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共广东“党校”
——1938年中共广东省委第一期训练班简记
口 钮海津
关键词：党员骨干训练 抗战干部培训
1.开办省委训练班的背景
大革命失败后，经过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派梁华昌、书记高文华派薛尚实）于1936年到香港恢复广东党地下组织，以香港为中心的中共地下组织得到迅速地恢复和发展【4】。
至1936年9月，基于地方基层党组织陆续恢复重建，薛尚实即报告中共中央北方局，要求成立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南临委”）。“南临委”成立前后，积极发展新党员、建立新支部，开展大面积的宣传鼓动抗日工作【1】。
又至1937年8月，广东党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撤消“南临委”，正式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张文彬为书记，薛尚实负责组织，饶彰风负责宣传，梁广任委员【1】。
再至1938年4月，中共中央批示，撤销“南委”，成立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常委兼组织部长薛尚实，常委兼宣传和统战部长饶彰风，常委兼军委书记尹林平，常委兼职工委员会书记梁广。省委决定：集中全力抓党的建设，培训党员、干部，积蓄力量；着手组织抗日武装，准备迎击日寇进攻华南，坚持持久战；选派政治可靠的党员、干部以公开身份到国民党当局任职，分化瓦解广东当局上层人士，积极开展广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
省委的“集中全力抓党的建设，培训党员、干部，积蓄力量，着手组织抗日武装”的这一决定很快在当年6月份就实施了。
2.第一期省委训练班的情况
1938年6月，主管顺（德）番（禺）中（山）的中心县委书记孙康亲自通知我父亲，中心县委选派我父亲去香港参加中共广东省委第一期训练班学习。此前，1937年2月至1938年夏，我父亲由中共香港市委派到中山县九区，以教师的公开身份做掩护，一年时间里恢复了当地大革命时期的党的组织，建立了区委，发展近十个支部，建立了一支武装部队【2】。
我父亲徐云的回忆【4】——
赴中共广东省委第一期训练班后，学员们先在香港学习了约十天。在香港时，训练班只有香港、中山两地的学员，约八九名学员参加。
在香港，来训练班讲课的知名领导有廖承志（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张文彬（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廖承志在讲第一堂课前，在训练班里逐一和学员单独谈话，内容有：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有否决心一辈子把一切献给党。廖承志（1908-1983）是民主革命的先驱廖仲恺、何香凝之子，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被党中央派往国统区工作。
过了八九天后，省委书记张文彬来上课了，他向我们传达当前的政治形势。张文彬（1910-1944）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七军政委，后调任毛泽东秘书。1938年4月任广东省委书记，积极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和扩大游击武装，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42年6月因叛徒告密在广东大埔高阪镇被捕，关押在江西泰和监狱。在狱中，他痛斥劝降的无耻叛徒，坚强不屈，明确表示：“宁可坐牢而死，决不跪着爬出去。”因遭受敌人折磨而染上肺病，又得不到医治，于1944年8月牺牲在狱中，年仅34岁。
张文彬向我们传达了政治形势后，训练班转往广州继续“下半场”。香港的八九名中共学员到达广州后，与来自全省的二十多名中共学员汇合。学员总数达到三十多人（据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职工委员会书记梁广的回忆，省委训练班的地址在广州市教育路93号）。
省委第一期训练班在广州开课时，是省委书记张文彬主持开学礼，他勉励我们要以党性保证完成学习任务，把广东的工作开展起来。张文彬经常来讲课，以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
除了省委书记张文彬外，在省委第一期训练班讲课的还有：云广英（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主任）、尹林平（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罗范群（中共广东省委委员）、陈健（中共广州市委宣传干事）、梁广（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职工委员会书记）等。
梁广主讲的是工人运动的课程。产业工人出生的梁广在苏区工作过，担任过红军师长，又曾到苏联留学，因此斗争经验丰富，理论基础好，讲课深入浅出，很受欢迎。
