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的概念明显没有“道”的概念对“礼”所具有的批判继承，“仁”的概念尽管不同于“礼”，但区别不大。它直接继承了“礼”，只是对其稍加改善，强调了对统治者本身的约束，但这种约束是建立在等级观念的逻辑基础上。可以这么说，“仁”的概念是对被统治阶层的一种妥协，一种安抚；在加强对社会控制的基础上强调了统治者的自我约束。不过，这种约束只能来自于统治者自身的“良知”，即“君君”，君的样子。这种约束是虚的，不强制的，但对社会的控制却是有力的，实在的。
但比起法家思想来，儒家思想要好得多。好在哪里？好在那么一点点对统治者自身的约束。尽管这种约束非常柔弱，停留在道德层面，但比起没有这种约束要好得多。法家学说就没有这种约束，所以才有秦始皇的“至高无上”，肆无忌惮。法家的法律完全成了社会的枷锁，戕害了人与社会。
“仁”的概念是孔丘哲学的立足点，犹如“道”的概念是老聃哲学的立足点。而它们都是来源于对“礼”的继承，只不过“道”的概念是批判继承，对“礼”有很强的批判。“道”的概念极力贬低了“礼”中包含的等级思想，提倡朴素的平等思想。
孔丘除了提出“仁”概念，还直接继承了“礼”概念，把“仁”与“礼”并列起来。孔丘哲学力图恢复西周的社会秩序，西周社会是孔丘追求的理想社会。古中国社会的“好古”思想在孔丘这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老聃哲学对社会形态的变迁持悲观心态，这给了孔丘哲学的好古以强大的“支持”。
“孝悌”是孔丘哲学在家庭组织层面对“仁”的具体阐释，通过这个阐释，我们更加明确孔丘对“仁”的界定。“孝悌”的依据是“礼”，强调了等级思想，强调了社会秩序，也正是因此，二千多年来，人们把儒家思想归结为“礼教”。那么，在家庭组织层面，“仁”在哪里？孔丘通过家庭组织中天然的情感来弱化“仁”概念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等级分别”，“仁”的内在约束通过家庭组织中天然的情感很好地实现了，这被孔丘极力渲染，来论证社会秩序中的“仁”。通过家庭组织中天然的情感来美化社会秩序中冷冰冰的、残酷的、丑陋的单向控制，这种狡猾的伎俩在现今社会中依然广泛运用，宣传企业是一个“家”。
在孔丘哲学与老聃哲学之间的继承关系上，前者明显继承了后者。我们可以从深层的逻辑关系中寻找到它们之间的继承关系。
面对春秋以来的社会乱局，智识阶层首先要突破传统社会文明的束缚，归结到关键点，就是要全面总结三代及三代以前创造的社会文明，在知识上取得重大突破。但在老聃之前，完全没有。虽然出现了早期的法家思想，但根本不成气候。三代及三代以前创造的社会文明，分两大块，一块是自然哲学，这是社会文明的知识根基。另一块是“礼”，包含混沌的人文科学，不成型。
春秋社会的智识阶层首先要面对《易经》所包含的自然哲学，五行学说、阴阳学说、八卦学说等，这是三代及三代以前所创造的社会文明的知识根基，不对这些进行深层的研究和总结，创新是不可能的。它就像横亘在前行路上的大山，不开拓出一条大道，前行者是无法前行的。这个使命落在了老聃身上，老聃完成了对自然哲学的研究与总结，他同时对“礼”进行了深层的批判。
孔丘曾四次向老聃问“礼”，这不是简单的。尽管老聃在《道德经》中压根儿就没有把“礼”放在眼里，但这并不表明他对“周礼”的研究和掌握比孔丘弱。老聃是一位比孔丘博学的人，在知识上更加丰富，在理论上更加扎实，在创新上更加突出。也许，有很多人不服气。但我要说，这个评判是中肯的，并没有贬低孔丘。老聃专心研究学问，扎扎实实一辈子，天分和勤奋他都占着。
我们再来强调孔丘哲学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它对三代的继承，另一个是它的原创性。我们首先来探讨第一个，儒家学者强调孔丘哲学继承了三代的正统，这个是不对的。关于正统，说法很笼统，但正统不同于官方。不是说官方肯定的就是正统的，这个是完全片面的。也许，“正统”这个概念就是不妥的，如果它就是指官方肯定的，那么就不必说“正统”。但如果它指社会主流的，那么它就是不同于官方肯定的。或者，“正统”仅仅指既是社会主流的，又是官方肯定的；这就要看具体的情况了。如果“正统”的内涵是如此，我们来看看孔丘哲学是否继承了三代的“正统”？
三代的“正统”是什么？三代是一个跨度极长的历史，从夏启建立夏朝到春秋时期大约1300年，再到孔丘出生大约1500年，这么漫长的历史用一个“正统”来表述是不妥当的。再者，“正统”概念本身太过狭窄，用这么狭窄的概念去表述一个社会整体的社会文明也是不妥当的。如果我们强行用这个概念去表述，那就抹杀了差异与变化，把人与社会困在一个狭小的牢笼里。这不是我们认识的初衷。
即使“礼”的概念，其包含明确的等级观念。如果说这个是“正统”，那么法家学说更是继承了正统。因此，说儒家学说继承了三代的正统是不妥的。
