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家底有多厚？地方政府债务有多危险？企业的杠杆率有多高？杠杆率如何调整？如何化解资产负债表风险？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报告(9月27日 21世纪经济报道)。

笔者通读这部“国家账本”深感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全社会资产实力的迅速扩大，实体经济发展速度之快，金融与非金融部门资产之壮大。特别是资产负债率控制在较低水平，倍感欣慰。

国家负债率由2007年的41.8%提高到2013年的49%，上升7.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总体负债率处在一个较低水平。

唯一担心的是，负债率增速过快，特别是近几年增长太快。从 2007年-2013年国家负债率由41.8%提高到了49%，6年时间提高7.2个百分点，整体负债率提高较快。其中，2009年、2012年和2013年上升较为明显，分别上升2个百分点、3.2个百分点和1.5个百分点。这一方面说明，国家负债率上升与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下滑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折射出，为应对金融危机，加速借贷负债投资，快速推高全社会负债率。尤其是2012、2013年上升这么快更加应该反思和重视。

负债率过高或者增速过快不仅推高全社会经济负担、经济成本，更主要的是大大降低了全社会的抗风险能力。经济一旦走向衰退，高债务发展风险就会立即暴露出来，最容易导致资金链条断裂，发生金融风险甚至金融危机。

虽然中国整体负债率不算高，但增速过快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绝不能因为负债率不高而对增速过快掉以轻心。

最让笔者担心的是中国全社会杠杆率太高问题。2014年末，中国实体部门(不含金融机构)的债务规模为138.33万亿元，实体部门杠杆率为217.3%；而中国经济整体(含金融机构)的债务规模为150.03万亿元，全社会杠杆率为235.7%。实体部门和全社会杠杆率达到2倍多。这是非常罕见的。杠杆率一定程度上就是风险率，足以看出全社会与实体部门风险之高。而在高杠杆率中，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细胞-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这两大主体占比过高。

1996－2014年，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机构部门和政府部门杠杆率对全社会实体部门杠杆率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6.8%、32.1%、12.1%和28.8%。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占到将近六成，足以看出实体经济负担之重，成本之大，风险之高。

当前中国资产负债表还存在结构风险，主要表现为期限错配、资本结构错配、以及货币和资产错配。这些错配既与发展阶段相关，更与体制扭曲有关。因此，解决资产负债表风险，根本上还要依靠调整经济和金融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必须重视中国实体经济以及全社会杠杆率过高问题。这是最大的风险隐患。降低全社会杠杆率就是降低全社会风险，才能确保整个经济金融稳健发展。

有效对策是调整全社会的融资方式。大大降低债务性融资方式，大大提高直接的、权益性融资比例。这不仅能够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更重要的是能够降低全社会杠杆率，降低整体经济运行风险，提高经济抗风险能力。

这就要求尽快放开资本市场融资，启动股票发行注册制，降低股票市场融资门槛。放开全社会直接融资市场，包括股权融资、PC、可转债、资产证券化等等。

当然，地方政府杠杆向中央政府转移，即地方去杠杆，中央加杠杆也是可选择方案。鉴于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的杠杆率为42.7%，而中央政府的杠杆率仅为15.1%，这种转移存在客观可能性，地方债务置换就是适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