省委第一期培训班开办期间，日侵敌机不断轰炸广州，城内经常停电停水，但省委仍然坚持完成了训练任务，为广东抗日队伍输送了骨干人才。
省委第一期训练班即将结束前，我父亲看到省委负责同志亲自与一些学员做个别谈话、分配工作。但谈话的内容不外传。我父亲的一些比较接近的学员被分配在省委机关工作（父亲在“交代材料”里没有列出这些学员的名字）。
我父亲徐云和叶向荣是中山县中心县委委选派来训练班学习的，事前定好是要回中山县的。所以省委负责人没有找他俩谈话。
3.第一期省委训练班的“班友”
我父亲徐云在这个位于广州市教育路93号的省委第一期训练班里，与一些“班友”后来成为战友、同事、朋友：
——负责接收学员组织关系、管理组织生活和日常生活的，是班主任金阳。金阳和我父亲在青年时期建立的友谊一直延续到老年，他俩还做过同事，并先后下放海南岛，先后担任冶金工业部海南钢铁公司党委第一书记兼经理。后来，金阳历任中南局工交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广东省环境保护局局长、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金阳于2003年9月20日在广州逝世，享年85岁。
——在港学习期间，我父亲见一名学员只来学习而不住班里的宿舍，显得较特殊。后来训练班转到广州后，我父亲与这位学员编在同一个支部才同住在一起，而且同是学习组长，也常一起开会，但大家都用假名字，互不知底。直到一年后，中共广东省委东南特委书记梁广来中山检查中心县委常委的工作，梁广对我父亲说：“刘宣向你问好。”我父亲才知道这位学员叫刘宣，在东江工作。刘宣(1915-1991)出生于香港，1935年以后参加香港抗日救国会，从事抗日活动；1937年6月任中共香港市委青委委员；1941年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大队民运部主任。解放后历任东江行政专员公署副专员，海南筑路第三工程副局长，广东省交通厅副厅长兼党委书记，交通部第四航务局党委书记等职。他于1991年5月15日病逝于广州。
——与我父亲由中山中心县委一同派去训练班的还有叶向荣（1916-2009），他是地道的“中山仔”。我父亲是到了训练班时才与叶向荣认识的。我父亲回忆【4】，叶向荣是提前十天回中山去的，并先期分配了工作——打入民国中山县游击第三司令部政训室。我父亲徐云回到中山后调到中山县中心县委担任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仍主管中山县九区的工作，与叶向荣时有开会见面的机会。至1944年，叶向荣做了“红色县长”——抗日民主政权中山县行政督导处主任。此时，我父亲徐云也做了“红色县长”，在顺（德县）番（禺县）担任县行政督导处主任。叶向荣解放后历任中共西江地委副书记，西江行署副专员，广东省交通厅厅长，广东省经委副主任，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委员。他于2009年11月16日在广州逝世,享年95岁。我父亲对我说过，他最佩服叶向荣的反思精神，叶向荣在“文革”被关押批斗的那几年，坐在地板上将广东地下党的组织建立和武装建立的全过程过了脑海几遍，“重新演义”，推翻错误的，坚持正确的，批评极左的，斧正盲目的，从而找到本可使广东地下党的组织建立和武装建立更好、更强、更健全的方式方法。其中，对我父亲那届中山县中心县委的工作以及特委负责人的错误，有着客观中肯的分析。我父亲对这位当年的下属干部颇为赞赏，请他撰文发表，叶向荣说只能对几位知己言说，不能上刊。这，他俩都懂的。
和我父亲在训练班同组学习的有一位广州女青年余慧，训练班临结束前的几天才与我父亲有对话交流。余慧当时约十九二十岁，她告诉我父亲她是做工人工作的。余慧（1920-2013）曾是广州民众歌咏团团员，抗战时参加中共华南抗日武装部队东江纵队。解放后历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青妇组负责人，广州市妇联主任、书记，广东省妇联党组副主任、书记，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中共广东省顾委委员。余慧于2013年9月10在广州逝世，享年93岁，她是前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中共华南抗日武装部队东江纵队政委尹林平的夫人。尹林平，在第一期省委训练班时讲过军事课。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父母亲带我到广州东山新河浦去看望过被“反地方主义运动”和“文革运动”削职困囹的尹林平-余慧夫妇。每次，他们四人先是热情招呼、沏茶问候，落稳身子后就是无言静坐，默默“交流”半小时左右，且竟可同时起身分别，紧紧握手，眼睛讲话。这情景，留给我有很深很深的镜像。
4.回到中山开办县委训练班
1938年8月后，第一期的中共广东省委训练班成员回到各地县委。我父亲也回到中山县中心县委后与常委们一道坚决执行中共广东党组织的工作任务：
一、以建党为中心，切实做好建党工作。由点到线到面地发展，使中共广东党组织发展成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党。
二、大力开展群众运动，争取群众团体的合法地位或派人到以当局名义组织的群众团体中去任职，以便有利于开展抗日工作和掩护党的发展。