第二个是孔丘哲学的原创性。孔丘哲学是有原创性的，这个原创性在什么地方呢？用孔丘自己的话说，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是其所是”是一个深刻的思辨追问。老聃哲学在追问这个问题时，它过于注重变化而在其中迷茫。既然世界万物的变迁从不停歇，万物的形态不会保持一个样子，也就没有了“本来面目”。老聃的这个认识是错误的，他陷入了变化的迷思中。世界万物尽管总是处于变迁之中，但变迁却遵循极限原理；万物在一个有限范围内的变迁保持其本质不变。中国有句古语，“万变不离其宗”；万物的变化遵循其规律。比如，我们每个人生来就在成长，在母亲子宫里孕育，从出生直到老去，从始至终都在变化，但我们还是我们。因此，“是其所是”本身是变化的，而不是不变的。我们不能把“是其所是”理解为不变的。
世界万物“是其所是”是成立的。因此，人与社会也有其“是其所是”的本来面目。其实，“是其所是”就是实体的本质趋向。
社会秩序，孔丘以此为社会的本质。孔丘非常看重社会秩序，没有社会秩序在孔丘看来就是不可理解的。无论这个社会秩序如何让奴隶阶层遭受地狱般折磨，孔丘都是不妥协的。他视其为“必然”，视其为“天道”。对于创造和维护这个社会秩序作出“贡献”的人，孔丘称其为“圣人”。在这里，我们充分看出孔丘对变化的敌视，对人的幸福的敌视。
“社会秩序”是一个中性词，对于社会秩序，我们要加以区分。社会秩序有良性秩序和恶性秩序两种，我们希望社会有良性的社会秩序，而不希望社会有恶性的社会秩序。但在孔丘哲学中，社会秩序却没有区分。在孔丘眼里，社会只有两种，有社会秩序的和没有社会秩序的，即混乱的、纷争的社会。他的这种认识是偏狭的，他把秩序与混乱做比较，很肤浅地断定秩序要远远优于混乱。孔丘不理解，春秋战国社会的战乱与纷争是怎么从西周初期的安定与稳定演变而来的？寻找不到这种社会形态演变的内在动因，并在其基础上肤浅地判断秩序与混乱的优劣是错误的，不负责任的。社会秩序不是社会的本质，它只是社会形态派生的一种现象，是社会外在的特征。
在丢失了部落社会朴素的平等、自由、民主之后，孔丘追求的社会秩序只能是“礼”所塑造的社会“等级”秩序。这一社会思想同样受到法家学说的肯定，并有过之而无不及。战国后期，法家学说鼎盛一时，法家学者大肆攻击儒家学说与墨家学说，韩非在《五蠹》中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法家追求的社会秩序更加恶毒。
不对社会秩序加以评判，不加以区分，肤浅地肯定社会秩序，这是一种无知。尽管社会需要秩序，但它需要的是一种良性的秩序，而不是恶性的秩序。社会的本质不是社会秩序，社会秩序也不是社会的目的，社会的本质是满足人的幸福，以及社会融合。社会秩序是社会派生的外在现象，不可能是社会的本质与目的。
孔丘不理解西周以来的社会变迁，不理解“礼”的衰败，他肤浅地总结夏启以来的社会文明，在肯定“礼”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仁”的概念，并进一步明确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尽管社会等级观念不是孔丘提出的，但孔丘哲学无疑把社会等级观念提升到社会本质的高度，这就是孔丘哲学的“原创性”所在。
先秦的“诸子百家”，汉代学者总结为“十家九流”。在剔除一些政治经济主张类的似是而非的学说后，能上升到哲学层面的学说其实没有那么多。而在这些流派中，又以道家、儒家与法家三家对后世的影响最大。
法家学说在很早就有了“启蒙”，管仲被视为法家先驱，这个时候，老聃和孔丘还没有出生呢。因此，“法家学说”才是继承三代社会文明的“正统”，如果非要论个“正统”的话。
法家学说与儒家学说是存在区别的，但区别并不大。法家学说和儒家学说都是从“礼”的思想演变而来的，都是建立在社会等级思想的基础上。两者都把社会秩序看做社会的本质，都强调建立社会秩序的重要，只是主张建立的途径不同。儒家主张通过仁孝的途径建立社会秩序，法家主张通过王法的途径建立社会秩序。“仁孝”是道德的范畴，“王法”是法律的范畴；但儒家和法家两者的社会治理模式都属于人治的范畴。在社会等级思想的大背景下，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都是人治模式，而非法治模式。
儒家与法家的区别，其核心在于君主与社会的关系。在一个政治化的社会里，政府与社会的界限被极端化为君主与社会的关系。社会政治集权到政府组织，再从政府组织集权到中央，再从中央集权到君主；所以，君主与社会的关系就变成了核心问题。儒家主张在肯定君主权利至上的基础上约束君主，从而缓解社会的不满，构建一个“人人安居乐业”的社会。法家主张集权于君主，压制社会的一切不满，通过王法强行“建立”社会秩序。
我们明显可以看到，法家完全漠视西周社会以来“礼”的衰败，完全否定人的平等与尊重，把社会等级思想推向极端。法家学说肯定变化，抨击儒家学说的“法先王”，但它的目的不是否定社会等级思想，不是否定先王对“礼”的肯定，而是沿着“礼”的社会等级思想，把它推向极端。顺着三代的集权思想，法家学说企图建立一个无比残酷的君主集权专制社会。秦始皇建立的大秦帝国就是法家学说追求的理想社会。唉，我们哀叹！
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社会文明中，只有老聃哲学是最为积极而良性的，尽管它看起来是悲观的；在影响后世的最大的几个思想流派中，只有道家学说是最为有益的。在尊奉道家学说为官方哲学的西汉初期与唐王朝，中国古代社会双双走向了巅峰。这是巧合呢？还是某种必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