我们社会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大讨论；在讨论中大家接受了马克思提出了的检验真理的标准，“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毛泽东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所以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从而拉开了为老干部平反的序幕。

然而我们的改革虽然设计的改革是公平的，如住房改革就是杜绝领导干部的住房不正之风；然而住房改革后却造成老百姓真的没有住房了，因为领导干部依然还是有办法拥有住房；如武钢的邓崎琳按照等级拥有了别墅住房，可他竟然将原来的住房同样据为己有；即使如此，他还多占住房。要知道他已经拥有了武钢最高住房补贴费，可他同时竟然还是拥有特权房的人；而我这1985年经武钢分房小组确定的无房户，竟然是从来没有分配过住房的人；这难道就是我们的住房改革公平吗？同样邓崎琳说他税后年薪只有四十几万时，我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竟然只有补贴费每月360元的下岗人；难道邓崎琳就比我拥有超能力吗？也就是说我们的改革的确造就了这些人成为与国际接轨的富人，但却同样没有抑制他们的腐败行为；更没有见到他们贡献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改革，难道不应该反思吗？

其实我们现在应该反思的可不仅仅是一个武钢，因为我们社会有很多改革如果回头看发现与改革设计背道而驰；如城市建设，只见到政府投资基本建设与开发商投资房地产成两条主线；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立体交叉的交通与林立的高楼大厦。因为我们看到的除政府机关与事业单位在同步扩大外，而老百姓的经济主体却在快速萎缩；难道我们城里人就是每人拥有一个门面就是经济来源吗？再比如说农村城镇化，同样是卖地搞房地产与住房拆迁；这也是现在老百姓在城里无法赚钱，竟然回到自己的农村而无法生活了；因为农村住房不仅没有土地了，而且还不允许你维修你自己的住房；所以居住无房与种粮无田的现实，难道你还能在你的家乡生存吗？

在我们这个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走来的社会，竟然通过改革造就大批想当然的人；因为我们在任何单位或任何时候都能见到大小领导的大手一挥，这就是改革的决策；如邓崎琳的大手一挥，武钢就失去了一半；再大手一挥，武钢的另一半也荡然无存了。在社会科学领域，同样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理论上无法穷尽的知识。宋代大词人陆游就说过：“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现代社会科技与信息的因素已经深深渗透到人们生活和工作之中，所谓的‘虚拟’也越来越时兴了；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的任何领导者都特别自信；因而我们社会也是专家学者最多的社会。然而可惜的是社会实践并不按照专家学者的意志转移，因为实践证明很多领导的决策是彻头彻尾的失误；然而我们今天再也不讨论实践的证明了，我们全部是正能量的宣扬；如邓崎琳退休前的考评竟然还是优秀，这就是我们这实验检验真理的社会的普遍现象。更重要的是这种现象从小延伸到大，因为我们现在竟然国策也是如此；如我们看到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后，我们的政府就公开宣布是我国的了；因为我们开始了防空识别区。可到今天我们竟然见到日本要在钓鱼岛布置全球鹰，这难道又是我们的伟大胜利吗？此外就是2008年我们用四万亿救国际金融危机，可我们今天自己的经济危机呢？难道我们的经济还是蒸蒸日上吗？

总之，人的认识与实践须臾不能分离。认识真理，实践是基础；检验真理，实践是唯一标准。为何对改革不适用这个标准，这也是困惑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地方。因为如果适用这个标准，实际相当多的腐败分子老百姓早就自动清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