三、利用广东当局部分上层人士比较开明的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广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四、积极参加自卫团，领导地方群众抗日武装【1】。
同时，中山中心县委还在当地组织开展了基层党员的抗日宣传鼓动工作，举办各种类型的党员培训班。其中，中共中山县常委委兼县委书记李国霖、常委兼组织部部长梁奇达、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我父亲徐云、委员兼妇委梁绮卿（我父亲前妻、植地庄战役抗日烈士）和黄锋等负责人在中山县立第七小学举办多期游击队训练班和中共党员学习班，为珠江三角洲乃至广东地区培养和输送了大批抗日武装骨干，为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3】。
5.第一期省委训练班结业之后的态势
1938年8月，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长李大林和省委军委书记尹林平在广州召开军事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各地党组织的军事工作要以地方群众自卫队工作为中心，要利用各种合法形式组织群众抗日武装，各地党组织要派党员参加国民党当局成立的各种自卫队。会议要求全体党员努力学习军事，积极响应省委“党员军事化”的号召。
1938年10月，侵华日军在中国华南登陆，我父亲徐云遵循第一期省委训练班教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的指示：“中山县委成立后，书记要亲自抓武装”，在孙康（省委候补委员、中心县委书记）的领导下，与李国霖（中心县委副书记）、梁奇达（常委兼组织部部长）、梁倚卿（委员兼妇委主任）一道很快建立了一张稳固、可靠的组织网络。中心县委在1938年把组织别动队作为抗日武装的主要形式。至1939年1月，全县已组建别动队300人枪，其中共产党员100多人，并取得两次全县军民抗击日军的横门保卫战胜利。于此，我父亲徐云还于1938年至1939年间担任主编，采编出版了中共中山县中心县委机关刊物《别动队》杂志（铅印半月刊），以加强抗战的宣传鼓动，号召100万中山同胞起来，为保卫乡土，保卫国家民族而奋斗【2】。
1939年7月，中共广东省委又先后举办了几期县委干部、特委干部的训练班和学习班。训练班除了学习马列主义的基础知识、游击战争、群众工作、支部工作、秘密工作等课程外，还增加了党的纲领、党的纪律、革命气节等课程，提高了受训党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和阶级觉悟，加强了组织纪律性。暴露了的干部经训练后，则分派到新区工作（注）。至1939年底，广东省委训练的党员有200人以上，其中县委干部116人，特委干部7人。此外，中共中央和省委还派李崇（振亚）和邬强到惠阳坪山，主持省委举办的游击训练班，为抗日游击队培养近百名军事干部；各地特委也培训区委、支部干部达591人【1】。
（注：1939年7月下旬 中共中央南方局发出秘密工作条例，要求各地党组织从半公开形式转到基本是秘密形式，实行与地下党相适应的工作方法；建立完全的秘密机关，严禁无直接工作关系的同志进入这些机关；采用个别接头与单线联系；党员被捕后不得轻易承认是共产党员，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被迫承认时，也绝对不能暴露党的任何秘密和组织情况，绝对不能供出其他同志。广东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加强对党员遵守秘密工作条例的教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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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1938-1939年）
【2】中山县政协《中山县 抗日战争时期《中山县党史》
【3】吴添渭：《西桠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5年11月9日）
【4】我父亲徐云的回忆。前些天，我在多年未清理的柜子里提出那袋三十多年前“叛徒内奸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徐云专案组”退回来的文件包，翻看1967年至1974年“造反派”和“革委会”勒令我父亲徐云（原名钮眧）写的有关“交代材料”。现将内外文献一并整理，述略如下（“内”，是基于父亲的交代材料；“外”，是我从公开文史里编辑的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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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海津：《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共广东“党校”
——1938年中共广东省委训练班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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